| 字词 | 春秋繁露 |
| 类别 | 中英文字词句释义及详细解析 |
| 释义 | 《春秋繁露》《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是汉代儒学的重要著作，17卷。它是董仲舒的部分论文，由后人编辑成书的。宋人程大昌、朱熹、陈振孙等认为它是伪书。其理由是：辞义浅薄；以《繁露》篇名作全书名；《太平寰宇记》、《通典》引《繁露》之文，今本无有。楼大防、黄震和近人金德建力反此说。楼据罗氏兰台本详细考证，证实程说不能成立，后人皆同意楼说。本书在北宋时，即有刻本流传。《崇文总目》说：“其书卷82篇，义引宏博，非出近世。”南宋开禧三年(1207)胡仲方得罗氏兰堂本为37篇，又得82篇本，后经胡榘校刻，即成为现存最早的17卷版本。此后刻印的《春秋繁露》大致都出于这一版本。现存最早《春秋繁露》的版本，是南宋嘉定四年(1121)江右计台刻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校注本的书较多，如惠栋、纪昀、卢文弨、凌曙等，最详赡的是清人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 董仲舒(前170～前104)，广川(今河北景县)人，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潜心话《春秋》，下帷讲授，3年不窥园。曾任景帝博士。武帝即位，他在《举贤良对策》中，阐述了以“天”为核心的哲学和社会政治、伦理观点，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武帝所采纳。后免官家居，胡廷有大事，仍常派人向他请教。他的著作很多，保留下来的，已由后人集为《董子文集》。《春秋繁露》发挥《春秋》之旨，多主公羊之学，杂阴阳五行之说。其论虽本于《春秋》，然其内容大部分与《春秋》无关，性质与《尚书大能》、《诗外传》等相近，论述政治、哲学、伦理、教育等观点。有关哲学思想的主要篇目有：《楚庄王》、《玉杯》、《十指》、《深察名号》、《重政》、《五行之义》、《五行相胜》、《循天之道》等。它继承和发展了殷周以来的神学天道观，并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提出了一个以“天”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认为天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天者，万物之主，万物非天不生。”(《顺命》)“天”神行使阴阳五行之气，体现它主宰宇宙万物和喜、怒、哀、乐之意志。据此，提出了“天人感应”说。也有人认为《春秋繁露》的哲学体系是“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它的“天”是属自然性的。本书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主要见于《楚庄王》、、《基义》、《制度》、《立元神》、《王道通三》、《天道无二》等篇。它针对西汉中期的社会形势，提出了：“使富者足以学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制度》)的政治理想。它极力推崇君主，把君权说成是神授的：“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深察名号》)君主和“天”神一样，神圣不可侵犯。伦理与人性论思想，主要见于《基义》、《实性》、《阳尊阴卑》、《天地之行》、《竹林》、《五行对》、《仁义法》、《奉本》等篇。提出了“三纲”、“五常”封建伦理思想。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三品，认为大多数人都是“中民之性”，都需要通过帝王对他们进行教化。《春秋繁露》把封建统治神化、伦理化和哲理化，提出了一个系统的维护封建统治的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为中国封建统治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中国政治、哲学、伦理、教育、经济等思想发展史中，有较大的影响。 春秋繁露 哲学著作。十七卷。汉董仲舒撰。各篇陆续刊行，汇成于隋。 董仲舒，生于汉高祖九年(前198年),卒于汉元封五年(前106年)。汉广川县(今河北省景县)人。做过侯国之相，很受皇帝之宠，以致退休返乡后皇帝有些事还找他商议。他喜爱读《春秋》,并能领会其意加以发展。他说：“今《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然而其辞体之微，故难知也。弗能察，寂若无；能察之，无所不在。是故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则天下尽矣。”这说明董仲舒读《春秋》不只停留于词句之中，而是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使前后连贯，明辨是非。《春秋繁露》一书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对《春秋》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春秋繁露》共十七卷，七十九篇文章，多以议论形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有的主论《春秋》,有的先提出一个观点，然后再具体说明。 《春秋繁露》从卷一到卷六的前四篇文章共十七篇，主要是发挥《春秋》的微言大义。如《玉杯第二》、《竹林第三》、《玉英第四》、《十指第十二》、《重政第十三》等。从卷六后三篇到第十卷的第三篇，共二十篇，主要论述君主治理国家的原则和方法，包括正名、人性、仁义、礼乐、制度等诸方面。主要有《离合根第十八》、《立元神第十九》、《仁义法第二十九》、《观德第三十三》、《深察名号第三十五》等篇。从卷十的五行对第三十八到卷十四前三篇及《天地行第七十七》到《天地施第八十二》共十三篇，论天地阴阳的运转、灾异的发生和消除，阐发天人感应之道理。主要有《为人者天第四十一》、《五行之义第四十二》、《五行相生第五十八》、《五行相胜第五十九》、《治水五行第六十一》、《治乱五行第六十二》等。从《郊语第六十五》到《祭义第七十六》共十二篇，论述祭祀天地、宗庙以及求雨、止雨的仪式和意义，发挥遵天敬祖的道理。由于在各篇的主旨及思想内容方面多有兼容现象，因而该书的主要内容大致可分为七个专题：一、论述《春秋》,阐述其义；二、阴阳理论；三、气的运行；四、五行；五、治理国家之道；六、天人合一；七、关于“仁”、“义”、“利”。 一、关于《春秋》的论述。《春秋》一书主要是总结战国前二百多年的历史。董仲舒给它总结出十项特点，称为“十指”。(一)在列举事变时，重点突出，不是面面俱到。(二)明确指出事变的发展趋势。(三)根据事变发展的趋势，点明具体措施。(四)主干加强，旁枝削弱，根本的内容多叙述，次要的东西、非本质的内容少写或不写。(五)有疑问的地方要辨别清楚，同类事物找到差距。(六)区别每个“干部”之所长，研究他们的合理使用。(七)亲近周围之百姓，吸引远处的人民，满足人民的要求，这是治国的根本之路。(八)继周文之后而返回到质朴。(九)用五行显示天道。(十)考查灾变以显示天道。 二、阴阳理论。“阴”和“阳”即表示“阴气”和“阳气”,又分别表示一事物的不同性质，即矛盾的双方。《春秋繁露》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相对而产生的。阴与阳合，妻与夫合，子与父合，臣以君合。君臣、父子、夫妇之义都表现阴阳之性。阴阳不会单独存在，二者总是成对出现的。但按《春秋繁露》的观点，虽然阴和阳二者的作用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他们对事物的主导作用是不同的。阳对事物占有着主导地位，而阴只处于随从的地位，因而《春秋繁露》有阳尊阴卑之说。认为凡是在上之人皆为在下之人的阳，凡是在下之人，皆为在上之人的阴。阴字本身就具有“隐藏”之意。所以，其名和与其功劳全部合并于阳。因而臣子的功劳都归于皇帝。大与小、上与下、强与弱、贤与不贤、善与恶等都表现为阳和阴。恶的这类皆为阴，善的、美的这类均为阳。阳可比喻为贤德，阴可比喻为刑罚。刑与德意义相反却顺从于德。 三、气的运行。《春秋繁露》论到，“阴气”和“阳气”是两个性质完全相反的事物，它们的运行规律是不同的。春天阳出而阴入，秋季阴出而阳入，夏天阳气在右而阴气在左，冬季阴气在右而阳气在左。才入冬时，阴气由东向西行，阳气由西向东行。当二气相合时，正好是冬至节。然后二气又分行，走不同的路线向南，阴气在右，阳气在左，在左称为顺道，在右称为逆道。这样就形成了逆气左上，顺气右下的现象，故下暖而上寒。气不但有阴、阳不同的性质，也有不同的归属。天气在上，地气在下，人气在正中。自然界中的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现象，就是天、地气所致，同时也是人顺于天的行为，因而表现为人高于万物。在自然界中，春天之气有温暖爱人之心，夏天之气有健康快乐之意，秋天之气具有威严和成就大业之象，冬天之气表现痛心、悲哀之情。因而，人有春气则产生慈善、爱人之心，人有夏气则精力旺盛、生命力强，人有秋气则对待事物严肃认真，有责任心，可成其大业。人有冬气就会对死难者产生哀悼心理。 四、关于“五行”。五行包括木、火、土、金、水。《春秋繁露》按方位划分成：东方属木、南方属火、中央属土、西方属金、北方属水。他们的先后顺序中，依次顺序为相生关系：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但间隔顺序就变成了相克关系：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又克木。因而《春秋繁露》讲到：“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比相生而间相胜也。故为治，逆之则乱，顺之为治”。《春秋繁露》讲阴阳五行，把五行当中的每一元，都对应于社会的某一事物进行论证，如春属木，是万物生长之始，农业之本。这个时节，君主应给农民予方便，让他们勤于农事，一心一意地去耕种，并减免征税。对于罪刑轻的应释放，对长期囚禁之人要解除桎梏。否则“天”就要对人类进行惩罚。又如夏季属火，是万物生长的茂盛时期。就政府来讲，相当于朝中的各级官员。从其总体系看，春天，木发生变化时，是因为百姓服劳役太多，所负税务太重，因而其生活非常贫困。夏天若寒冷，是因为皇帝不明事理，好、坏不分。中夏不正常，是因为皇帝不信任能者、不尊重父兄、生活荒淫无度。秋季发生变异，有战事，军队多，盗贼多，财重于义，多犯罪之人。水发生异常，冬潮、多雾，来年春、夏多冰雹。这是因为国家的法令不严所造成的。《春秋繁露》还讲到，除了人类社会以外，自然界中的动、植物，更会直接受到五行相生相克的影响。 在论述了阴阳五行的理论后，《春秋繁露》还用了很多篇幅较系统地论述了祭神的道理和方式方法问题。因而有些人又认为该书是神学之书。其中用较大篇幅论述祭神内容的，有以下几篇：《郊语第六十五》、《郊义第六十六》、《郊祭第六十七》、《四祭第六十八》、《郊祀第六十九》、《顺命第七十》、《郊事对第七十一》。另外还有《求雨第七十四》、《止雨第七十五》、《祭义第七十六》等。 五、治理国家之术。《春秋繁露》一书不但论述了君主治理国家、管理人民的法则，而且论述了约束君主的法则。该书讲到，治理国家应根据天、地之性情，即四季之变化，以及人们的欲望而建立尊卑之严格制度，制定高低贵贱之等级。君主不要到处露面，但对事物要认真观察和分析；任用贤臣，爱护各种生命，不以自己的喜怒作为赏罚的标准。要想把国家治理好，君主必须礼贤下士，将贤士、智人聚于自己的左右，否则是做不成什么大事的。《春秋繁露》认为，一个国家是否安定，主要因素不在于它的生产力的高低，而在于生活资料的分配是否合理。书中引用了孔子这样一句话：“不患贫而患不均”。因而指出，要想使矛盾不激化，就要想办法限制富贵之所得，让他既可显示自己的富贵，又未产生残暴的后果，让贫困之人足以生活而不至饿死。若以此为准进行平衡，才能使国家安定。《春秋繁露》还以“天道”论“君道”,约束君主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下级和人民群众，多做善事积累功德。 六、天、人合一。“天道”与“人道”之关系，不只表现在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还表现于自然界与人体之间的关系。《春秋繁露》谈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数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注：指穴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这段的意思是说，人体的各个部位与天是相互对应的，不论是骨格、耳、目还是穴、脉，都可以在自然界中找到它的对应元素。 七、关于“仁”、“义”和“利”。《春秋繁露》将仁、义、利分为两组： “仁、义”和“义、利”。其中“义”和“利”是人生的两种追求，“义”表示仁义、道德。即现在所说的“高尚的思想品质和道德修养”。“利”是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利益。“义”可以养心，“利”用于养体。而二者相比，前者应重于后者 一个人若有“义”而少“利”,他可能生活得很快活。若一个人只追求“利”而不追求“义”就可能怨恨深重、祸患无穷。“仁”和“义”是对待他人和对待自己的两种态度。《春秋繁露》认为，对待别人应该采取“仁”的态度，即宽以待人。对自己应该持以“义”的态度，严格要求自己。即书中所讲的：“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就是这个道理。 《春秋繁露》一书，揭示《春秋》实质，继承了《春秋》理论，以阴阳五行学说为骨架，并将“天道观”贯彻于全书的始终。它所论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哲学、政治、伦理、自然科学、民俗及神学等多方面。它与《天人三策》一起揭示了董仲舒的世界观，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作用。 《春秋繁露》一书现可见到的最早刊本为宋嘉定四年(1211年)江右计台刻本。另又有明嘉靖三十三年(1544年)永宁赵氏刻本；一函四册。清光绪三年(1877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本一函二册。影印武英殿聚珍版本，民国十八年(1929年)商务印书馆影印，二册。另外《汉魏丛书》第十一、十二册；《增订汉魏丛书》清乾隆九年(1744年)王氏刻本，第十二至十四册；《增订汉魏丛书》民国年间石印本第五册；《说郛》第七册；《广汉魏书》清嘉庆中刻本；《二十二子》均有收录。 春秋繁露 儒家哲学名著。西汉董仲舒著。据 《南宋馆阁书目》解释： “繁露，冕之所垂，有联贯之象。《春秋》属辞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诸此。” 即以帝王之冕所垂悬的珠玉 (繁露) 来比喻自己对 《春秋》 的演绎。董仲舒是今文经学家，其看家本领是《公羊春秋》,他不但以 《春秋》“大一统” 的观念阐释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现实意义，而且用阴阳五行说对原始儒学进行了改造，创立了适应大一统王朝政治需要的新的儒家哲学体系，《春秋繁露》就是这一哲学体系的代表论著。《春秋繁露》 的基本观念是 “天人合一” 与 “天人感应”。在这位今文经学家看来，“天”是造物主，是人类的 “曾祖父”,“天” 有 “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如春夏秋冬就是 “天” 的喜怒哀乐的表现，而且 “天” 的阴阳变化也有道德意义： “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 人与 “天” 相类，不但外在相同，而且内在相通，他说： “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 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 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 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 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 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由此，他得出人间的道德秩序与天的阴阳之道相对应的结论，如：“君为阳，臣为阴； 父为阳，子为阴； 夫为阳，妻为阴。”这三对人伦关系，被他概括为 “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阴阳之道的内在秩序为 “阴兼于阳”,阳是主宰，阴是从属。他说： “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就是儒教伦理的根据。董仲舒在 《春秋繁露》 中还提出了 “君权天予” 说： “王者，天之所予也。”又：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他甚至别出心裁地解释道：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这自然是神化君权。但是，董仲舒的 “天人感应” 说还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人君的行为也必须遵循天道。也就是说，人君的权力要受到 “天” 的制约，如果人君有误，“天” 就会出灾异加以 “谴告”;如果人君不思变改，“天” 就会现怪异来加以 “惊骇”; 如果人君还不知畏恐，就会有灾难降临。这就是在汉代流行一时的 “天谴”说或“灾异” 说。董仲舒在 《春秋繁露》 中所反复论证的理论，在今天看来，固然十分荒唐可笑，但在当时，却是最精致、最完善的哲学体系。儒学在汉代能获得普遍的信仰，与董仲舒的改造不无关系。 春秋繁露书名。西汉董仲舒著。共17卷，82篇。所著名与篇数与《汉书·董仲舒传》、《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的著录不尽相同，后人疑其不全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内容推崇《公羊春秋》、阐发“春秋大一统”之旨，把儒家思想和阴阳家思想揉合起来，对自然和人事作各种牵强比附，建立“无人感应”的神秘主义体系，其中包括“三纲”、“五常”、“三统”、“性三品”等说，将儒家重德轻刑等法律思想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神学化，为巩固统一的封建制度提供理论根据。注本有清凌曙的《春秋繁露注》、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等。 春秋繁露西汉董仲舒著。17卷82篇。其中缺三篇(39、40、54)。内容推崇《公羊春秋》，阐发“春秋大一统”之旨，将儒家思想和阴阳家思想糅和起来，对自然和人事作各种比附，建立“天人感应”的封建神学体系。提出“王承天意以从事”的“君权神授”论， “奉天而法古”的复古主义历史观，“三纲五常”的名教思想，区分“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的性三品说，“正其道不计其利、明其理不急其功”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以及“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的唯心主义认识论。所著篇名和篇数与《汉书·董仲舒传》、《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所载篇目不尽相同，后人疑全书不尽出董仲舒一人之手。有《四部备要》本。注本有清凌曙《春秋繁露注》、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等。 春秋繁露 186 春秋繁露汉儒重要著作。董仲舒著。17卷82篇。本书在政治上，推崇《公羊春秋》，阐发“春秋大一统”之旨，糅合儒家与阴阳家思想，对自然和人事作各种牵强附会的联系，建立了以“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为主要内容的神秘主义政治哲学体系；提出“奉天法古”和“三纲五常”等政治思想，把孔子神圣化，对封建政治思想有重要影响。今传各本中缺少3篇，所著篇名与篇数和《汉书·董仲舒传》、《汉书·艺文志》及《隋书·经籍志》的著录不尽一致，后人疑其不出董仲舒一人之手。注本有清凌曙《春秋繁露注》、苏舆《春秋繁露义正》等。 ☚ 淮南子 新论 ☛ 春秋繁露 170 春秋繁露西汉董仲舒著，17卷，82篇(内缺三篇)。推崇《公羊传》，发挥春秋大一统宗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又吸收阴阳家、法家思想，建立天人合一的神学体系。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神，它创造万物和人类，人的形体、思想和品德，尊卑贵贱等，都是天意体现。君臣民必须按天意行事。天通过阴阳五行之运动变化，指导人事，用祥瑞和灾异表示对人事的失得进行奖励和谴责，为君权神授提供理论依据。承认矛盾存在，但认为局部矛盾的运动和自我调解，正是保持天道不变的前提。提出“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君臣、父子、夫妇，“三纲五常”之名，皆来自天意，人应各遵其名分，即所谓名教也。还提出性三品说，认为人性分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三种。圣人之性生来即善，斗筲之性生来即恶，是不能改变的，只有中民之性可通过教化而改变。有清凌曙的《春秋繁露注》、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 ☚ 淮南子 论衡 ☛ 春秋繁露 164 春秋繁露西汉儒学重要著作。董仲舒著。本书内容推崇春秋公羊学，阐发“春秋大一统”之宗旨，系统论述了董仲舒以 “天人感应说”为哲学基础，以 “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首先，在人性论上，本书从“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出发，提出人性分上中下的“性三品说”，并认为“性比于禾，善比于米”，善从性出，而性未可全为善也，性是天质之朴，待教化方能为善。而教化乃“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其次，在伦理道德的原则上，本书从“人之为人，本于天”，“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皆取诸阴阳之道”，天之制阳贵而阴贱，阳尊而阴卑的认识出发，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原则，与此相适应，还同阴阳五行说相符合，提出仁、谊 (义)、礼、智(知)、信的 “五常”说； 再次，在义利关系上，本书从“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的认识出发，提出有大义而无利，虽贫贱则荣乐，有利而无义，虽富贵则羞辱的主张，要求人们节制欲望，重义弃利；最后，在为政观上，本书把道德教化视为为政之“本”，认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本书对封建伦理道德影响甚大。本书是了解和研究董仲舒伦理思想的主要依据之一。 ☚ 淮南子 白虎通义 ☛ 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西汉哲学论著。西汉董仲舒著。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今河北枣强县）人。从小致力于先秦诸子学说的研究，“专精于述古”，博览群书，专治《春秋公羊传》。时人称之为“汉代孔子”，“学士皆师尊之”(《史记·儒林列传》)。曾任景帝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为改制提供理论依据，其对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举贤良对策》。要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开此后两千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晚年“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汉书·董仲舒传》)。但朝廷每有大事，总“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春秋繁露》为后人辑录董仲舒遗文成书，书名为辑录者所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十余万言”，“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均未谈到《春秋繁露》一书。据清人苏舆分析，估计在东汉时，因古文经学派的兴起，属今文经学派的董仲舒的著作，便不被人重视而散失。隋唐以来，才有《春秋繁露》书名出现。此说比较可靠。 ☚ 淮南子 法言 ☛ 春秋繁露西汉董仲舒著。十七卷，八十二篇。阐发“春秋大一统”主旨。以儒家思想为主干，杂糅阴阳之学，建立“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理论体系。提出“三纲”、“五常”、“三统”、“性三品”等学说。注疏有清凌曙《春秋繁露注》、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等。 春秋繁露十七卷。董仲舒 (约前179—前104)撰。繁露亦作蕃露。董仲舒为广川 （今河北枣强东）人，西汉著名思想家，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少治《春秋》，下帷讲学，三年不窥园。景帝时为博士，武帝时举贤良，对以天人三策，为江都相。中废为中大夫，以言灾异下狱，寻赦之。后经公孙弘推荐，任胶西王相。后托病退休家居，专以修学著书为事。朝廷每有大议，常遣使就其家问之。除此书外，还有《董子文集》。《汉书·艺文志》有《董仲舒》一百二十三篇及《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未言此书。又《董仲舒传》云：“说《春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唐颜师古注： “皆其所著书名。” 《隋书·经籍志》始著录《春秋繁露》十七卷。宋本《春秋繁露》已有《玉杯》、《竹林》二篇，可见《汉书》所云，乃略举其篇以代表其书。繁露之义，南宋《中兴馆阁书目》云，“《逸周书·王会解》‘天子南面，絻无繁露’，注云： ‘繁露，冕之所重也。’有取贯之象，《春秋》属辞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诸此。” 王应麟 《玉海》说同。又 《周礼·大司乐》贾公彦疏：“繁，多；露，润。为 《春秋》作义，润益处多。”盖皆臆说。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四库全书总目》皆云：“未详”、“不可解”，是实事求是之语。今本《春秋繁露》八十二篇，其中第三十九、四十、五十四三篇缺文，实存七十九篇。此书在宋代已 “多讹舛”(《郡斋读书志》)，南宋黄震《东发日钞》云：“隋、唐、国初《繁露》已未必皆董仲舒之旧，中兴以后《繁露》，又非隋、唐、国初之《繁露》。”又云：“今书惟对胶西王、越大夫之问，辞约义精而具在本传，余多烦猥，甚至于理不驯者有之。如云宋襄公由道而败，《春秋》贵之。襄公岂由其道耶，如云周无道而秦伐之，以与殷周之伐并言。秦果伐无道者耶？如云志如死灰，以不问问，以不对对，恐非儒者之言。如以王正月之王为文王，恐《春秋》无此意。如谓黄帝之先谥，四帝之后谥，恐隆古未有谥。如谓舜主天法，商禹主地法，夏汤主天法质，文王主地法文，于理皆未见其有当。如谓楚庄王以天不见灾而祷之于山川，不见灾而惧可矣，祷于山川求天灾，岂人情乎？若其谓性有善姿而未能为善，惟待教训而后能为善，谓性已善，几于无教。孔子言善人吾不得而见之，而孟子言人性皆善，过矣，是又未明乎本然之性也。汉世之儒，惟仲舒仁义三策炳炳万世，曾谓之《繁露》而有是乎？欧阳公读《繁露》，不言其非真，而讥其不能高其论以明圣人之道，且有‘惜哉！惜哉！之叹。夫仲舒纯儒，欧公文人，此学者所宜审也。”而《崇文总目》则疑此书是“后人取而附著”。宋程大昌《演繁露》甚至认为此书为伪作。程氏之论已为楼钥所讥，《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此书“虽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此书内容，言阴阳、五行、仁义礼智信、情性者占十之六七；言受命改制、制度及各家短长者占十之三四。董氏为《公羊》学大师，故其书发挥《春秋》之旨，亦主《公羊》。其大旨在乎仁义，仁义本乎阴阳，阳居大夏而阴居大冬，见天之任德不任刑。此书所阐发之《春秋》大义，主要有三统、三世、十指、五始等。《三代改制质文》云：“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亲夏、故虞，绌唐谓之帝尧，以神农为赤帝。文王受命而王，应天变殷作周号。时正赤统，亲殷、故夏，绌虞谓之帝舜，以轩辕为黄帝，推神农以为九皇。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宗”。此即是三统说。三世则详见《春秋公羊解诂》条。所谓十指，《十指》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变之博，无不有也。虽然，大略之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所系也，王化之所由得流也。举事变见有重焉，一指也；见事变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而治之，一指也；强干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别嫌疑、异同类，一指也；论贤才之义，别所长之能，一指也；亲近来远，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及之质，一指也；木生火，火为夏，天之端，一指也；切刺讥之所罚，考变异之所加，天之端，一指也。”所谓五始，《二端》云：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从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后世改为“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五始。此书在宋代已有四种版本，篇数多寡不同。今本是楼钥校订本，原缺三篇，明人重刻本又有缺脱，《四库全书》编辑者乃以《永乐大典》由所存楼钥本删补勘订，即今通行本。清后期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复兴，此书亦受到学者重视。但此书流传既久，鱼龙杂糅，篇第褫落，致难卒读，故清凌曙撰《春秋繁露法》，厘正其缺文错简，又采列代之旧闻，集先儒之成说，博稽旁讨，通究本末，最有功于此书。其后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采录两汉经师家说，及诏令奏议、诸子传记及各家解释而成之。其后康有为撰 《春秋董氏学》，借此书以发挥其新思想。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云：康有为“著有《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等书，于新思想之发生，间接有力焉。”现存宋嘉定四年江右计台刻本，明正德十一年兰雪堂仿宋活字本、万历十年胡维新《两京遗编》本、嘉靖张沩阳刻本，天启五年王道祐刻本、《汉魏丛书》本、聚珍版本、抱经堂刻本、乾隆十六年董氏刻本、嘉庆凌曙注本、光绪二年浙江书局本、崇文书局本、《古经解汇函》本、《四部丛刊》本等。 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书名。西汉董仲舒著。十七卷，八十二篇。书中积极推崇“公羊”学派的观点，糅合儒家和阴阳家思想，建立“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体系，宣扬君权神授、“三纲”、“五常”之说。为两汉封建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后世影响较大，在中国哲学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清凌曙《春秋繁露注》、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等。今有排印本。 ☚ 春秋 胡适 ☛ 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西汉典籍，董仲舒著，17卷82篇。该书以《春秋》为本，然所论内容多与《春秋》无直接关联，推崇公羊之学，发挥春秋大一统之旨，杂以阴阳五行之说，比附自然与人事，阐述天人感应理论。今本篇名与《汉书·艺文志》及本传所载不尽相同，后人疑不尽出于董仲舒一人之手，可能有他人纂入。该书对研究西汉长安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资料价值。情代凌曙有《春秋繁露注》，苏舆有《春秋繁露义证》。 ☚ 新书 盐铁论 ☛ 《春秋繁露》chun qiu fan luLuxuriant Dew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董仲舒 (Dong Zhongshu) 春秋繁露学术著作。西汉董仲舒撰，十七卷，82篇，佚3篇，存79篇。《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董仲舒百二十二篇，《隋书·经籍志》始著录《春秋繁露》之书名，可能是魏晋南北朝时人编纂辑录的。注释有清凌曙《春秋繁露注》、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清卢文弨《春秋繁露集解》。“繁露”指冕旒上的悬玉。此书以《春秋》立论，贯通古今，如冕旒之连延下垂，故名。旨在推崇《公羊春秋》，阐发“大一统”之义。以儒家与阴阳家思想为主，兼收道家等派观点，对自然和社会作牵强比附，建立“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以天人同类论证“天人感应”，重新塑造出“主宰之天”，认为天通过阴阳、四时、五行等自然现象的运行显示意志，人可通过自然现象体认天意。主张“各物如其真”，“真”即天意，是判断时非、顺逆的标准。承认“物必有合”，上下、左右、前后、美恶、顺逆、喜怒、寒暑、昼夜、阴阳皆互相对待。但认为天“亲阳而疏阴”，事物中对待的双方地位永不变化，为“王道三纲”作论证。用“三统”、“三正”说解释王朝更替，认为改朝换代只黑、白、赤“三统之变”依次循环。新王朝必“改正朔、易服色”，改变历法和礼仪，表示重新享有天命，但“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完全如故。所以说“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春秋繁露》阐述的神学目的认被推崇为汉代官方哲学，对于维护封建大一统局面、缓和社会矛盾、促进封建经济文化发展起了一定作用。至西汉末年，与谶纬迷信结合，形成为反理性的思想逆流，对认识发展产生了消极阻碍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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