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伦理思想

明中叶(1567—1620)到鸦片战争前(1840)中国各种道德学说的总称。这一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封建生产关系缓慢地解体，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产生。新兴的市民阶层正在形成并且开始了反封建专制的斗争，成为促进封建制度瓦解的一种新生力量。利玛窦、汤若望等西方资本主义传教士先后来华活动，也为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增加了一个新的外来因素。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振荡了整个社会和思想界，加速了封建主义伦理思想的衰落，促进了早期启蒙伦理思想的产生。中国早期启蒙主义伦理思想的产生大致以王门后学泰州学派的分化为标志。其中一条线索是以“异端之尤”的李贽为先驱，包括吕坤、黄宗羲、唐甄、戴震等著名的进步思想家。他们与当时新兴市民阶层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以传统儒学的异端面目出现，提出了不少包含近代因素的新的伦理概念和命题，以对抗旧传统。而顾炎武、王夫之、颜元和李塨等则是沿着另一条线索发展的进步思想家。他们往往以儒学正宗面目出现，在侧重于对旧传统的总结、反思和批判中，阐发了一些具有近代因素的新的伦理思想。两者各具特色，前一条发展线索具有更鲜明的战斗性质，而后一条发展线索则具有更多的理论思辨性质，表现出相当的理论深度。他们共同地掀起了反道学封建专制主义伦理思想的激浪。首先，在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斗争中，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三纲五常封建道德，揭露了它的蒙味主义性质；其次，他们强调理和欲、义和利的统一，尖锐地批判了宋明道学宣扬的“存理灭欲”、以义斥利的封建禁欲主义；第三，他们批判了宋明道学的天理人性论，论证了人性就是人的“气质之性”，充分肯定了人的感性情欲的合理性和作用，迈开了走向近代资产阶级自然人性论的步伐；第四，他们批判了宋明道学所宣扬的“天理即天命”的变相命定论，这种以气禀清浊来论证人的所谓圣凡等级，实质上论证差别乃天所定，进步思想家们都提倡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追求一种新的人格理想，表现出一定的历史觉醒；第五，他们以学以致用的主张否定了宋明道学“学以致理”的观点。强调由虚返实，在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上，论证了“习行”、“实践”的重要性。此外，这一时期的进步思想家大都是一些学识渊博，性格坚强，集学者和改革家于一身的人。他们都有一种为自己的主张和理想而奋斗的殉道精神。李贽被诬为“异端之尤”，在封建势力的围攻面前，毫不妥协，表示：“我若告饶，即不成李卓老矣。”直到被迫害死于狱中。黄宗羲为了对抗传统礼教，临死遗嘱不用棺椁，不做佛事、不做七七，“期于速朽”。顾炎武“足迹半天下”，以探求民族复兴的道路，对于清王朝的征召，坚决表示“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王夫之面对清王朝的迫害，“生死当前而不顾”，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实现了自己“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意愿，直到“完发以终”。颜元敢冒“身命之虞”，力挽“千百年同迷之局”，并且始终过着一种“忍筋骨、绝嗜欲”、“平日非力不食”的艰苦生活。恩格斯在评价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早期启蒙思想家时曾说，他们都是一些“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5页)，中国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也是这样。但是，这一时期的启蒙思想家的伦理思想，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既表现出“新的突破旧的”明显倾向，又大量地存在着“死的拖住活”的现象，同时在一些人中间还难免有偏至之论。清代自乾嘉以后，历史出现了巨大回流，早期启蒙思想曾一度中断，以考据为特色的汉学占据了思想界的统治地位。直到戊戌变法运动以后，随着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和走向政治、思想舞台，早期启蒙思想才被重视，并得到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