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

 政治著作。一卷。明清间黄宗羲撰。成书于康熙二年(1663年)。(撰者事迹参见“《南雷文案》”条)
 《明夷待访录》共有二十一篇论文，分为政权、教育、农田、兵制、财计、奄官等六大部分。
 “明夷”:《周易》卦名，象征火入地中。表示昏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显露明智，智慧之士处在患难地位。“待访”:期待明君来访，共议天下大事，进行社会改革。该书从各个方面批判昏君之专制，提出社会改革理想，阐发民主启蒙思想。
 《原君》篇赞扬古圣人之功德，是“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然后批判后世君主的不道德行为。撰者认为“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雠，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
 《原臣》篇认为，当事之臣不明臣事之道：“以谓臣为君而设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后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后牧之，视天下人民为人君橐中之私物”,这种认识是昧于“为臣”之议。该书认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认为，君臣与父子不是同一概念，“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夫然，谓之臣，其名累变；夫父子固不可变者也。”
 《原法》讲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二帝三王之法是为天才所立，“固未尝为一己而立也。”而“后之人主”则是“一家之法而天下之法也”。该书还总结说：“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苟非为之远思深览，一一通变，以复井田、封建、学校、卒乘之旧，虽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终无已时也。”该书还认为：“即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置相》篇讲述宰相之职的重要作用，揭露后主不设相的借口蔽端。书中说：“有明之阁下，贤者贷其残膏剩馥，不贤者假其喜笑怒骂，道路传之、国史书之、则以为其人之相业矣。故使宫奴有宰相之实者，则罢丞相之过也。阁下之贤者，尽其能事则曰法祖；亦非为祖宗之必足法也，其事位即轻，不得不假祖宗以压后王，以塞宫奴。祖宗之所行未必皆当，宫奴之黠者又复条举其疵行，亦曰法祖，而法祖之论荒矣。使宰相不罢，自得以古圣哲王之行摩切其主，其主亦有所畏而不敢不行也。”
 《学校》、《取士》(上、下)等三篇论述学校的沿革、重要作用和用人、科举等问题。书中说：“古之取士也宽，其用士也严；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古者乡举里选，士之有贤能者，不患于不知。”“宽于取则无枉才，严于用则少幸进。”该书还说：“今也不然。其所以程士者，止有科举之一途，虽使古豪杰之士若屈原、司马迁、相如、董仲舒、杨雄之徒，舍是亦无由而进取之，不谓严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于侍从，下之置之郡县；即其黜落而为乡贡者，‘终身’不复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宽也！严于取，则豪杰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宽于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
 《建都》篇讲都城对国之兴亡的重要作用。“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北都)不可救也。”《方镇》篇分析“自唐以方镇亡天下”的原因，认为“因时乘势，方镇可复也。”同时列举复方镇的五大利：“统帅专一，独任其咎，则思虑自周，战守自固，以各为长子孙之计”;“一方之财自供一方”;“一方之兵自供一方”;“各有专地，兵食不出于外，即一方不宁，他方宴如”;“外有强兵，中朝自然顾忌；山有虎豹，藜藿不采。”
 《田制》共三篇，首篇讲废井田后的征税量问题。次篇驳斥苏洵不可复井田之理由，认为“凡苏洵之所忧者，皆非为井田者之所急也”。而“胡翰、方孝孺但言其可复，其所以复之法亦不能详。”而该书讲：“故吾于屯田之行，而知井田之必可复也。”即根据当时屯田的社会现象做定量分析后，得到“复井田可行”的结论。末篇论斯民之暴税苦有三：“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具体讲述了自己对纳税提出的计算方法和标准。
 《兵制》共三篇，首篇论述养兵数量和供给问题，反对无限制地招兵，给人们带来更大的负担。次篇论军中“将”的作用。末篇论述文、武合一问题。书中说：“唐、宋以来，文武分为两途，然其职官，内而枢密，外而阃帅州军，犹文武参用。惟“有明”截然不相出入；文臣之督抚，虽与军事而专任节制，与兵士离而不属。是故莅军者不得计饷，计饷者不得莅军；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该书主张：“使文武合为一途，为儒生者知兵书战策非我分外，习知而知其无过高之论，为武夫者知亲上爱民为用武之本，不以粗暴为能，是则皆不可叛之人也。”
 在《财计》三篇中，该书通过对历代钱币流通情况和征税形式的分析，得出“后之圣王而欲天下安富，其必废乎金银乎”的结论，主张改赋金银为实物征纳。该书还认为：“治天下者即轻其赋敛矣，而民间之习俗未去，蛊惑不除，奢侈不革，则民仍不可使富也。”
 《胥吏》篇提出：“复差役、用士人”的主张。书曰：“古之胥吏者一，今之胥吏者二。古者府史胥徒，所以守簿书，定其会者也；其奔走服役，则以乡户充之。自王安石改差役为顾役，而奔走服役者亦化而为胥吏矣。故欲除奔走服役吏胥之害，则复差役；欲除簿书期会吏胥之害，则用士人。”
 《奄宦》二篇讲述：“奄宦”对社会的危害及“奄宦”为何不去的历史原因。书曰：“奄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若‘有明’之为烈也。”“且夫人主之有奄宦，奴婢也；其有廷臣，师友也。所求乎奴婢者使令；所求乎师友者道德。”“奄宦之如毒药猛兽，数千年来，人尽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岂无法以制之与？则由于人主之多欲也。”文中多有攻明之语。
 《明夷待访录》用新观点论证了君道。剥去了“天子”的神秘外衣，否定了“君权神授”的传统之见。提出了加重宰相职权以限制君权的思想。区别了一家之法与“天下之法”的界限，论证了“法治”和“人治”的问题。提出了以学校为议政机关的思想。提出“工商皆本”的经济主张。该书在历史上有过巨大的进步启蒙作用，对后代的民主思想的发展及推动维新变法运动发生了很显著的影响。在清乾隆年间，该书被列为禁书。
 《明夷待访录》于清嘉庆年间有初刻本印行。一九五五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据《梨州遗著汇刊》,民国四年(1915年)再版本为底本，校点出版。一九八一年中华书局又以初刻本浙江慈谷二老阁本重校，刊行新一版。

明夷待访录

书名。明清之际黄宗羲著。共二万余字，分《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田制》、《兵制》、《财计》等21篇。主要内容是：反对君主专制，主张限制君权；要求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反对重农抑商，主张工商皆本。清乾隆间列为禁书。清嘉庆间初刻本印行。1955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据《梨洲遗著汇刊》，校点出版。

明夷待访录

书名。明清之际黄宗羲著。共二万余字，分 《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田制》、《兵制》、《财计》等21篇。主要内容： 反对君主专制，主张限制君权； 要求以 “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反对重农抑商，主张工商皆本。清乾隆间列为禁书。清嘉庆间初刻本印行。1955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据《梨洲遗著汇刊》，校点出版。

明夷待访录

文集。清初黄宗羲(1610—1675)撰。一卷。宗羲有《南雷文定》已著录。此书因具有明显的民主主义思想，乾隆间列为禁书。全书分为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等十三目，二十一篇。黄氏继承并发展了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对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抨击，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否定“君为臣纲”的宗法观念。批判封建之为法，为“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是“非法之法”。并一反封建社会抑商贱工的思想，提倡“工商皆本”，有益生产；更以学校为舆论的公开场所，以使天子不敢自专。凡此诸项民主主张为当时启蒙思想家所普遍赞扬，认为可割除百王之敝，而使国势复起。梁启超更谓此书“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对当时资本主义启蒙思想和民主革命运动具有深刻指导意义。有《四部备要》本，《海山仙馆丛书》本。

明夷待访录

明清之际黄宗羲著。凡1卷。有《原君》、《原臣》、《原法》、《学校》等21篇。“明夷”取自于《周易》“箕子之明夷”句。以此为书名，有自况殷末箕子向周武王陈《洪范》的意思。“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明夷待访录题辞》)成书于清康熙二年(1663年)，百年后刻行于清嘉庆年间。流传本还有：清末《小石山房丛书》本、民国初年上海时中书局《梨洲遗著汇刊》本、1955年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81年中华书局重印本。书中揭露了封建君主专制下，专制君主“以一己之利为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为“博我一人之产业”、“奉我一人之淫乐”，而鱼肉百姓，屠毒肝脑，敲剥骨髓，故指斥“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君》)。并由此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张。强调国家的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原臣》)。主张君主的职责在于“养民”(《田制二》)，其“所毕世经营者”， “为天下也”，“使天下受其利”，“释其害”(《原君》)；臣道亦应“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原臣》)。同时提出，学校应参与议政，“危言深论”，使“天子亦遂不敢自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学校》)。书中还倡导“工商皆本”、统一货币、“民富”、平等等主张，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对近代民主启蒙思潮的萌发颇有影响。

《明夷待访录》

清初学术著作。黄宗羲(1610～1695)著。含《原君》、《原臣》、《原法》等21篇。本书大胆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毒害，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姓呼？”书中的论点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乾隆年间列为禁书。清末维新派人士将此书作为理论武器，广为印行。维新派领袖梁启超(1873～1929)说此书“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

198 明夷待访录

清初政治思想著作。黄宗羲作。1卷，有《原君》、《原法》、《置相》、《学校》等21篇。本书以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阐发民主主义思想为宗旨。在政治上，指斥封建君主把天下当作 “一人一姓”之私产，“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故“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提出万民是“主”，君是“客”的思想。主张“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应 “分其是非于学校”。另外，本书还提倡恢复井田，合理征税，统一货币，“工商皆本”，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要求。对清末民主思想颇有影响。清乾隆间被列为禁书，嘉庆间初刻本印行。1955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据《梨洲遗著汇刊》本校点出版。

明夷待访录

明末清初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阐发民主启蒙思想的著作。明末清初黄宗羲著。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黎洲先生。浙江余姚人。师从于刘宗周。继承父志，领导复社成员坚持进行反宦官权贵的斗争。清兵南下后，召募义兵，成立“世忠营”，开展武装抵抗。明亡后，隐居著述、讲学，屡拒清朝征召。学问极博，最有成就的是史学，开浙东史学之先河。“明夷”是《周易》卦名，该卦第五爻有“箕子之明夷”句，所谓“明夷”指有智慧的人处在危难境地。“待访”，向往箕子向周武王陈“洪范”故事，即待开国之君来访之意。表明作者自视此书为新社会描绘了蓝图。
《明夷待访录》批判了封建君道。指出，在人类社会的初期，“君”是“天下”公推出来，兴“公利”、除“公害”，为天下人服务的。“民”为主，“君”为客，国君从属天下百姓。这是合理的君民关系。封建君道颠倒了这种关系，“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还把君主一人、一家、一族的私利说成是天下的公利，把天下看成是自己的私产，传之于子孙，迫令天下人为其一己之私争斗、服务，致使天下人肝脑屠毒、子女离散，还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由此得出结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也。”(《原君》)
提出了有民主主义因素的社会政治法律思想。在君臣关系上，认为，君、臣、民都是平等的，“君为臣纲”之说大谬不然。君为治天下而设，但天下太大，非君一人所能治，于是选臣作为君治天下的帮手。臣也应为天下人服务，若仅听命于君，则成了君主的“仆妾”(《原臣》)。在法律上，区分了“未尝为一己而立”的“天下之法”和“藏天下于筐箧”的“一家之法”。三代以上有天下之法，三代以下尤其秦汉以后的法都成了君主牢笼天下，保其子孙的“非法之法”。还讨论了法治与人治的问题，主张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否则，纵有“能治之人”，亦必无所作为(《原法》)。在政治制度上，主张设立“学校”作为议论政事、监督君主的机关。学校是最高决策机关，“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评判是非、处理政务，不以君主的“圣旨”为准，而要听从学校公议，“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学校》)。这是中国最早的议会制思想萌芽。
在经济思想方面，认为当时的土地财赋制度是“有天下者之以斯民为仇也”(《田制三》)，主张恢复“井田制”，“重定天下之赋”，按户授田，计田抽税，以口出赋。这是在复古的形式下表达了反对土地兼并、取消赋税制度上的封建特权的要求。还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要求发展“切于民用”的工商业(《财计一》)。也提出改革币制，促进流通的思想，反对统治者“罔民而以其利”，滥发纸币（钞），提出“钞与钱货不可相离”的观点《财计二》)。
书成后，即获得很高的评价。顾炎武称：“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南雷文定·三集·附录》)到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兴起时，《待访录》被比作中国的《民约论》，成为思想启蒙的教科书，“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清代学术概论》)。虽然《待访录》中有空想成分，保留着复古的形式，但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比较系统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著作。
《明夷待访录》始作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完成于康熙元年(1662)。书名原作《待访录》，全祖望撰《黎洲先生神道碑文》、郑性父子在乾隆年间刊刻该书时，才改为《明夷待访录》。今本计有《原君》等二十一篇。据全祖望跋云：“原本不止于此，以多嫌讳弗尽出。”未被刊出的部分称为《明夷留书》(或名《留书》、《黄子留书》)，但原稿与抄本，今已不可见，浙江古籍出版社版《黄宗羲全集》收到其中两篇(《父质》、《封建》)。此书虽屡遭禁毁，但民间转抄、私刻未尝息止。版本很多，以郑氏二老阁初刻本为最善，1981年中华书局有铅印标点本。

明夷待访录

明清之际黄宗羲著。一卷二十一篇。“明夷”取自《周易》“箕子之明夷”句。自称“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抨击封建君主制，主张学校议政，倡导恢复井田，合理课税，统一货币，并认为“工商皆本”，反映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清乾隆年间列为禁书。北京古籍出版社1955年有点校本出版。

明夷待访录

一卷。清黄宗羲(1610—1695)撰。黄宗羲见《宋元学案》。全书成于康熙二年(1663)，分“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建都”、“方镇”、“田制”、“兵制”、“财计”、“胥吏”、“阉宦”等篇章，共二十一篇。“明夷”取自《周易·明夷》中“箕子之明夷”，意思是箕子身有明德而逢纣之恶，作者自感不遇，又不欲出仕，故用“明夷待访录”为本书书名，表达期待“如箕子之见访”的含义。全书大胆地揭露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君》)，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此书主张法制，提出加重宰相职权以限制君权，把学校变成议政机关，有监督弹劾郡县地方行政官吏的权力。主张“重定天下之赋”，提出井田式解决土地的办法。排斥以 “工商为末”的传统思想，认为工商“皆本”。作者对于土地、教育、军事、货币等制度也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作者在全书中发挥了进步的民主思想，故在清乾隆年间被列入“禁书”之列，直到一百多年后的嘉庆时才有此书的刻本，并成为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时期反君主专制的重要宣传资料。此书是清代杰出的反君主专制政治专著。全书初刻本为浙江慈溪二老阁所刻，现存版本主要有清道光咸丰间番禺刻本、光绪中补刻《海山仙馆丛书》本、同治十三年(1847)虞山顾氏刻《小石山房丛书》本、民国四年(1915) 中华书局出版《梨洲遗著汇刊》本、1955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明夷待访录

书名。清初黄宗羲著。共二十一篇。是书尖锐地批判了封建君权，阐述了早期民主思想。认为天下唯一的大害就是君，如果没有君，人民就会安居乐业。理想的社会政治是“天下为主，君为客”。还提出了废一家之法、立天下之法的主张。又主张提高学校的作用，学校应成为舆论和监督的机关。在社会经济问题上，认为土地应平均使用，发出了“工商都是民生之本”的呼声，代表了进步工商业者的要求。(参考图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