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大诰

 明太祖朱元璋从洪武十八～二十年(1385～1387年)间陆续编制的镇压吏民的特别刑法。是明初推行“重典治乱世”政策的产物。体例源于《尚书·大诰》,周公东征殷朝遗民时对臣民的训诫称“诰”。朱元璋编制大诰的目的，就是要效法周公大诰的做法。明大诰共4编236条，均由朱元璋亲自审定。有前编1卷74条，续编1卷87条，3编1卷43条，大诰武臣1卷32条。基本内容之一是用严刑峻罚惩治吏民过犯的案例汇编；其二是结合陈述案例或另立专条颁布新的重刑法令，用以使法网更趋严密；其三是在不少条目中掺杂朱元璋对臣民的训导。这种由诏令形式颁布的案例、峻令、训导三方面内容组成的法律，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空前之举。明大诰列举的许多案例，用大明律来衡量，绝大部分都属轻罪重判，还有一些是无罪而错判。例如，按大明律定罪只需杖100徒3年，大诰中则定族诛之刑甚至凌迟处死。还有一些根本无罪者也判重刑，例如夏伯启叔侄两人自断手指，无法握笔书写，目的是不要当官，大诰中定为诛杀而且抄没家产罚其家人为奴婢。大诰刑律，显然比明律更严酷。但应当指出，明大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惩治贪官污吏和豪强作恶的案例，这样做，固有其改善吏治，缓和阶级矛盾，减轻人民负担的作用，但根本上还是为了使明政权能够长治久安。朱元璋对自己所编制的四篇大诰非常重视，竟采用法律手段在民间强制推行。大诰颁行之时他宣告：“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无大诰本本者若犯罪，则罪加一等。同时他又命令各级学校必须讲授大诰；朝廷科举考试，大诰必考；一切乡民集会集市之处，必须有人宣讲大诰。于是，讲、读大诰成风，不少人即以宣讲大诰领取俸金养家糊口。大诰的制定与宣传，对于保证封建法律的实行，确实起了些作用，但强制推行“御制圣书”终究不是人心所向，朱元璋死后，四篇大诰逐渐被臣民们所遗忘。

明龙溪犯人赎罪锒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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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大誥  míngdàgào

明詔令名。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至洪武二十年間頒行。《尚書》有《大誥》一篇，爲周公束征發佈命令，用以“訓戒”臣民。朱元璋爲仿古而制，指導編纂此詔令，用以“警省奸頑”，重典治吏。《明大誥》合案例、峻令、訓導三類，凡四編二百三十六條。其中“大誥”七十四條，“大誥續編”八十七條，“大誥三編”四十三條，“大誥武臣”三十二條。載有族誅、凌遲、梟首、斬、死罪、墨面文身、挑筋去指、挑筋去膝蓋、斷手、斬趾、刖足、枷令、常號枷令、枷項游歷、重刑遷、充軍、閹割爲奴數十種酷刑；列有族誅、凌遲、梟首案例數千件，斬首、棄市以下案例萬餘種。創有“禁游食”、“市民不許爲吏卒”、“嚴禁官吏下鄉”、“民拿害民官吏”諸罪名與禁令。大誥懲處，較明律嚴酷，於貪官污吏猶甚。《大誥》苛刑峻罰，重刑輕罪，律外用刑，與《大明律》多所抵觸，故朱元璋死後不久，即廢而不用。參閲《明史·刑法志》。

《明大誥》

（明洪武十八年刻本）

明大诰

明太祖朱元璋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 起亲自编定并颁行的用严刑峻罚镇压吏民的特别刑法。“大诰”原意是帝王对臣民的告诫。有前编一卷 (74条)，续编一卷 (87条)，三编一卷 (43条)，大诰武臣一卷(32条)。《明史·刑法志》称，大诰有目十条：(1)揽纳户，(2)保安过付，(3)诡寄田粮，(4)民人经该不解物(据沈家本考证，“民人”二字有误),(5) 洒派抛荒 (系 “包荒”之误)田土，(6) 倚法为奸，(7) 空引偷军，(8) 黥刺在逃，(9) 官吏长解卖国，(10) 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明大诰》的所列酷刑，有族诛、凌迟、报刑、枭首、斩等死罪，以及墨面文身、挑筋去指、剁指断手、刖足、阉割为奴、斩趾、枷令、常枷号令、枷项游历、重刑迁、充军、籍没等。至洪武三十年 (1397年)《大明律诰》颁行，《大诰》的许多内容被编入《律诰》，《大诰》不再被援用。

《明大诰》

明太祖亲自指导编纂的一部严刑惩治吏民的特别刑法。共4篇236条，其中“大诰”74条，“大诰续编”87条，“大诰三编”43条，“大诰武臣”32条。先后颁布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年(1385～1387)间。以诏令形式颁发的，由案例、峻令、训导三方面内容组成的法规文献。

080 明大诰

明朝的重要法律。洪武十八——二十年(1385—1387)编。朱元璋亲自编定，共4编，236条。内容主要是用严刑峻法惩治官民过犯的案例汇编，维护皇帝的专制权力。以大明律衡量，大部分属于轻罪重判或无罪错判的。甚至“或朝赏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另外，编有一部分惩治污吏和豪强作恶的案例，用以打击贪官和豪强。朱元璋于颁行时宣布：“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流徒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

明大诰

明太祖朱元璋颁行的刑事特别法。“大诰”原意是帝王对臣民的告诫，其源出于《尚书》。洪武十八年(1385年)至二十年间，先后编制《大诰》四编，二百三十六条，其中《大诰初编》七十四条，《大诰续编》八十七条，《大诰三编》四十三条，《大诰武臣》三十二条，合称《明大诰》。在此四编《大诰》中，“采辑官民过犯”，法外用刑的案例，用以“警省奸顽”；《大诰》通过案例，颁布了一些重刑法令，有族诛、凌迟、极刑、枭首、斩等死罪，以及墨面、文身、挑筋、去指、剁指、断手、刖足、斩趾、阉割为奴、枷令、常号枷令、枷项游历、重刑迁、充军、籍没等几十种酷刑，用以严密法网；明太祖在一些条目中，利用案例，对臣民进行“训导”，如他在 《大诰续编》第一中，专门 “申明五常”之教，说：“臣民之家，务要父子有亲；率土之民，要知君臣之义，务要夫妇有别；邻里亲戚，必然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此“明刑弼教”。《明大诰》的问世，是明初推行重典政策的产物，不仅重典治民，更为重典治吏，《大诰》四编二百三十六条中，治吏之条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特别是严惩官吏贪污和豪强作恶。朱元璋为使其法深入人心，在颁行大诰时宣布：“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并命令各级学校讲授《大诰》，科举考试也要考《大诰》。洪武三十年(1397年)，《大明律诰》颁行，《大诰》的一部分内容“附载于律”，另一些即不复援用。朱元璋死后，《大诰》即被臣民遗忘。明中叶时，一度为家家收藏，人人诵读的御制圣书，已为民间鲜知。

明大诰

明代刑法。四编，二百三十六条。其中，《大诰》七十四条，《大诰续编》八十七条，《大诰三编》四十三条，《大诰武臣》三十二条。明太祖朱元璋亲自指导编纂，颁于洪武十八年(1385)至二十年(1387)之间。
“大诰”一名源于《尚书·大诰》，有“陈大道以诰天下”之意。朱元璋立国之初就主张以猛治国，刑用重典，但大案仍不绝，如洪武十三年(1380)之胡惟庸党案，十五年(1382)之空印案，十八年(1385)之郭桓案。故在施行重刑的同时，还加强对吏民的训教。《明大诰》为此而颁行。其内容以训导、教化为主，并将峻令、案例和训导结合在一起。
与《大明律》比较，《明大诰》开列了《大明律》未用的酷刑，如墨面纹身、挑筋去指、抽肠刷洗、阉割为奴、去膝盖、断手等数十种。用刑也重于《大明律》，如“用囚办文书”、“官私役部民”和“逃吏更名”三种犯罪，《大明律》分别定为“笞四十”、“杖八十”和“杖一百”，但《明大诰》却均定为死罪。《明大诰》还新设了一些罪名。如“禁游食”、“市民不许为吏卒”、“严禁官吏下乡”等。《明大诰》以打击不法官吏为主要目标，条目中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与治吏有关。
为了扩大影响，朱元璋还采取相应措施，包括颁赐全国监生，列入科举考试课目；若家有其书，犯罪以可减刑一等，无则加重一等；提倡在田间农闲、乡里集会时广为讲读，等等。但效果并不理想，朱元璋承认：“恶人以为不然，仍蹈前非。”(《御制大诰三编·序》)他死后不久，便被继承者抛弃不用，以致在清初修明史时，成了罕见之书。
《明大诰》实施时间虽不长，但在明初影响不小。也是今人研究明初法制及重典的佐证。
最早有明洪武间内府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的杨一凡著《明大诰研究》，对《大诰》全文作了点校。有关研究著述，还有沈家本的《明大诰峻令考》、《大诰跋》、《书明大诰后》，王国维的《书影明内府刊本大诰后》，刘嗣禹的《明大诰与明初之政治社会》等。

明大诰

明太祖朱元璋因“患民狃元习，徇私灭公，戾日滋”，乃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至二十年(1387年)之间，采辑官民过犯，连续编纂的一部刑事案例汇编。体例采自《尚书·大诰》周公东征殷遗民时对臣民的训诫。共4篇，236条。计《大诰》一卷，74条，《续编》一卷，87条，《三编》1卷，43条，《大诰武臣》1卷，32条。《明大诰》所载峻令多出于律外，是朱元璋“用重典治乱世”的突出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