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传体断代史。全书三百三十二卷，目录四卷，共三百三十六卷。清人张廷玉等纂修。成书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
 张廷玉，字衡臣，一字砚斋。生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卒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安徽桐城人，大学十张英之子。康熙三十九年进士，历事康、雍、乾三朝。雍正即位后，擢礼部尚书，后调户部。七年，加少保。八年。在筹建军机处的过程中，规制章程皆由他制定，从此更受到雍正皇帝的倚重信任。日必召入平章政事，参与机密。皇帝为奖赏其翊赞之功，赐爵“一等阿达哈哈番”,后又封三等勤宣伯，加太保。并先后任《圣祖实录》副总裁，《世宗实录》总裁，三礼馆、会典馆、明史馆总裁。立朝五十年，恩遇优渥，为清代之最。其著述有《澄怀园全集》四种二十八卷，奉敕领衔编纂的除《明史》外，有《大礼记注》二十卷，《皇清文颖》一百卷，《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二十卷，《大清会典》(雍正朝)二百五十卷，《二十三史考证》(不分卷)、《乾隆钦定吏部处分则例》等。
 《明史》是二十四史中最后一部官修正史。按照其成书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顺治二年(1645年)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朝政府于顺治二年五月，开馆纂修《明史》,命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国等为总裁，学士詹图赖、衮伊图、宁完我、蒋赫德、刘清泰、李若琳等为副总裁，郎廷佐等为篡修官，纂修《明史》的主要依据之一是《明实录》,而《明实录》中的《天启实录》、天启四年十二卷与天启七年六月一卷，因事涉阉党冯铨，故皆为其所毁；而崇祯一朝又无实录，邸报又多增损，这一状况，不能不给《明史》的修纂造成巨大困难。所以当写成数帙之后，只好长期停搁。为此，清朝政府想尽种种办法补救，并悬重赏购求邸报野史，康熙四年，又一度开馆。但情况仍未改观。第二阶段，从康熙十八年，至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十七年，清朝政府开博学鸿儒科，次年录取全国著名学者朱彝尊、汤斌、潘耒、尤侗、毛奇龄、彭孙遹、李因笃、汪琬、陈维崧、施闰章等五十人，分别授以翰林院编修、修撰等官，参加修纂《明史》。又命徐元文监修，翰林院掌院学生叶方霭、右庶子张玉书为总裁。这一时期，由于史料征集有了进展，修史人才得到充实，并制定了修史凡例，故《明史》修纂，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万斯同。他字季野，号石园，浙江鄞县人，是著名学者黄宗羲的弟子。他博通诸史，尤熟于明代掌故。明亡后，他守节不什。康熙十七年，诏征博学鸿儒，他力辞不就。十八年，徐元文监修《明史》,延斯同。他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凡史局大事，纂修文稿，均由他审阅裁定。他虽无总裁之名，实操总裁之权。经十二年的努力，文稿粗成，这就是后来流传至今的万氏《明史稿》,共五百卷。康熙十三年，王鸿绪继任总裁，斯同馆于鸿绪家，鸿绪又以核定列传事委之。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万斯同卒于北京。他所纂修的《明史稿》,被王鸿绪据为己有。经他略微改动后进呈，这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王氏《明史稿》,或称之为《横云山人明史稿》。第三阶段，是从雍正元年(1723年)到乾隆四年。雍正元年，史馆续开，以隆科多、王顼龄为监修，张廷玉、朱轼为总裁，以王氏《明史稿》为蓝本，增删修改，至雍正十三年，全书正式完成。乾隆即位后，命武英殿刻印，至四年七月，刊印完毕进呈。即今日通行之《明史》。
 书中包括本纪二十四卷，立纪的有太祖、惠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庄烈帝。志七十五卷，包括天文、五行、历、地理、礼、乐、仪卫、舆服、选举、职官、食货、河渠、兵、刑法、艺文各志。表十三卷，包括诸王、功臣、外戚、宰辅、七卿等表。列传二百二十卷，包括后妃，光宗睿宗、诸王、公主、循吏、儒林、文苑、忠义、孝义、隐逸、方伎、外戚、列女、宦官、阉党、佞幸、奸臣、流贼、土司、外国、西域等传。《明史》记述了明代近三百年的历史，其最大优点有四：一、所用资料，极为丰富。除《明实录》和邸报外，还搜集了大量野史笔记。如《食货志》的编写，仅从《明实录》中搜集的资料，即有六十多册；又严嵩、张居正等传的编写，搜集各方面的资料，各有五百多页。资料中记载可疑或有矛盾之处，都经过认真的考订，故书中所记，比较可信。二、内容编排，比较得当。如《明实录》中，把建文一朝全部抹掉，他统治时期的事绩，全部并入《太祖实录》之中；又景泰一朝，虽保留其年号，但削其帝号，称郕戾王，其事绩也附在《英宗实录》之中。而《明史》的本纪，则把惠帝、景帝单独立了本纪，英宗一朝，则分为英宗前后两纪，这种安排，甚为恰当。志中《历志》用九卷的篇幅，详细论述了当时所用大统历的内容及其存在的问题，有表有图，便于阅览；《艺文志》中，只载明人著述，不记前代著述，也是合理的。表中除沿旧例之《诸王》、《功臣》、《外戚》、《宰辅》等以外，《七卿年表》是书中的新创。因明代自废丞相制以后，六部权力加大，而都察院纠核百司，职任甚重。合而列为七卿年表，正反映了明代政权的特色。列传中，从旧例者十三，创新例者四：一是阉党传。汉唐以来，宦官之祸虽不时发生，但其人数之多，影响之大，为害之深，则当以明代为甚。别为一传，既表明了明代政治的独特之处，又可使后来的统治者引以为戒。二是土司传。当时边疆各族土司，向背无常，兵火不时发生，明朝政府兴师命帅，然旋扑旋叛，一直与明代相终始，别为一传，不仅可以明当时政策之得失，同时，也可使人系统了解各族历史及其与当时汉族政权的关系。三是流贼传。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推翻了明朝的统治。其致乱之由，剿抚之失，可以警戒借鉴之处甚多。别为一传，便于研究与阅读。四是把中国和亚洲、欧洲各国联系起来，为它们立传，并记述其与中国的往来和关系，这不仅反映了明代的历史实际，同时，也表明了作者的远见卓识。又《明史》立传，各随时代之先后，如徐达、常遇春、李成梁等功勋名将，其子孙无大事可记者，则仿照《史记》、《汉书》例，附于本传之后以明其家世。如其祖、父、子、孙各有大事可记者，则分别立传。如张玉与张辅；周瑄与周经；耿裕与耿九畴；杨廷和与杨慎；瞿景淳与瞿式耜；刘显与刘綎等，都是如此。如父无大事可记，则父附于子传。如何文渊，先叙于其子何乔新传首，刘仁宅先叙于其子刘大夏传首。如子无大事可纪，则以子附于父传。如林瀚传后附其子廷机、孙子濂；许进传后附其子诰、赞、议、论。此外，又有稍加变通者。徐寿辉建国称帝，应列入群雄传，但因其不久即为陈友谅所杀，故并入陈友谅传；而姚广孝非武臣，因其为永乐功臣，则与张玉、朱能同卷；黄福、陈洽皆文臣，柳升、王通皆武臣，但因同事于安南，故文武同卷；秦良玉本女土司，而因其曾官总兵，有战功，故与诸将同卷。李孜省、陶仲文本应皆入方技传，但因其邀宠乱政，则另入佞幸传。如数人或数十人共做一事，则举其中一人立传，而同事者则各附一小传于此人传后；即使同事者另有专传，则此一事不再详述，但云语在某人传中。三、人物评论，比较客观。评价人物，历来被人视为畏途。为此叶方霭曾上书康熙皇帝，康熙真不愧为英明的君主，他的回答是：“《明史》不可不成，公论不可不来，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卿等众议为是即是也，刊而行之，偶有斟酌，公同再议，朕无一字可定。”康熙的这一命令，对《明史》公正地评价明人物，起了重要作用。如对明成祖朱棣的评价，一方面称赞他“即位以后，躬行节俭，水旱朝告而夕振，无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之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另一方面，则斥责他“革除之际，倒行逆施，慙德亦何可掩哉！”对明世宗朱厚熜，一方面，肯定他即位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另一方面，则谴责他处在“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的局面下，不思励精图治，而却一味“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结果使“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对于谦，认为他“爱国忘家……志存社稷，厥功伟矣”;对张居正则一方面认为他“通识时变，勇于任事”,“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另一方面，则批评他“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这些评论，都是比较公正而中肯的。四、文字流畅，言简意赅。《明史》出自大量名家之手，而且经过长时间反覆地讨论修改，故文字简明。所有这些，使《明史》受到不少的称赞。不足之处，《明史》毕竟是集体创作，系由各专家分工协作最后写成。因此，脱文错误、事误、重复、矛盾、缺漏、互异、字讹之处，也所在多有。故自《明史》问世以后，也受到多方面的批评。除清人论著外，近人吴晗先生的《明史小评》、黄云眉先生的《明史考证》,陈守实先生的《明史抉微》、张维华先生的《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等书，都从不同方面批评了《明史》。尽管如此，但《明史》仍是《史记》、《汉书》以后正史中较好的一部史书，仍是研究明史最基本的资料。
 本书最早刊本为乾隆时的武英殿刊本，后有各种翻刻重印版本。其中较好的版本，是一九三五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一九七六年四月，中华书局以百衲本为底本，参照各版本进行校勘、标点、铅印出版，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本书收入《四库全书》、《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二十四史》(武英殿本，同文书局景武英殿本、五州同文书局景武英殿本、中国图书集成局排印本、竹简斋景武英殿本、涵芬楼景武英殿本、五省官书局本)、《四部备要》、《二十五史》(开明书店铸板)等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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