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学案

明末清初的明代学术思想史著作。六十二卷。明末清初黄宗羲(生平见《明夷待访录》条)撰。成于康熙十五年(1676)，较全面地记载了明三百年间学术思想的演变发展和各学术流派的分合斗争。
全书将明代二百多名学者，按时代顺序及学派分为十九个学案加以叙述。明初九卷，包括崇仁、白沙、河东、三原四学案。崇仁以吴与弼为首，胡居仁、娄谅等附之，其学主程朱一派，实为明代学术思想之先导。白沙以陈献章为主，上承南宋陆象山心学之绪，下开明王学之基。河东以薛瑄为首，三原以王恕等为主，此两派皆宗程朱之学，后者且出自前者，然学术宗旨又有一定差别，故分别立之。明中期则专述王学及其流裔。首立《姚江学案》，述该派创始人王守仁（阳明）之学术，然后依次为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诸王门学案，以明王学传授之统系。并另立虽出自王门而对王学宗旨已有不同程度修正的止修、泰州、甘泉三学案，以见王学之流变。继立《诸儒学案》，以记学术上自成一家而不附从于某一学派的学者。末为明季东林、蕺山两学案，前者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后者仅作者之师刘宗周一人，专标“慎独”之旨，亦系王门后学。
其叙事，每学案首冠小序，简述该派源流及为学宗旨。次小传，略记各学者生平及主要学术观点，加以评论。并节录各学者重要著作或语录原文，间附案语，列于叙传之后。读去条理清晰，源流洞悉。作者以为，有明一代学术，以崇仁、姚江、蕺山三派最为关键，故列《崇仁学案》为首，以内容丰富的《蕺山学案》殿后，对于明中叶以后风靡一时的王学叙述尤详，其篇幅占了全书的一半，并称明代学术，“至姚江而后大”。
此书之取材，特重原始资料，凡所节录，“皆从全集纂要钩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凡例），并力求抓住各流派或学者的学术要旨，以及那些“功力所至”的自成一家之说进行叙述，因而对于明代各主要学派的学说大体上都能有所反映。全书资料丰富严谨，历来为研治明代思想史者所重。
此书的问世，开创了我国学术史研究和编著的新局面。中国的学术史编写，大抵起源于旧史《儒林传》和《艺文志》。唐宋以后出现的《佛祖通载》、《传灯录》等宗教史著，以及南宋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明周汝登的《圣学宗传》等，虽可称为学术史，然所述皆一家宗旨，“乃以史昌学，非为学作史”(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且体例也十分粗陋。至《明儒学案》出，始有真正的学术史。清人莫晋称其“言行并载，支派各分，择精语详，钩玄提要，一代学术源流，了如指掌。要其微意，实以大宗属姚江，而以崇仁为启明，蕺山为后劲，凡宗姚江与辟姚江者，是否互见，得失两存，所以阐良知之秘而防其流弊，用意至深远也”（道光莫氏刻本序）。梁启超更说，其书之出，“非徒讲学之圭臬，抑亦史界一新纪元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并认为，“著学术史有四个必要的条件：第一，叙述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黎洲的《明儒学案》，总算具备了这四个条件。”“将来做哲学史、科学史、文学史的人，对于他的组织虽有许多应改良之处，对于他的方法和精神是永远应采用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当然，在此书的编写中，由于时代的局限，特别是作者身为王门后学刘宗周的传人，依然未能完全破除门户之见，以致对王世贞、李贽这样一些明代重要的学者和思想家应立案而未立，对颜山农、何心隐等人也因其“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而仅在《泰州学案》小序中略加叙及而不为立传。为此，清人全祖望曾批评道：“先生不免余议者则有二：其一，则党人之习气未尽，盖少年入社会，门户之见，深入而不可猝去；其二，则文人之习气未尽，以正谊明道之余枝，犹留连于枝叶”(《鲒埼亭集·答诸生问南雷学术帖子》)。
初有清康熙间许酉山刻本、万贞一刻本和贾若水刻本，前两种均未刻全，贾氏刻本虽全，然编排顺序及某些文字，颇失黄氏原意。至乾隆四年(1739)，有慈溪郑性将万氏未刻全之本续刻完毕，称“二老阁本”。道光元年(1821)会稽莫晋复据家藏抄本，参校万氏原刻，重加订正刊行。另有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和中华书局、浙江古籍出版社标点本较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