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漏籍人口

明代漏籍问题更加严重。《明史·食货一》载： “太祖当兵燹之后，户口颇极盛。其后承平日久，反不及焉。”其原因主要有： 一、大量户口脱离原有户籍。《明史》总结有四种情况：
❶逃避徭役的，叫 “逃户”。明初逃户甚多，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说：“苏松之民，出其多则足以售其巧……一曰大户苞荫；二日豪匠冒合；三曰船居浮荡；四曰军囚牵引；五曰屯营隐占；六曰邻境蔽匿：七曰僧道招诱。”这情况愈演愈烈，何良俊 《四方斋丛说摘抄》说： “自（嘉靖）四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
❷遇饥荒或兵祸而逃亡他乡的，叫“流民”。如成化初期，“荆襄寇乱，流民百万”。
❸因故侨居在外者，叫 “附籍”。
❹朝庭命令迁移的，叫“移徙”。强制迁徙过程中造成许多户口逃户隐瞒。二、明代田赋是按田亩征收，嘉靖后更推行了“一条鞭法”，丁口与赋税的关系减弱了，官府在统计人口时更加懈怠敷衍。三、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使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如《吴县志》称苏州人多以商贾为生，万历时浙江常山县一半农民辍耕从事贩运，赚取工钱为生；嘉靖时宁波人“什七在外”；徽州百姓凭技艺而负贩在外郡生活者十分之九。而明政府缺乏城镇管理方面的兴趣和能力，没有把工矿商业人口都登记起来。四、明代极权政治相当腐败，地方行政效率很低，许多地方不能按时和全面统计、上报户口。尤其是每当新君即位，为了表示“与民更始”，徭役恩宽一点，新贵恩幸就乘机隐庇一批户口。所以，不难看出，明代中后期实际人口数远远大于户籍所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