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中国散文研究

日本的中国散文研究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当时的许多汉学者在文章中对中国散文发展的历史已有较完整、较系统的认识，评论各家，阐述已见。荻生徂徕首倡古文辞派，追慕李王复古思想，在散文方面模拟盛唐，唐宋八大家流播较广。古贺侗庵(1788—1847)在《论文赠原田好直》、《书文江丽藻后》，《苏老泉集后序》、《跋东坡论文语》、《读黄石牧痦堂集》、《与家兄毂堂先生》、《读韩文公书集》、《苏老泉文妙》、《唐荆川集后序》、《读汪钝翁类稿》等文章中评论范围涉及周秦至明清各种流派及主要人物，对明代复古派有批判吸取 (参阅《古贺侗庵的诗文论与中国诗文论》，松下忠著，《东方学报》第24集；《古贺侗庵的中国散文论》，松下忠著，《日本中国学会报》，第29集)。系统回顾中日散文发展历史的专论则是斋藤拙堂的《拙堂文话》，斋藤拙堂(1797—1865)首创文话一体，书中评论中日古文发展的流派与作品，记载古文家议论行事，认为“文当以唐宋为门阶，秦汉为阃奥”，推服韩愈，对中国文言散文发展趋势持“文章极衰论”，而对于日本汉语散文的发展则持“文章日盛论”，然其品评文章时有笃论。进入二十世纪，研究益加深入。各种中国文学史对于古代散文的发展都有论述，包括内田泉的《中国文学史》 (明治书院，1956)、仓石武四郎的《中国文学史》(中央公论社，1956)、吉川幸次郎述、黑川洋一编《中国文学史》（岩波书店）、前野直彬《中国文学史》（东京大学出版会）、波多野太郎《中国文学史研究》(樱枫社，1974)。在历史散文中，《史记》研究历来受到重视。十五世纪已有桃源的《史记抄》十九卷与月舟的《史记抄》八卷，有《史记抄》研究会对此二书集中作专门研究。江户时代冈白驹著有《史记觿》，皆川淇园著有《史记助字法》。泷川龟太郎著《史记会注考证》，引裴駰《史记集解》、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加以考证，并据古抄本考勘本文，补订古注，初版1932—1934年由东方文化学院刊，再版于1956—1960年由《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刊行会刊，有台北艺文印书馆发行的影印本。小川环树、今鹰真、福岛吉彦对《史记》的世家、列传加以译注，分别由汲古书院及筑摩书房出版。安绩由纪子《史记的人物评语》（榷歌书房）、桥木尧《史记入门》（中日出版）、陈舜臣《史记之旅》等是近年有关《史记》研究的新著。增田欣《以史记为源泉的说话的考察》(《太平记比较文学研究》，角川书店，1976)、仁田香鹤子《源氏物语里史记的投影》(樟明文学七，1955. 10)等着重探讨了《史记》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根据《史记》创作的文学作品以长与善郎《项羽与刘邦》(新潮社，1916)、司马辽太郎《项羽与刘邦》 (新潮社，1980)为代表。唐宋八大家也是现代日本学者研究的重点，从池田四郎次郎《唐宋八家的名称》(东滚文化，二二)、林田慎之助《唐代古文运动的形成过程》(日本中国学会报，1977，第29集》)、高桥明郎 《欧阳修的散文文体的特色——与韩愈散文差异的成因》(日本中国学会报，1987，第38集)、《欧阳修的文学理论——围绕梅圣俞诗集序》、东英寿《太学体考——其在北宋古文运动里的一个考察》(日本中国学会报，1988，第40集)、《欧阳修〈居士集〉 编纂的意图》(中国文学论集，17，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谷口匡《韩愈散文作品的立场与道的主张》 (中国文化，146，大塚汉文学会)、《张中丞传后叙与韩愈的立场》等著述中大体可以看出对唐宋八家研究的倾向。对于明代复古派散文的研究，有前野直彬《明代古文辞派的文学论》(日本中国学会报，16集)、松下忠《古文辞里李王的不同》(和歌山大学纪要人文科学，7)、岩城秀夫《抨击古文辞》(中国戏曲演剧研究，36)、吉川幸次郎《李梦阳的一个侧面——古文辞的庶民性》(立命馆文学，180,1960)等。内山知也《明代语文人论》(木耳社，1987)倾注了对于明代文人文化的注意。中国散文的选编有何建章、濑户口律子《中国散文选》(明治书院，1985)、本田济《近世散文选》(鉴赏中国古典24，角川书店，198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