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壶诗馀自序

宋汪莘撰。见于《方壶存稿》(有清雍正九年汪栋刻本、《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本)、《方壶词》(有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汪氏二家词》本)、《方壶诗馀》(有民国朱祖谋辑《彊村丛书》本)及《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等。作者于唐宋词人中，独尊苏轼、朱敦儒、辛弃疾三家，并据此而倡立“宋词三变”说。作者首先肯定苏轼革新词风的功绩，视之为宋词的一大变迁：“盖至东坡而一变，其豪妙之气，隐隐然流出言外，天然绝世，不假振作。”这里，作者既赞赏苏词迥异于花间虫吟的“豪妙之气”，更称颂苏词风韵天成，毫无搔首弄姿、矫揉造作之态。其次，作者则肯定朱敦儒词亦能变化生新、独出机杼：“二变而为朱希真，多尘外之想，虽杂以微尘，而其清气自不可没。”朱敦儒词旷逸清俊，有潇洒绝尘之韵致，而略无人间儿女俗艳气，庶几可于晏秦、苏辛外别成一格。因此，作者视之为宋词之“二变”，良有以也。不过，朱氏南渡后，时有忧国伤时之制，风格苍凉沉郁。王鹏运《樵歌跋》评云：“忧时念乱，忠愤之致，触感而生，拟之于诗，前似白乐天，后似陆务观。”作者忽略于此而一味推赏朱氏的“清气”与“尘外之想”，似有偏嗜之嫌。对辛弃疾词，作者则视为宋词之“三变”：“三变而为辛稼轩，乃写其胸中事，尤好称渊明。”“写其胸中事”云云，乃是化用陈师道评陶语“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后山诗话》)。的确，辛词直写其抗金救国、匡时济世的胸襟抱负，对苏轼的豪放词风既有所继承，更有所发展，堪称卓然独树一帜。同时，辛氏也确如作者所言，极慕陶渊明为人，引之为异代知己，《水龙吟》词即云：“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吾侪心事，古今长在。”因此，作者对辛词的概括虽然不够全面，大体上却还是切当的。作者在序中还自道：“平昔好作诗，未尝作词”，直至五十四岁秋冬之际才填词三十馀首；但试手此道后，顿觉“作词之乐，过于作诗”，且云：此亦“昔人中年丝竹之意”。这表明，作者至少在自序词集的此时已摒弃重诗轻词的传统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