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轩乐府引

金元好问撰。见于《元遗山全集》（有清光绪间翰文堂刊本）、《遗山先生文集》(有《四部丛刊》本)及《宋金元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等。作者对苏轼词“吟咏情性”的特点极为推赏，序中就此纵横议论，颇能给人以启迪。作者指出：“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虽时作宫体，亦岂可以宫体概之？”这就是说，苏轼词专于吟咏情性，虽亦偶涉艳情，却有别于唐代“宫体”词之绮靡。作者不赞成“乐府本不难作，从东坡放笔后便难作”的看法，认为“此殆以工拙论，非知坡者”。作者较详尽地陈述了自己的见解，以之作为否定以上看法的理由：“《诗三百》所载小夫贱妇幽忧无聊赖之语，时猝为外物感触，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者尔。其初果欲被管弦，谐金石，经圣人手，以与六经并传乎？ 小夫贱妇且然，而谓东坡翰墨游戏，乃求与前人角胜负，误矣。”据此，作者断言说：“自今观之，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作者进一步考察了苏轼以后黄庭坚、晁补之、陈与义、辛弃疾诸家的创作实际，指出他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情性，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坡发之”，即都继承了苏轼词“吟咏情性”的特点。显然，作者认为，吟咏情性与否，是词的生命力与感染力之所系。而序主张新轩，在作者看来，正因在“吟咏情性”这一点上直接追步苏轼，才得以自立于词林。作者在序中描述自己“取其歌词读之”后的感受说：“未尝不洒然而笑，慨然以叹，沉思而远望，郁摇而行歌。以为玉川子尝孟谏议贡余新茶，至四碗发轻汗时，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真有此理。”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作者探讨了新轩的生活道路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对其创作的影响，指出：新轩早年，“滑稽玩世”，“故多喜而谑之之辞”；入仕后，“民风国势，有可为太息而流涕者，故又多愤而吐之之辞”。此外，序中还记录了作者与“屋梁子”有关以诗词“书愤”问题的一大段论辩。就中，“屋梁子”对作者的质问之辞值得注意：“《麟角》、《兰畹》、《尊前》、《花间》等集，传播里巷，子妇母女交口教授，淫言媟语，深入骨髓，牢不可去，久而与之俱化。浮屠家谓笔墨劝淫，当下犁舌之狱。自知是巧，不知是业。陈后山追悔少作，至以语业命题，吾子不知耶？”这表明当时仍不乏对词怀有偏见，甚至采取敌视态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