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词语大词典︱前言

• 位置： 首页/附录库/新词语大词典

前言

在国家社科规划项目“《现代汉语新词语信息(电子)词典》的开发与应用”(01CYY-002)和山东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基于语料库的现代汉语新词语研究”(W01W15)的资助及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从1999年起组织人力展开了大规模的新词语搜集与整理工作，收录1978年以来的新词语四万多个，开发了《现代汉语新词语信息(电子)词典》。在此基础上，我们陆续编纂了一系列的新词语词典，并已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最新流行语小词典》、《实用网络用语手册》；编年体的新词语手册正在编纂；同时，遴选了两万多个词条的《新词语大词典》也已经定稿。在该词典即将付梓之际，我们想结合编纂体会，再来谈谈新词语以及与新词语词典编纂有关的几个问题，给这项工作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同时就教于各位专家、同行。 一、　新词语的整理与研究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新词语大量涌现。很多人对新词语做过统计，有的认为每年产生四五百个，有的认为每年产生一千多个，有的认为每年产生一万多个，并且表现出逐年增加的态势。新词语的大量产生引起了语言学界的高度重视，人们对新词语充满了热情，新词语词典、新词语研究的论著也像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出版的各种新词语词典有五十多部，发表的各种研究新词语的论文有五百多篇，著作十多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这些词典的收词原则不同，收录新词语的数量也各不相同，但都为新词语的整理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新词语研究的众多论著当中，有一部分是对某个或某几个具体新词语的探讨，大部分则是从整体上来研究新词语的。主要研究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新词语的界定。大致有三种观点：(1)为了适应社会生活的变革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利用已有的构词材料，按照汉语的构词规律新创造出来的词和语。(2)新词语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往汉语中没有的，新时期里随着新生事物、新观念、新制度的产生而产生的词语；一种是以往汉语中有的，但是在新时期的语言交际中增加了新的义项，并且该义项以较高的频率被使用的词语。(3)包括三种形式：全新词语；旧词赋新义；旧词语复活。 　2.　新词语的特点。主要有：(1)音节趋向多音化。(2)简缩词语大量产生。(3)仿造成为一种重要的构词手段。(4)外来词语(包括混合词和借形词)增多。(5)口语性和形象性很强。(6)单义性占强势。(7)以某个语素为基础的大量词群出现。(8)术语增多和普通化趋势。(9)委婉语增多。(10)词义表面化倾向。(11)外来词译音成分的语素化。 　3.　新词语的来源或产生途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新外来词语的吸收。(2)旧词语的复活。(3)旧词语的新义新用。(4)方言词语的吸收。(5)术语的普通词汇化。(6)通过修辞方式的渗入创造新词语，主要包括比喻、借代、仿拟、婉曲、夸张、移用、转类、节缩、摹声、双关等。(7)新造词语。 　4.　新词语的分布。大体分布在时事政策、法律制度、科学技术、经济贸易、生产建设、商业服务、社会生活、教育学习、观念心理、衣食住行、文体娱乐、卫生保健、婚姻家庭等领域。 　5.　新词语产生的原因。总的来说汉语新词语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客观对象是新词语产生的客观基础，人们思维能力和认识能力的提高和深入是新词语出现的主观因素。社会不断发展，出现了新的事物，就要用新的词语来称说，反映到词汇系统中就要有新词语产生；而人们求新、求雅、求和谐、求经济的心理，同样促使了新词语的大量产生。 　6.　新词语的规范化。这是新词语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说穿了，就是能不能给新词语以“词”的地位。总的来说，对于新词语的规范有“三观”，即“追认观”“阶段观”“规范观”，而前二者是不可取的。具体规范原则，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述，比如必要性原则(或称“填空性原则”)、明确性原则、高效率原则、互补性原则，等等；最有代表性的要数国家语委新词新语规范基本原则课题组(执笔人于根元、王铁琨、孙述学)在《语言文字应用》2003年第1期上发表的《新词新语规范基本原则》(以下简写为“于2003”)一文中提出的九大原则：必要的原则、丰富的原则、经济明白的原则、符合结构规律的原则、重视国际通用的原则、大汉语的原则、品位的原则、使用和动态变化的原则、引导的原则。说到底，“词竞众择，适者生存”是最自然的法则。语言学家的任务只能是观察分析大众的习惯，发现新词语发展的趋势，积极因势利导(张志毅、张庆云《新时期新词语的趋势与选择》，《语文建设》1997年3期)。 　7.　新词语词典的编纂。收词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词语词典的质量，所以讨论的重点之一就是收词的原则，归纳起来有必要性原则、明确性原则、高效率原则、普遍性原则、生命力原则、全面性原则、时间性原则等。提高新词语词典的质量需要认真研究并确定恰当收词原则、区分不同的辞书形式、在研究的基础上编纂、利用计算机等现代化手段编纂词典。新词语词典的类型主要有五种：(1)汇集各类词语的，如于根元主编的《现代汉语新词词典》。(2)扣住“流行”的，如各种流行语词典。(3)编年体的，如《1991汉语新词语》等。(4)单收某一方面的，如简缩语词典、字母词词典、网络用语词典等。(5)大陆与海外对比的词典。 　此外新词语反映出的社会文化心理、新词语的预测等问题也引起了人们比较多的关注。 　我们利用国家社科规划项目“《现代汉语新词语信息(电子)词典》的开发与应用”(01CYY002)的成果《现代汉语新词语信息(电子)词典》，并且在山东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基于语料库的现代汉语新词语研究”(W01W15)的基础上，在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支持下，对现代汉语新词语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研究成果——专著《现代汉语新词语研究》已经定稿(即将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该著作在大规模机读语料库的基础上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着力讨论了以下内容：1.新词语研究综述。2.新词语的界定。3.新词语的特点。4.新词语的产生原因和产生途径。5.新词语的类别。6.新词语的词类分布。7.新词语各类词的语法特点分析。8.新词语的构词法研究。9.新词语的分布及其反映的社会文化。10.新词语的规范化。11.新词语词典的编纂。 二、　新词语的界定 　新词语，从实际情况来说，应该包括新词和新语。为了讨论的方便，下文所论及的主要是新词，而兼及新语。 　新词的界定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新”，二是有没有词的资格，或者说是否成词。 　“新”是相对的。一是指时间的范畴，一是指词语本身是不是新的。 　从时间的范畴来说，“时限的划定，可长可短，本无定制。但我们认为，大体应根据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阶段性为依归，因为词汇的变化受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具体说来，描写型和规范型新词语词典的收词，大致以少则10年、多则20年为限；时限过长会失去新，时限过短又难以确定其新”。(李建国《新词新语研究与词典编纂》，《辞书研究》1996年3期，以下简写为“李1996”)事实上，现在出版的新词语词典在时限上并不一致：有的从建国算起，有的从文革之后算起，有的则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算起。为了保持词语的新颖度，“大的多年本的词典收集新词新语以1978年以来的为宜”(于2003,P90)。《新词语大词典》正是如此。本书重点收录1978—2000年出现的新词语，兼收了2001、2002年的大部分新词语；为了纪念“众志成城抗‘非典’”的斗争，2003年引人注目的“SARS、萨斯、非典、非典型肺炎”等也收录了。 　从词本身来讲，词形、词义、用法三方面中任何一个方面是新的就是新词；而鉴定新词的参照系则是现代汉语常用词汇的词形、词义和用法。只要在这三个方面的任何一点上与现代汉语常用词汇不同，我们就认为它是新词。常用词汇的代表是《现代汉语词典》的主体词汇，即正文收录的词语。这样处理比较容易操作，但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现代汉语词典》也在不断修订，正文中也在不断地收录一些新词。比如“运作”，我们查到的最早的用例是1988年出现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1988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未收，1996年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收录了。这个词收不收呢？我们认为这个词是1978年以后用开来的，应该收录。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是一些“复活”的“死词”，即历史上有过这样的词，一段时间不用了，现在又开始使用了，这些词算不算新词，收不收？对这个问题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和做法。有的先生认为这是古汉语的词汇，收入古汉语词典还差不多，收入新词语词典，不伦不类，影响词典质量。与之相反的观点是“我们主张收，以利交际，但是说明情况，以示区别”(于2003,P90)。我们的想法是，《新词语大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合起来应该能够反映现代汉语词汇的基本面貌，这些“复活”的“死词”如果不是以引用为主要的出现形式而是作为现代汉语词汇普遍使用的话，还是可以收录一部分的。 　综上所述，从“新”的方面，我们认为可以将新词界定为：1978年以来通过各种途径产生的、具有现代汉语常用词汇所没有的新形式、新意义或新用法的词。 　从有没有“词”的资格，即是不是“词”来看，也有两方面。一是“词”的界定，一是新词的规范标准。按照语言学界的一般看法，词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独立运用”包括单独成句、单独充当句子成分或单独表达语法意义。根据这一点，大多数新词可以被看作是词，因为都可以满足独立运用这一条件。这里有一点小麻烦的是，所有“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单位都是“词”吗？语言交际当中有没有非语言的因素？说得具体点，比如网络用语中的“常用表情符号”能独立运用，也是最小的单位，能看作是词吗？有人认为是词，并且收入相关的词典，也有人表示否定。我们觉得这些常用表情符号肯定起到了词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词都是形、音、义确定的一体化符号，而这些符号没有明确的读音，不能看作严格意义上的词，所以我们将其收录在《新词语大词典》的附录“网络用语”中，以示区别。对于大多数新词语来说，能不能成词，在是否能够独立运用这个方面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主要问题是从现代汉语规范化的角度看，它们合不合规范，能不能被看作现代汉语的规范词语并收入词典？以往，在这方面是比较严格，甚至苛刻的。别的不说，就说字母词，常用的字母词目前至少有两千个左右，但以权威著称的《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的修订本才收了四十多个，直到2002年的增订本也只收录了一百多个；不仅数量少，而且还是作为附录，没有进入正文。我们在接受新词语方面观念之保守可见一斑。当然，由不收到少量收，总是一种进步。我们也惊喜地注意到，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人们对新词语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由原来比较谨慎甚至苛刻转变为比较宽容。前文提到的国家语委新词语规范原则课题组提出的具有权威性的九大原则，对新词语的宽容度比起以往的规范原则要大了很多，凡是符合这九大原则的都可以看作新词语。尤其对“生造词”的态度的变化最明显，“我们认为，从理论上说，新词语就包括生造词，生造词实际上也是新词语，是新词语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只不过它是新词语这个大家庭中一个不太健全的成员而已。它们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其间不存在对立关系。”(孙曼均《生造词问题的再思考》，《中国辞书论集2000》，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在我国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思想观念快速发展变化的今天，人们对新词语越来越宽容，越来越愿意接纳。正如许嘉璐先生指出的：“我们是在不规范的情况下搞规范，语言又在规范中发展”，“规范并不能阻止语言的发展演变和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语言现象，当然也就不能保证出现的新词新语新说法人人都懂得。不进行规范当然不行，过分强调规范，希望纯而又纯也不行。”(许嘉璐《容纳·分析·引导·规范》，《文汇报》1999年12月30日) 三、　新词语的类型 　根据以上对新词语的界定，我们认为新词语应该包括以下类型： 　1.　新造词语。这类词语形式和意义都是新的。社会上产生了新事物，就用原有的词根构成一个新的形式来表示这些新的意义。比如“股市、哇噻、辣妹、足球彩票、酷装、新新人类、哈韩族、美足”等。 　2.　旧词新用。这类词语的词形是原有的，“新”主要表现在产生了新意义或有了新的运用。具体分为三种情况：(1)原有的词语增加了新的意义，如“下课、上课、充电、输血、造血”等；(2)原有的词语有了新的用法，比如名词性的“结构”用为动词(你为我结构人生)，名词性的“运气”用为形容词(你这人很运气);(3)原有的词语很长一段时间不用，现在又重新启用，比如“黑道、绑票、撕票、小姐、金婚、银婚”等，虽然其中的有些意义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3.　由方言进入普通话的词汇。这类词语在方言中早已存在，但从普通话常用词汇看应该是形式和意义都是新的。如“发烧友、埋单、拍拖、三级片、搞笑、猫腻、搓、膀爷”等。这些词语大多数来自粤语，是“粤语北上”的产物，也有一部分为北京话或其他方言的词语。 　4.　外来词，从外族语借来的词。又可分为：(1)音译词，如“酷(cool)、秀(show)、脱口秀(talk show)、血拼(shopping)、派对(party)、伊妹儿(E-mail)”等；(2)意译词，如“热点(hot spot)、音乐电视(music television)、热狗(hot dog)、超级市场(supermarket)”；(3)音译兼意译词，如“桑拿浴、迷你裙、吧女、酒吧”等；(4)直接使用日语汉字的词语，如“放送、慰安妇、物语、写真、人气”等。外来词中的大多数，词形、词义都是新的，但也有少数新形式表示了旧意义，如“拜拜、的士、血拼”等。 　5.　简略词，在原有词语的基础上缩略而成的词语。分为三种情况：(1)简称词，如“博导(博士研究生导师)、澳网(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超市(超级市场)”；(2)略语词，如“严打(严厉打击犯罪活动)、防伪(防止假冒伪劣产品)、台资(台商投入的资本)”；(3)缩语词，如“三讲、三假、三陪、三金”等。这类词语的出现是语言经济原则的一个重要表现。这些词语的词形都是新的，词义则有的是新的，有的是原有的。 　6.　因修辞用法稳定下来而构成的新词语。大致上有如下几类：(1)比喻引申，如“豆腐渣工程、撒胡椒面、下毛毛雨、朝阳产业、白色消费、下海、捞人”等；(2)借代，如“菜篮子工程、白发世界、白条案”等；(3)仿拟(这一类最多)，如“烟民、股民、彩民、网民”，“空姐、海姐、吧姐、呼姐、网姐”，“空嫂、海嫂、呼嫂”，“网民、网友、网哥、网姐、网迷、网虫、网蝇”等。这类词语词形、词义都是新的。 　7.　专业术语的意义泛化、转移，扩大、改变了使用范围。如“软件、硬件、启动、热处理、冷处理、套牢、触电”等。这些词语从常用词汇的角度看应该是新词形，意义多数也是新的。 　8.　字母词。字母词从形式上来看有三类：(1)纯粹的字母词，即整个词由英文字母构成，如“GRE、CEO、ATM、BBS、VS、IT、IN、Q、VIP”等；(2)字母和汉字混合的，如“E时代、E人类、IT界、IT业、够IN、VIP卡”等；(3)数字和字母的组合，如“3D、3C、3S”等等。后两种也叫“混合词”。字母词词形是新的，词义多数是新的，但也有一部分是新词形装旧义，比如“CCTV、VS、WC”等。 　9.　网络词语。主要用于网络或网络聊天室的词语，如“QQ、E-book、DIY、美眉、聊天室、造砖、灌水、版主、恐龙、菜鸟、烘培机、爱虫、砸砖”等等。这些词语有的是词形、词义都是新的，有的是旧词赋新义或有新用法。这类词语总的算起来大概有三千多条。处理这部分词语，我们比较慎重，只选择部分收入《新词语大词典》的附录“网络用语”中。 　以上提到的新词语的类型，是就新词语的某一方面的特点说的，其中有交叉，但基本上反映了新词语的全貌。 四、　新词语词典编纂的创新 　新词语词典已经出版了很多，对新词语的整理、汉语词汇的研究以及满足社会的需要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就总体来说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初创既成，更待提高”，如何有所创新，提高新词语词典编纂的质量，是我们编纂《新词语大词典》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们特别在以下几个方面下了功夫： 　1.　充分利用计算机语料库技术，改进词典编纂的手段。 　早在1996年李建国先生就指出：“在研究的基础上编纂辞书，就需要理论语言学界与计算语言学界互补互动，联手合作，充分利用计算机储存、处理语料，通过定时、定量、定性的分析，为词典编纂提供科学的依据。我们相信，这样编出的词典，才具有时代特点，才有可能改变以往单凭心记口诵、耳闻目见编写的状况。”(李1996,P39)近几年《辞书研究》连续发表了多篇探讨计算机辅助辞书编纂的文章，尽管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但代表了这一方向。2002年5月我在台湾中研院语言研究所主办的“第三届中文词汇语义学学术会议”上发表了《〈现代汉语新词语信息电子词典〉的研究与实现》，该文经过台湾中研院语言研究所聘请的三位中外专家评审后又发表于台湾中研院主办的学术期刊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中文计算语言学期刊》)上。这三位专家在评审该文时提出了一些问题，要求作者必须回答。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大陆为什么新词语词典这么有市场？它和国外的类似‘当代英文词典’的词典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在中国大陆新词语词典这么有市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更新速度太慢，很多新词语不能及时地进入《现代汉语词典》这样权威的工具书，所以不得不编各种各样的新词语词典来满足社会的需要。有些搞汉外双语词典的同志甚至认为中国大陆的新词语词典是怪胎，一个不该有的怪胎。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这一方面和我们前文提到的人们对待新词语观念比较保守有关，而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我国辞书编纂手段的落后，大大制约了词典的更新。时至今日，很多辞书工作者仍然以“心记口诵、耳闻目见”的传统方式来编写辞书，这和信息技术时代快速发展的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在艰难、缓慢地运用机读语料库的过程中，我国也和国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国外是编词典的人建好了大规模的机读语料库提供给搞语言信息处理的人使用；而我国的情况正相反，是搞语言信息处理的人建好了语料库提供给编词典的人使用，由于隔行，用得也不那么娴熟。没有大规模系统的机读语料库的支持，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辞书事业的发展。在《新词语大词典》编纂之初，我们就确定了在超大规模动态机读语料库的基础上编纂该词典的原则。具体涉及的语料有：《人民日报》1978年—2002年二十五年的语料，人民网里《人民日报》报系十二种报纸近年语料，人民网网站群的九个网站近年的语料，《读者文摘》(后更名为《读者》)创刊以来的语料，《南方周末》创刊以来的语料，《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南方日报》网上的语料。除了这些语料外，必要时还利用“搜狐”“新浪”“263”等网站提供的搜索引擎搜索网上的所有语料。这些语料时间跨度达二十五年之久，各个方面的语料都有，是一个系统的动态的语料库。《新词语大词典》从词目的确立、意义的考察、词性的确定到典型例句的选择，都是在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动态语料库中进行的。“正因为利用了高新技术，才可能广泛搜集语料并使语料变换聚合的形态，改变查找语料的方式，方便而准确地对语料进行对比分析，确定每个新词语出现的语境，概括其含义和用法，选择鲜活的例句”(李行健，本词典序)。基于超大规模机读语料库的现代化词典编纂手段，是《新词语大词典》质量的有力保证。 　2.　既保证收词全面又保证收词规范的收词原则。 　我们确定的《新词语大词典》的收词原则有：(1)全面性原则；(2)规范性与描写性相结合的原则；(3)必要性原则；(4)普遍性原则；(5)稳定性原则；(6)音节原则。这六条原则除了全面性原则和音节原则外，其他和国家语委新词语规范原则课题组的九大原则有很多相同之处。 　所谓的全面性原则，就是指为了保证《新词语大词典》对真实文本覆盖范围广、能够反映现代汉语新词语的基本面貌从而使其具有实用性和代表性，我们要求《新词语大词典》收词应该广泛、全面，和《现代汉语词典》结合起来应该能够反映现代汉语词汇的基本面貌。具体说，《现代汉语词典》中未收录而在现代生活中又广泛使用的新的语文词语都在我们收录的范围内。 　所谓音节原则是指单音节、双音节、三音节的词语只要符合我们确定的上述原则的，都收录；四音节、五音节的词语比较谨慎：如果整个词语的意义是由构成成分的简单相加，一般不收；如果整个词语的意义不是各个构成成分的简单相加，而是赋予了其他特殊的意义，则收录。比如“长期饭票、超值服务、爱心大放送、跟着感觉走、过把瘾就死、生活在别处”等。六音节以上的一般不收，只有个别有特点的才收，比如“别理我烦着呢、亮丽的风景线、钢筋水泥森林、大红灯笼高高挂(考试多门不及格)、第一次亲密接触”等等。 　不管是我们确定的六条原则还是国家语委新词语规范原则课题组的九大原则，都讲的是理论原则，如何贯彻呢？我们的具体处理办法是依靠我们构建的超大规模的机读语料库。这个语料库的主体是《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报系的十二种报纸以及人民网网站群的语料，都是比较规范的现代汉语，而且品位比较高。我们收入词典的绝大部分新词语都在这些语料中出现过，这些语料中没有出现的一般不收。仅出现在其他报纸或网站里的，只有少部分比较有特色的才收。这样，既能保证将大部分新词语收录进来，又保证了词典的规范性，使得我们提出的六条原则或国家语委新词语规范原则课题组的九大原则得到比较好的贯彻落实。 　3.　准确标注词性。 　《现代汉语词典》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词标注词性，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辞书学界和语法学界的一大憾事。但这是有客观原因的。现代汉语词类的多功能性决定了为现代汉语常用词汇标注词性的复杂性。但新词的语法功能相对比较单一，标注词性的复杂度比较低一些。标注词性既可以帮助说明词义，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词的用法。所以，我们以目前中文信息处理和现代汉语教学中流行的语法体系的词类理论为指导，以词的“优势语法功能”为标准进行分类，以词语在大规模语料库中所表现出来的语法特征为根据具体归类，给《新词语大词典》的每一个词、多义词的每一个义项都标注了词性。 　根据目前流行的中文信息处理和现代汉语教学语法体系，我们将词类分为名词、时间词、方位词、处所词、动词、形容词、区别词、状态词、副词、代词、数词、量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叹词、拟声词。而事实上，我们收录的词语中主要是名词、动词、形容词三类，区别词、状态词、副词都只有几十个，叹词两个“哇噻、yeah(吔)”，语气词一个“(吔)”。在这些词类中，区别词、状态词、副词的功能比较单一。区别词只作定语，不作其他成分。状态词可以作定语、谓语、状语，这些方面和形容词很像，但不同的是它不能受程度副词“很”的修饰。副词只能作状语，个别可以作补语。按照这些标准可以比较清楚地将这几类词区分开来。但是名词、动词、形容词三类是多功能的，确定起来比较麻烦。这三类，我们主要按照“优势功能”来确定词性。名词主要作主宾定语、受数量词修饰、不受否定副词“不”和程度副词“很”修饰。动词主要作谓语，可以受否定副词的修饰，作定语时一般要带“的”。形容词可以作定语、谓语，可以受程度副词“很”的修饰。我们注意到，尽管汉语的这三类词是多功能的，但由于我们面对的新词的语法功能还比较单一，按照以上所说的“优势语法功能”可以比较准确地给每一个词标上词性。比如“另类”，我们采集到多数例子是出现在定语的位置上，由此看，“另类”应该定为区别词；但我们同时也注意到有“打入另类”“视为另类”这样的说法，而且意思也有细微差别，于是，我们把“另类”分为两个义项，前者为区别词，后者为名词。 　明显是短语的，不标词性。 　4.　尽力准确释义。 　释义是词典的生命，也是我们工作的重心，花费的力气最多。我们在参考了目前内地出版的二十多部有代表性的新词语词典和港台的部分新词语词典以及《现代汉语词典》的基础上，仔细鉴别从超大规模语料库中采集到的例句，比较词语在具体语境中的不同含义，发现其细微的差别，努力用精炼的语言准确地概括出词语的意义。具体来说，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的： 　(1)　义项的分合 　同一词形，读音相同，意义之间又有联系，则处理为一个词的多个义项，即将该词语看作多义词。比如“美腿”，一个意思是作名词用，指美丽漂亮的腿，另一个意思是作动词用，指使腿变得漂亮。这两个意思之间是有一定的联系的，一个是动作，一个是动作的结果。因此，我们将这两个意思立为一个词的两个义项。有些词的词形、读音相同，意义之间看不出有什么联系，我们也照此处理，但这种情况比较少。 　考察词语出现的所有环境，力争全面、准确地概括其意义，若有差异，分别立项。比如“三假”，我们对采集到的所有例句进行比较，目前总结出以下义项：①假学历、假文凭、假职称；②假药、假烟、假酒；③假发、假辫子、假睫毛；④假冒军人、假冒军车、假冒军队企业的不法行为；⑤假农药、假种子、假化肥；⑥假批文、假单证、假印章；⑦假单证、假印章、假签名。 　和《现代汉语词典》进行比较，说明词语的新意义。比如“冰点”除了原有的“水凝固的温度，也就是水和冰可以平衡共存的温度”义外，我们发现还有“没有引起人们重视的(事物)”义，系仿“热点”而成。如：◇“冰点”题材也需要有心人来发掘和“炒作”。(人民日报.1995.2.5)◇“热点·冰点”、“军旅之星”、“迷彩书屋”及“军营流行语”、“新生林”等特色栏目在战士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人民日报.2000.1.29) 　着力发现词义之间的细微差别，对这种细微差别也有所反映。比如“感情投资”，我们觉得可以归纳出两个义项：①特指现代化管理的一种投资方式，即采取一定的措施，联络、激发人们的感情，增进管理者和职工间的友谊，以间接提高工作和生产效率。例如：由于吴福国把感情投资融入企业管理中，全所上下营造了亲情依依的大家庭氛围，激发了职工的主人翁精神。(人民日报.1999.5.22)②泛指为增进感情而付出一定的代价(如金钱、言行、感情等)。例如：有的单位利用假日进行感情投资，出钱出车请领导或握有实权的人物举家外出旅游，搞变相行贿。(人民日报.2000.6.11) 　(2)　词源学的说明 　正如巢峰先生所言：“在治学之中，常常因一词之源，费尽周折。《辞源》要求‘结合书证，重在溯源’；《汉语大词典》要求‘古今兼收，源流并重’。可见语文辞书溯源的重要。”“词源就是知识，而辞书就是知识的结晶。重视辞书的知识性，尽可能交代新词语的出处，是编出出类拔萃的新词语辞典的重要条件。”(巢峰，本词典序)我们在编写《新词语大词典》时，对词语尽量给出词源学的说明。 　对于外来词和字母词说明语源。比如：[拷]①英语“copy”的音译，意为复制。②英语“call”的音译，意为打电话给某人。再如：[WTO]即英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缩写，即世界贸易组织。 　对于方言词语说明出自哪种方言。比如：[埋单]即结账，“埋”是收拢、靠拢的意思。也作“买单”。系粤语词。 　专业术语说明原来指什么，进入普通词汇意义有什么变化。比如：[套牢]①股市中股民买进股票后，该股票价格下跌，因而持股者长时间无法抛售出去。②泛指一切被拖累、脱不开身的情况。 　旧词新用尽量说明原来指什么，现在指什么，新旧之间的变化。比如[小姐]原指未婚年轻的女子，现意义有了变化：①〈名〉对选美活动中优胜者的称呼。◇谁知，今年世界小姐评选时，偏有几位身着飘逸长裙的佳丽，脚登着憨憨的“松糕鞋”在舞台上潇洒来去。(人民日报.1999.3.15)◇2002年世界小姐选举将于12月7日在英国伦敦举行，一共有92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佳丽参赛。(人民日报.2002.12.5)②〈名〉从事色情活动的年青女子。◇花枝招展的小姐走了过来：“先生，要不要按摩服务？”(人民日报.1995.1.10)◇吃喝后，一行9人到县城“杏花村”歌舞厅娱乐，并由9名歌舞厅小姐陪侍。(人民日报.2000.11.28) 　简略词语说明原词语。比如：[金鸡奖]“中国电影金鸡奖”的简称，为中国电影家协会举办的全国专业性电影评奖活动，始于1980年。其奖徽为金鸡，故称“金鸡奖”。 　由修辞用法固定下来的词语，说明所使用的修辞手法。比如：[金凤凰]喻指优秀、杰出的人物。[网民]仿烟民、股民、彩民而造，泛指上网的人。 　其他的有来源的也加以说明。比如：[过把瘾就死]在说明“为追求生活中的某种东西可以不计后果”后，还进一步说明“来自王朔的同名小说及据此改编的电视剧《过把瘾》”。 　5.　精心选例。 　“王了一先生几十年前曾说过，一本词典没有好例句就形同一具骷髅。例句作用之大，就在于它可以进一步具体地帮助读者理解词义，掌握词的用法。只有这样，才能给读者提供真正掌握这个词的条件，才能圆满地发挥词典的作用。”(李行健，本词典序)根据《新词语大词典》的实际需要，我们确定如下选例原则： 　(1)　语义准确原则。所选例句能够准确地体现该词语的意义。因为词语进入句子之后，往往会因为上下文而发生意义的细微变化，所以在众多语料中要尽可能选择最能准确体现词语意义的例句。 　(2)　用法典型、全面原则。所选例句能够典型地体现词语的词类特征。汉语词类是多功能的，一个词类可以分布在多种句法位置，这就要求我们挑选例句时，首先要注意突出该词语的优势语法功能，同时也能兼及其他用法。具体做法是必须有一个例句能够体现其优势语法功能，另一个则选择体现其他用法的。这样该词语的用法(语法特征)就有了一个全面而突出的显示，便于学习者既全面而又有重点地了解掌握该词语的语法功能。 　(3)　时代特征原则。李建国先生指出：新词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促使我们重新认识它，并适时地将研究成果吸收到辞书中，使之成为文化积累的一部分，以垂示将来”。“就新词新语的成长而言，至少分‘少儿期’‘青年期’和‘成年期’。少儿期的新词新语独立性弱，使用范围小，是具有语料性质的词语，能最迅速地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变化，社会学、文化学的研究价值大。青年期的新词新语独立性强，使用范围大，最活跃，最敏感，很快进入共同语，文化学、语言学的实用价值大。成年期的新词新语是全民使用的基本词语，使用范围最广，构词能力最强，语言学的价值最大。”(李建国《再论新词新语研究与辞书编纂》，《语文建设》1997年12期)在我们编写《新词语大词典》时发现，有些新词语本身就代表一个新事物，有些新词语和一些新事物紧紧相连。所以，我们在选择例句时，在不违反其他原则的情况下，重点选择能够反映新事物、富有时代特征的例句。这样，《新词语大词典》不仅收录了新词语，解释了其意义和用法，而且有了社会学、文化学的意义，扩大了词典的内涵。美中不足的是，因为受词典篇幅的限制，不少例句被截去了一部分。虽然通过例句记录新事物有的可能不够完整，但也可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4)　时间原则。李行健先生指出：“新词语本来就是一种过渡性的词语，汉语中的‘葡萄、金刚、塔、站、革命、健康、逻辑、沙发’等都经过新词语阶段，现在不会有人认为它们是新词语了。也就是说，新词语进入汉语词汇(具有全民词语资格，方言性的、临时性的等等都不能算)后，经过一段时间，能留下来并进入基本词语，它们也就不再是新词语了。是不是这样，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编写新词词典时，可否标明该词典收入的是什么年代到什么年代产生的新词语？这样也许更便于编者编纂和读者研究使用。”(李行健，本词典序)我们认为李先生的这个意见非常正确，每个新词语我们都特别注意考察了其使用时间范围，并把这个考察结果通过例句的选择表现出来。每个新词语一般选两个例句，一个是最早的，即靠近1978年的，一个是最晚的，即靠近现在的。目的在于说明该词语使用的时间范围。从中也可以看到一个词语的兴衰。 　以上是我们对新词语整理研究及编写《新词语大词典》的一个总结。编写《新词语大词典》和写作本文时参考了大量词典和研究文献，谨向这些词典和文献的作者和出版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从国家社科规划项目“《现代汉语新词语信息(电子)词典》的开发与应用”的申请，到今天《新词语大词典》编纂完成的这几年间，我们先后参加了第三届全国词汇学术研讨会(厦门，2000.10)、第二届中文电化教学国际研讨会(桂林，2000.12)、HNC理论与汉语研究研讨会(武汉，2001.4)、中国辞书学会第二届中青年辞书工作者研讨会暨辞书编纂现代化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海，2001.4)、34届汉藏语国际学术会议(昆明，2001.10)、中国辞书学会第五届年会(北京，2001.10)、中国中文信息学会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北京，2001.11)、2001中文电脑国际学术会议(新加坡，2001.11)、第三届中文词汇语义学术会议(台北，2002.5)、第三届中文电化教学国际研讨会(南京，2002.8)、中国辞书学会第三届中青年辞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成都，2002.9)，在《辞书研究》、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中文计算语言学期刊》，台湾中研院语言研究所主办)、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omputing(《汉语语言与计算学报》，中文与东方语言信息处理学会〈新加坡〉主办)、《中国辞书论集》等学术刊物及上述会议的会议论文集发表了《〈现代汉语新词语信息电子词典〉的开发与应用》、《语料库技术在新词语词典开发中的具体应用》、《〈现代汉语新词语信息电子词典〉的研究与实现》、《现代汉语词类优势语法功能统计研究》、《基于语料库的现代汉语新词语研究》、《〈新词语大词典〉的编纂》等学术论文。 　通过参加这些国内、国际学术会议或写信请教等方式，我们得到了国内外很多专家的支持、指导。他们是华中师范大学邢福义教授、萧国政教授，北京大学俞士汶教授，国家语委语用所冯志伟教授，教育部语信司李宇明司长、王铁琨副司长，清华大学孙茂松教授、陈群秀副教授，复旦大学范晓教授，社科院语言所李志江先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章宜华教授，南开大学刘叔新教授，厦门大学李如龙教授、苏新春教授，北京语言大学张普教授、宋柔教授，中国海洋大学杨自俭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陈小荷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张卫国教授，山西大学刘开瑛教授、郑家恒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戴庆厦教授，黑龙江大学戴昭明教授，上海师范大学范开泰教授，中国中文信息学会曹右琦秘书长，中国辞书学会曹先擢会长、汪耀楠副会长，新加坡国立大学赖金锭博士、徐杰博士，美国微软研究院吴安迪先生，美国加州州立大学谢天蔚先生，台湾中研院陈克健博士、黄居仁博士，香港城市大学郑锦全教授、邹嘉彦教授，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副会长、德国美因兹大学教授柯彼德博士，商务印书馆冯华英先生、周洪波先生。在会议期间或会后，他们或面谈或写信，就我们所提到的问题给予了很多具体的指导或鼓励。 　李行健先生和巢峰先生几年来给了我们很多具体的指导，《新词语大词典》定稿之后，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审阅了部分稿子并写了序，既对词典作了中肯的评价，又提出了希望，更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老一辈学者对年轻一代的百般呵护。 　我的导师谢晓安教授、黄伯荣教授一直关心着我们的成长，经常给予指导和鼓励。 　上海辞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给予了很多支持和关心，在审稿时提出许多很好的修改意见，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这本词典中同样凝结了他们大量的汗水和心血。 　人民日报金报出版中心的汪冬莲、许丹丹提供了人民日报语料库的技术支持。 　李海鹰帮助审订了部分注音，冯海霞帮助整理了部分词条，姜仁涛帮助整理了《附录：新词语研究论著要目》的一部分，邹广智帮助录入了部分初稿，烟台师范学院99级、2000级的部分本科生参加了前期的新词语搜集整理工作。 　烟台师范学院领导，汉语言文学院、科研处、研究生处、山东省强化建设的重点学科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烟台师范学院重点实验室中文信息处理实验室也给予了很多有力的支持。 　这些专家、领导和朋友们的支持、指导是我们完成国家社科规划项目、编纂《新词语大词典》的有力保证，谨向各位专家、领导和朋友们表示我们由衷的感谢！ 　《新词语大词典》的编纂2000年10月启动。2001年8月由亢世勇、刘海润、徐艳华、叶松、李戎(北京语言大学)、张莉(北京语言大学)、王俊毅(北京语言大学)、尚英(北京语言大学)、刘座箐(清华大学)、王晓光(华中科技大学)、王学普(北京师范大学)、常霞(天津师范大学)、梁玲华(四川大学)、王瑶(广西师范大学)、宋明慧(四川大学)、王小溪(暨南大学)、金艳艳、田珍都、王世珍、白正有(延安大学)、郑阿平(东莞理工学院)组成的编写组在我们开发的《新词语信息(电子)词典》的基础上拿出了近100万字的初稿。此后半年经过两位主编的进一步整理，补充新词条，于2001年底拿出了二稿。寒假期间，亢世勇、刘海润、徐艳华、叶松、金艳艳、王晓光等就二稿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大规模语料库中进行广泛的搜寻，进一步订正例句、释义，形成了三稿。2002年2月中旬将三稿中的一部分交上海辞书出版社审阅，3月初上海辞书出版社反馈了修改意见。此后两位主编根据出版社的意见在大规模机读语料库中汇集各个词语的例句，进行比较，对词语释义、用法以及例句的选择进行了进一步斟酌修改，并不断补充新词语，到2003年1月中旬拿出第四稿，全部交上海辞书出版社审阅，4月—5月上海辞书出版社陆续将初审结果反馈回来，两位主编根据出版社初审意见进一步进行了修改，形成第五稿，返给上海辞书出版社复审，6月底全部工作完成。这期间，姜岚、姜景阳负责了注音的审订，孙锦争、李瑞芬、李宏协助收集与整理资料，鲍明凌、颜伟参加了新词语电子词典初期的词语收录、标注工作，张志毅、张绍麒负责全书审订。 　好几次在辞书学会议上听到有的同志开玩笑说，应该让死刑犯去编词典，作为一种惩罚。编完《新词语大词典》，我们深深领悟到了这句玩笑话中饱含的辛酸。经常为了一个例句或释义当中的某个意思如何表达折腾得我们几宿睡不好觉。两年多来，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新词语大词典》的编纂当中，每天都是论小时过日子，这几个小时干什么，那几个小时干什么，节假日对别人来说是休息日，但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工作日，因为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时间又不受干扰，工作效率很高。尽管我们付出了许多辛勤的劳动和汗水，但我们仍诚惶诚恐，因为词典的斟酌修改是无止境的。我们将牢记邢福义先生的教导“抬头是山，路在脚下”，一如既往地充分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踏踏实实做好新词语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同时，也由衷地欢迎各位专家、学者、读者提出宝贵意见，我们一定诚恳接受，随着新词语以及新词语研究的发展不断修订新词语词典，使其能够“与时俱进”，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要，服务社会。 亢世勇　刘海润　 　2003年6月于烟台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