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方言》

训诂书。章炳麟著。11卷。收集方俗异语800余条。仿《尔雅》体例，分为10类：释词、释言、释亲属、释形体、释宫、释器、释天、释地、释植物、释动物。另有《音表》1篇，专讲古音学及声音通转。书后附《岭外三州语》，考释惠州（今广东惠阳）、嘉应州（今广东梅县）、潮州（今广东潮安）客家话中一部分词语的来源。该书根据语言发展变化的规律，以今语证古语，以古语证今语，疑于声者，以义正之，疑于义者，以声求之。对汉语的语源研究有较大影响。收入《章氏丛书》。

新方言

训诂著作。近代章炳麟著。十一卷。本书搜集方言俗语八百余条，仿效《尔雅》体制，分为十类，每类一卷。最后一卷是音表。另附《岭外三州语》一卷，考释惠州、嘉应州、潮州客家语中部分词语来源。
本书解释词语的主要方法是：根据语音变化的规律，联系近代方言，结合古代训诂，对词语进行分析说明。如《新方言·释言》：“《大雅》：‘上天之载。’《传》：‘载，事也。’《诗》《书》皆以载为事。‘事、载’本一声之转，今福州犹谓事为载，读如戴，古音载本如戴也。”《新方言·释动物》：“沐猴，母猴；母猴，弥猴。今人谓之马猴，皆一音之转。”
《新方言》根据声韵通转的原则来辨析方言的异同，能从时间和地域两方面出发，结合语义语音，说明方言词语的变化情况，这比前人只抄录古代字书和训诂的方言著作，有了很大的进步。对于了解方言词语，研究汉语语源，有一定贡献。但作者一定要把现代方言词语从《尔雅》《方言》《说文解字》等古书中找出本字，有时不免牵强；在运用古今音转的原则时，直接以近代方言与秦汉时期方言对照，不能系统地从发展上说明古今方言的变化。

新方言

训诂书。近人章炳麟著。仿《尔雅》体例，分为《释词》、《释言》、《释亲属》、《释形体》、《释宫》、《释器》、《释天》、《释地》、《释植物》、《释动物》等十篇，末附《音表》和《岭外三州语》各一篇。全书共搜集方言俗语800余条，逐条注释，并有所辨析和考证。此书根据声韵通转的规律，以古语证今语，以今语通古语，对汉语语源的研究有所贡献。由于作者笃信“今之殊语不违姬汉”，硬要从《尔雅》、《说文》里找到方言的本字，往往难免主观臆断。有1917年浙江图书馆刊章氏丛书本。

235 新方言

方言学著作。近人章炳麟著。收在《章氏丛书》(浙江图书馆1919年校刊)内。全书共收录方言词语800余条，按词义分为11卷：释词、释言、释亲属、释形体、释宫、释器、释天、释地、释植物、释动物、音表。一一探求词语的本字和语源。作者上稽《尔雅》、《方言》、《说文解字》等文献资料，运用 “对转”、“旁转”等声韵转变的规律，考察字音的发展，以古语证今语，以今语通古语。经过作者的整理、考释，很多方言词语从古籍中找到本字，其语源和演变得以说明，而古籍中一部分难字也因此变得容易理解。但作者硬将现代方言中的难通之语都上溯一二千年，一一从古籍中找 “本字”，这就使书中难免有穿凿附会之处。附《岭外三州语》一篇，考释惠州、嘉应州、潮州客家话中一部分词语的来源，是研究方言词语的重要资料。

新方言

近人章炳麟撰。11篇，附1篇。收录方言俗语800余条，根据声韵转变规律，以古语证今语，以今语通古语。分释词、释言、释亲属等11类进行考释。附《岭外三州语》1篇，考惠州、嘉应州、潮州客家方言中的一部分词语的来源。有文学社1911年石印本。

新方言

书名。近人章炳麟撰。收方言异语800余条，分为十类。另有音表一篇，专讲古音学及声音通转。后附《岭外三州语》，考释惠州、嘉应州、潮州客家方言中一部分词语的源流。

新方言

十一卷。近人章炳麟撰。章炳麟(1869—1936)字太炎，一名绛；初名学乘，字权叔。浙江余杭县人。从俞樾学，又问学于黄以周。年二十七加入康有为发起的“强学会”，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参加维新运动，被清廷通辑，亡命日本。后因倡导资产阶级革命被捕入狱。自1904年起，先后任《大共和日报》主编、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等。晚年以讲学为业。1936年病逝于苏州。学问渊博，在语言文字研究上成就尤为卓越，为清代朴学殿军，并开创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章黄学派”。著述甚丰，有《文始》、《新方言》、《小学答问》、《国故论衡》、《庄子解故》、《訄书》等，后人辑为《章氏丛书》。《新方言》搜集方言俗语八百余条，仿《尔雅》体制，分为《释词》、《释言》、《释亲属》、《释形体》、《释宫》、《释器》、《释天》、《释地》、《释植物》、《释动物》等十篇。每篇为一卷。第十一卷为音表。末附《岭外三州语》一篇，考释惠州（今广东惠阳）、嘉应州（今广东梅县）、潮州（今广东潮安）客家话中一部分词语的来源。书前有自序，书后有刘光汉、黄侃的跋语。章氏对清人的方言著作十分不满，认为杭世骏、程际盛二家之作，不过抄录字书而已，既不能疏通证明，又不能和当时的方言结合。钱大昕之《恒言录》“沾沾独取史传为证，亡由知声音文字之本柢”。翟灏之《通俗篇》“虽略及训诂，亦多本唐宋以后传记杂书”，不能结合古训，且缺乏分析说明。而章氏《新方言》则以“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为原则，根据声韵通转规律，以古语证今语，以今语通古语，从时、地两方面，把语音、语义密切结合起来，说明某些方言词的错综变化。如卷一《释词》：“《方言》：‘訾，何也。’今通语曰‘曾’，俗作‘怎’。或曰‘訾’音转如‘债’。四川成都以东谓‘何’曰‘訾’，杨越亦如之。‘訾’转债者，脂支对转。”章氏《新方言》确较杭、程等人著作前进了一大步，但由于章氏笃信“今之殊语不违姬汉”，一定要把“笔札常文所不能悉”的方俗语词，在《尔雅》、《方言》、《说文》中求得本字，因此往往失于主观臆断。关于这个问题，章氏弟子沈兼士《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收入《段砚斋杂文》)认为：“表示语言的文字，本不一定都用本字”；语词随时孳生，“后起的语言，不必古书中都有本字”。“语言往往因种族交通而发生混杂的状态，倘一切以汉字当之，恐反昧其来源”。并且“中国的语言由单缀音逐渐变为多缀音，而文字学家仍拘守著‘字’，不注意到‘词’，对于复音词往往喜欢把他拆开来，一个一个替他找本字，殊为无谓”。沈氏认为研究方言的方法可以分纵横两方面：纵的方面应该从事“各代记载中方言之调查和比较”，“单缀语渐变为多缀语之历史的研究”，“语言与文字之分合的研究”，“语源的研究”；横的方面应该从事“语汇之调查”，“同一意义之各地方言的比较研究”，“各地单语之词性变化法的比较研究”，“与异族语之关系的研究”。沈氏的这些观点，至今亦应认为是正确的。由此亦知章氏的《新方言》虽较清人的方言作品前进了一步，但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都是陈旧的，使这部书的价值受到影响。《新方言》收入《章氏丛书》(1919年)，通行的是浙江图书馆的校刊本(19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