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欧文著《初唐诗》

专著。耶鲁大学出版社，1977年出版。这部文学史专著的中心内容，是对初唐时期的诗歌发展进行整体的研究，探讨南朝宫廷诗如何经过初唐的演变，最终过渡到盛唐诗风。全书共分五部分，二十五章。第一部分题为《宫廷诗及其对立面》。著者先概括地追溯了宫廷诗在南朝的产生发展过程，继而指出，由于宫廷创作过程中往往展开竞赛，以速度或质量为标准，其结果形成了一整套成规与惯例，一方面使诗歌成为一门可学习的艺术，使宫廷即席赋诗迅速容易，另一方面以这些成规与惯例作为诗歌美学判断的标准。这些未写下的成规与惯例主要表现在：一、题目与词汇的恰当。题目是既定的，摒弃个性化的题材与主题，词汇以高雅词语的重复出现为标志，偏爱巧妙曲折的词语与句法。二、结构模式。著者将宫廷诗的基本结构模式叫做“三部式”，由背景、景象、反应三部分组成。开头部分叙述主题，介绍背景，中间部分用两联对偶句引伸主题，结尾部分表现对所写景象的反应，通常是巧妙的推论、赞美或自己的观点、感情的介入。三、对偶技巧，严格地加以复杂化，程式化，合理化。四、各种题材另有自己的一套惯例。另外，本书的其他部分还陆续指出了宫廷诗的一些特征：基本上是一种赞美诗，无个性差异；避免过度感情，摒弃政治道德内容；相对客观的景物描写，景物断片的细碎罗列；过度矫饰，追求新奇表现，等等。著者从美学上对宫廷诗作了公允的评价：“尽管宫廷诗有不少局限，它对技巧的密切关注仍然对中国诗歌的发展作出了值得注意的贡献。”书中接着指出，宫廷诗在五世纪后期兴起后，立即激起反对，著者将其称为对立诗论，从刘勰到李谔，代表了这一诗论的发展，这一诗论最后发展成复古理论。而初唐诗歌的历史，主要就是宫廷诗与对立诗论相互作用的历史。这一部分还论述了唐代初期的诗人，以魏征、李百药、虞世南、唐太宗、王绩、上官仪为代表。魏征和李百药在隋末混战及唐代开国初年所写的诗歌，“显示了即将全面出现的生气蓬勃的新诗歌的潜在势力”，可是他们随后在唐代的发展却标志着对立诗论的衰落，魏征转向枯燥乏味的说教诗，李百药则趋奉太宗的宫廷诗倾向。唐太宗“既鼓励儒家的道德说教，也提倡宫廷诗的雅致风格”，结果导致虞世南诗歌中“两种对立诗派的不稳定结合”。王绩的诗歌在唐初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他“无保留地接受魏晋复杂多样的隐士主题”，风格朴素自然，“既脱离宫廷诗的纤弱风格，也放弃对立诗派的枯燥乏味”，但他的诗歌也是对宫廷诗的一种自觉对立。到了七世纪中期，成熟于隋代的一批诗人陆续去世后，宫廷诗又复活了，上官仪是这一时期宫廷诗的突出代表。
第二部分题为《脱离宫廷诗：七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时期的诗歌以四杰为代表，但著者认为，王勃、卢照邻、骆宾王都超越了宫廷诗而杨炯似停留在宫廷诗，所以对杨炯不予专门讨论。卢照邻摆脱宫廷诗较为彻底，其原因是宫廷诗无法表现他那痛苦、复杂的生活经历。他的诗歌范围扩大，风格丰富多彩，各种题材和主题都呈现出一些新的因素。他的创作标志着宫廷诗的衰退。王勃对宫廷诗的改革不似卢照邻那样激烈，他的革新重要表现在形式技巧上，改革了宫廷诗的陈规旧套，体现了新的规范：律诗表现了新的朴素、谨严、个性化；擅长于写景对偶句，但摆脱了宫廷的矫饰；一些绝句写得自然含蓄，韵味隽永。骆宾王也脱离了宫廷诗，但不是向新的自然朴素发展，而是走向更复杂的修辞。他致力于使诗歌成为自我表现的工具，但不太成功。本部分还立专章讨论了这一时期盛行的以七言歌行写成的都城诗，这些诗或通过赞美长安赞美大唐帝国，抒发盛衰感慨，或借以表现进取精神，或批判贵族的豪奢、讽谕时政，或宣扬及时行乐，充满了活力，超越了宫廷诗的范围，成为初唐最优秀的诗篇。
第三部分专门讨论陈子昂。著者认为陈子昂的发展相对地独立于同时代的文学界，他的诗歌知识来自文学传统，并很快转向对立诗论（复古理论），部分原因在于他是蜀人，蜀地是汉代许多伟大作家的故乡。书中着重分析了陈子昂的《感遇》诗，将其分成两组来讨论，一组由边塞诗、怀古诗、寓言诗组成，另一组包括了《感遇》的大部分，划归为“贤人失志”主题的各种形式。在后一组诗里，诗人经常以“观化者”的形象出现，喜欢描写巨大无垠的宇宙全景，世界的动荡不宁，表现超然态度与抽象观念，从而“成功地开创了运用抽象观念的动人诗歌”。但著者认为，唐诗的真正前途并不在这里，而是在于“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一致”，即外部景象与内在情感的一致。
第四部分题为《武后及中宗朝的宫廷诗：680—710》，主要论述宫廷诗在这一时期发生的“通往盛唐风格的变化”。著者认为这一变化对唐诗发展的影响比陈子昂的彻底否定宫廷诗更持久。书中先从社会及文学发展两方面简略揭示变化原因，接着从各个方面深入探讨变化情况。首先是题材。个人诗和日常应酬诗日益增加，如非宫廷宴会诗，咏物诗，送别诗，诗体信，旅行诗等等。各种题材都形成了一些新的特色，为八、九世纪所继承。其次是诗体。律诗在此时定型，而由于武后特别喜爱七言歌行，所以这一形式在此时十分盛行，出现了一些“初唐最有意义的、最生动活泼的诗篇，对于开创盛唐诗风起了重要的作用。”最后以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作为这一时期宫廷诗人的代表，指出“他们虽然都未能形成真正的个人风格，但他们的作品共同显示了宫廷诗中个性因素的发展。”杜审言致力于使诗歌写得自然、朴素、优美，保留了宫廷诗句法复杂、词语精炼的优点，去掉了作为宫廷诗基础的过分矫饰和曲折。他与沈、宋在贬逐南方后，都写下了一些描写南方奇丽景象的新山水诗。沈佺期和宋之问的一些宫廷诗已经接近个人抒情诗。他们的诗歌范围进一步扩大，能够与后来的盛唐诗人一样，任意地以各种面目出现：朝官，田园诗人，乐府诗人，复古道德家，等等。他们的贬逐诗充满生气与个性，山水诗离开初唐的细碎景物描写，情景交融，接近于盛唐。
第五部分《张说与过渡到盛唐》，主要论述滥觞于初唐后期的变化的最后完成。著者首先反驳了将初唐诗风与盛唐诗风分割开来的看法：“虽然初唐诗风与盛唐诗风确实存在着区别，但二者之间的联系比一般的看法要密切得多。盛唐时代风格是建立在初唐的基础上的，它从初唐发展而来，并没有进行否定。许多盛唐诗人发出复古宣言，自以为在否定初唐，但是在实践上他们仍然依靠初唐的处理准则，如果说有什么否定的话，那就是盛唐未受初唐的束缚。”书中概要列举了初唐与盛唐的联系与变化：初唐诗人往往为作诗而作诗，盛唐诗人作诗是出于需要，因此个人诗和日常应酬诗大量增加，宫廷诗不再成为诗歌的兴趣中心。初唐诗人受陈规旧套控制，盛唐诗人能够控制陈规旧套，使其表现出新意义。三部式结构在盛唐依然存在，但在优秀诗人的手中得到较复杂的运用，它的各个部分逐渐融合成统一的艺术整体。初唐后期形成的写景对偶句相对稳固地保留于盛唐，被融入统一的描写，并用来表现人的状况。盛唐诗人运用了初唐的饰语和妙语，但还发展了较朴素的诗歌修辞形式，以朴素而谨严的语言表现深刻的思想。书中接下来以张说作为过渡时期诗人的代表，探讨他的诗歌所表现出来的发展中的盛唐风格；又以盛唐初期诗人张九龄、贺知章、张旭、王翰的作品，及王维、孟浩然的早期作品为例，说明演变的最后完成，初唐诗风过渡到盛唐诗风。
《初唐诗》的著者治学态度谨严。他全面细致地研究了初唐诗歌，尽可能地选用最早的原始出处，如现存各家别集与唐人选唐诗、《唐诗纪事》、《唐文粹》、《文苑英华》等较早的选本，并加以校对，书中所引用的诗文往往综合了几种原始资料。著者还广泛阅读参考了浩繁的文献资料，包括唐代以来的有关历史、传记、评论资料，及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的有关研究论著。书中对唐诗的英译，大多都信达兼备，典雅可颂。在文学史研究方法上，本书有两个突出的特色：一是自始至终贯穿了对诗歌发展主流的探讨，在全面深入地考察初唐时期的诗歌活动和文学现象的基础上，勾划出清晰醒目的诗歌发展主线——初唐诗风向盛唐诗风的逐步演变过程。二是从体裁、题材和惯例的角度入手，力图超越文学史编年体、传记体的框架。本书最后有三篇附录：《宫廷诗的“语法”》，《声调格式》，《关于文献目录、作品系年及资料选择》。其中《宫廷诗的“语法”》是著者运用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