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周农业政策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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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周后期随著土地所有权变化，农业赋税制度逐步形成。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四书集注·论语·颜渊》记载宋代朱熹认为彻法是“同沟共井之人，通力合作，什亩均量，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谓之彻”。《崔东壁遗书乙·三代经济道考》记载明人崔东壁称为“通其田而耕之，通其粟而析之之谓彻”，上述两人都认为西周的彻法就是通力合作耕种，通计收获谷物而分成缴纳王室。国家在份地上生产剩余产品逐渐增多情况下，可以通计收获量，十取其一。另外，西周农业税法日渐完备。《周礼·大宰》载：“以九赋敛财贿。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币余之赋”。这九种赋税既包括商税、货税，又包括农业田赋和人头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