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

清章学诚撰。共八篇，包括内篇五卷，外篇三卷。集中阐述其史学和文学观点。于史学，提出“六经皆史”主张，反对撇开内容专事考据，指出能发书中之“隐微”，言人之所未言，才算真学问。又分史学为两类：一为纂辑，一为著述。著述要独出心裁，自成一家之言。于文学，强调真实，反对不顾内容、一味追求形式美；接受“文以载道”主张，认为“盖文固所以载理，文不备则理不明也”(《辨似》)；反对模拟古人，对桐城派深致不满，对时文弊端亦多所指摘。此书版本颇多。1956年中华书局排印本据嘉业堂《章氏遗书》本增内篇一卷，补遗八篇，又新增补遗续五篇，较为完备。1961年第二次印刷。

《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

清章学诚撰，史论专著，全书9卷。有1921年吴兴刘承干刻《章氏遗书》本，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叶瑛《文史通义校注》。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少随其父章镳居湖北应城县署，25岁肄业北京国子监，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中进士，时年41岁，归部铨选，终未得官，一生很不得志。《文史通义》是他35岁时，在朱筠的安徽学署中，于公余之暇所撰述的，成书于嘉庆元年(1796)。该书没有明确的组织体例，所论内容极为广泛，实为关于经史诗文诸学的论文总集，其中《浙东学术》一篇，作于嘉庆五年(1800)，即其逝世前一年，由此可见该书是长时间积累而成的。

该书分为内篇6卷，外篇3卷，各有多篇论史的文章。其主要史学观点是：一、“六经皆史”论。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他在《浙东学术》中说：“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在《报孙渊如书》中说：“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耳。”这些都说明他认为经就是史，经学就是史学的观点，打破了过去重经轻史的学风，扩大了古史研究的范围，对先秦史学史和史料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二、提倡方志。我国方志起源很早，但是，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则是章学诚所创立的。三、在史学方法上有很多创见。他发展了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具备了“义、事、文”方可称为“史家”。他强调治史要有尊重史实的基本态度，不能以主观偏见代替客观史实。即“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态度。此外，他认为，古来史书就其性质而言，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即所谓“撰述”和“记注”。前者指史学著作；后者指史料纂辑。这些都是作者精深独到的见解，对研究史学贡献了新的方法。

文史通义

清·章学诚撰。八卷。分内外篇，各收文章六十一篇。学诚 (1738—1801)，字实斋，会稽 （今浙江绍兴） 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官国子监典籍。此书是有关文史理论的专著。写作时间前后经三十三年之久，是作者一生学问之结晶，对文史有不少精辟的见解。
《章氏遗书·和州志志隅自序》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提出六经皆史的说法。主张历史著作要表达客观的真实性，不能夹杂个人偏见。认为“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提出“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的唯物主义观点。关于文学理论方面的著述，此书有《诗教》、《古文十弊》等篇，从正面提出了“文德”、“文理”说的理论。
“文德说”认为，“凡为古文辞，必敬以恕”。著作者的态度要“敬”，批评者的态度要“恕”。“主敬则心平而气有所摄，自能从容变化以合度也。”“心虚难恃，气浮易弛，主敬者，随时捡摄于心气之间，而谨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夫缉熙敬止，圣人所以成始而成终也。”“敬”指“修德”、“养气”，其根本是“修辞立诚”，提倡中庸哲学，用儒家文学思想来指导创作。“恕”指批评古人文学作品时既不能苛求古人，也不能无原则的“宽容”。要“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的着想，要“深知古人之世”，理解古人“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不能用一个不变的模式一概而论，这是文学批评者应有的态度。
“文理说”主张“言之有物”，指出“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烺烺，如锦工绣女之矜夸彩色已也。”重视作家的经验阅历，强调作者既要“博览”，也“需兼阅历”。“博览而不兼阅历，是发策决科之学也”。提倡“文贵发明，亦期用世”，强调文质统一，文要为质服务。针对当时拟古和形式主义文风，批判了桐城派的因袭和空疏之弊，嘲笑那些拟古者“今舍己之所求，而慕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妇亦学其悲号”。全书不少的见解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也存在着浓厚的封建伦理观念和正统思想等糟粕。有《章氏遗书》本。中华书局排印叶瑛校注本。

文史通义

8卷，清章学诚撰。本书综合讨论文史问题，在史学和文学上都有精辟见解。其中《诗教》篇有赋论内容：赋先于诗，骚别于赋，赋由问答发端。此书为《章氏遗书》所收，中华书局有单行本。

文史通义

文别集。清章学诚(1738—1801)撰。八卷。学诚有《章氏遗书》已著录。此集系从《章氏遗书》中选出之精要部分，由友人王宗炎编，成于道光十二年(1832)，约六万字。分内、外篇，内篇五卷论文史，外篇三卷论方志。作者继承黄宗羲史学学术传统，对当时盛行之考据学严厉批评，主张针砭时弊。提出“六经皆史”之名论。又谓史家“才、学、识”之外，更需“史德”。倡导写作“古文辞之首义”，即客观与真实。诸说于古代史学理论贡献极大，对后世影响颇深。又提倡编纂方志，于我国方志学发展起很大推动作用。《文德》、《文理》、《古文公式》、《古文十弊》诸篇，为文论名篇，谈古评今，多有发明。《诗话》及《论文辨伪》诸篇，见解深刻，简要精赅。他如评论文学之书信，颇有警新之见。此编不可仅以史学专著目之，亦为近代一部重要之文学论著。今版本颇多，或 分集编订，或与《校讐通义》或与《方志略例》、《文集》等合编。八卷本有《章氏遗书》本（道光本），九卷本有《灵鹣阁丛书》本，注本有一九五六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刘公纯标点铅印本，一九八三年北京中华书局叶瑛校注本等。

《文史通义》wenshi tongyi

清代学术理论著作，章学诚撰。共8卷。分内篇5卷，外篇3卷。内篇多半论文史，外篇论修地方志，阐述甚详。此书自乾隆三十六、七年(1771—1772)开始写作，至嘉庆六年(1801)作者去世止，历时三十一年。
章学诚是清代的一位富有独创见解的学者。他从中小地主阶级利益出发，在政治上倡导某些改革，以解决当时日益严重的封建统治危机。本书大旨，在于提倡学术著作必须“切于人事”，反对“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并且提出“六经皆史”之说，认为六经都是古代典章制度的记载，用以申述“道不离器”的观点。书中《文德》、《文理》、《史德》等篇涉及文学理论见解最多，着重探讨了古文辞（散文）的问题，认为“古文辞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于稼穑也”。散文的根源既然是史，所以文章的根本要求在于真实。他强调文章首先应注意内容：“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然而，他也承认文章须有文采，反对“工文则害道”的看法。书中《古文十弊》是针对当时“不达时势”、“画蛇添足”、“优伶演剧”、“削足适履”等不良文风而发的，具有针贬时弊的作用。同时，他也反对用僵死的规格和“法度”去要求古文，认为文章规格取决于内容，而不能套用什么公式。这对当时桐城派的义法主张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在史学上，《文史通义》要求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运以别识心裁”，自成一家之言。既反对空谈义理，也反对无目的的考索。
此书有近人叶长清注本。又有叶瑛《文史通义校注》，198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文史通义

文史学理论著作。清章学诚撰。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人。自少年起即独喜读史书，“于经训未见领会”。曾七应科场，直到四十岁才中举，次年成进士。自以迂拘，未敢入仕。先后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其时考据学盛行，他却力倡经世致用，然终因学术思想不合时尚而不为统治当局所重。他曾计划改编《宋史》，但未能如愿。因生计所迫，只能长期寄人篱下。曾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协修《续资治通鉴》，主编《湖北通志》，并借其力编纂《史籍考》。又颇致力于方志的编纂，先后撰修和州、亳州、永清等志、但均未完整保留下来。他总结前人编纂方志的得失，提出修志义例和理论，建立方志学。在学术研究中，他坚决反对空谈义理和专务考索两种倾向，虽然得不到世人重视，仍不为所动，孜孜以求。其代表作《文史通义》因生活困顿，多撰写于旅途中、直至病终，尚未完稿。生平著作散佚颇多。全部文稿生前委托萧山王宗炎代为校定，1922年刘氏嘉业堂依王氏所定之目加以补订，刻为《章氏遗书》。
《文史通义》撰述始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至三十七年间，直至章学诚去世时还未全部完成。它在中国古代文史学理论上有着重大建树。主要是：一、提出《六经》皆史说，正确论述史料和史观的关系。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内篇《易教上》)针对当时学术界重经轻史，重考据理义而轻实际的弊端，提出经史同源地位相等，反对空谈义理，强调经世致用，客观上却贬低了儒家经典的作用。作者认为，“古无经史之分”，研究古代是为了知今。这种观点有力地批判了乾嘉时代脱离实际的考据学派。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章学诚分清了整理资料与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区别。他认为：“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内篇《浙东学术·注》)，整辑排比，参互搜讨是一种考据工作，只能形成史纂、史考之类作品，属于“记注”，是资料整理，还不是可称为一家之言的“撰述”，因此还不能说是“学”。他认为史籍包括两类：记注与撰述，两者有联系又有差别，有高下之分。他说：“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内篇《书教下》)撰述要融会贯通，富有创见；记注要据事直书，使人生中得到智慧。记注和撰述相当于史料的纂辑和史学著作的关系，两者都很需要，缺一不可，但他更重视撰述。他的理论克服了古代存在的史著与史料畛域不分的毛病。同时也有力地驳斥了以考据为治学之极致的观点，其用意也在于纠正当时为考据而考据，严重脱离实际的学风，把史学引向经世致用的道路。章学诚还论述了撰写史书中的比次之书、独断之学和考索之功。比次之书指的是史料，是基础；独断之学、考索之功是观点和方法，是统帅。正确揭示了史学研究的过程，论述了史料和史观的关系。二、提出历史学家除具有才、学、识之外，还应特别强调史德。唐代刘知幾曾提出，“良史”须具备才、学、识“三长”。章学诚对这三个条件首先加以肯定，认为“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但他认为品评“良史”的标准，这“三长”还不够全面，所以又增补了一个“史德”。“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者之心术也”，“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内篇《史德》)可见，“史德”是涉及立场和观点的问题。章学诚非常注意史学家的“心术”，把“史德”提到首要的地位。当然他所说的心术，仍是以封建道德为规范的。他要求史学家尊重客观事实，尽可能不掺杂主观的东西。史学家要忠于史实，秉笔直书，这是中国史学家的传统美德。三、史学通于文学，强调史德还须注重文德。他在《文德》篇中说：“论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未，包内外，犹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文史结合，缺一不可。章学诚认为“良史莫不工文”，但文章不仅仅是讲求空洞的文采，必须“因文以求立言之质”，不流于空说。他还针对当时人行文的毛病，写了《古文十弊》篇，列举了十种偏向，都是切中时弊的。四、提倡史意，撰写史书要成一家之言。章学诚的史学理论最重要的是提倡史意，树立正确的史学观点，阐明史学的目的，强调历史的作用。“史所贵者义也，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内篇《史德》)。义、事、文三者是互相联系的，但历史著作首要的取决于正确的观点和理论。章学诚主张撰写史书应“纲纪天人，推明大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因此，他提倡通史，提出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抵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对于编年和纪传这两种传统的主要史书体裁，章学诚有很详细的详论。他认为纪传和编年，本身各有短长，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后起的纪事本末体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史书体例。在分析总结历代史体演变得失的基础上，章学诚主张建立一种新的史体：“仿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内篇《书教下》)这种新史体包括纪、传、表、图四部分。图文并茂，使人一目了然。五、建立方志学理论，推进方志学发展。《文史通义》对方志学的论述，主要编入大梁本《外篇》之内。这是章学诚在实践中积累的方志学理论的总结。首先辨明了方志的性质，认为方志是保存地方文献的史书，不是地理书。其次，提出方志的体例应当合乎史法，所谓“志”、“掌故”、“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这样的方志既可成一家之言，又可保存资料不至缺漏。他还提出《修志十议》的原则，明确了编纂地方志的指导思想。再次，主张在各州县设立志科机构。用这种方法可以保存丰富的地方史料，为后人修史提供方便条件。《文史通义》中有许多精辟的见解，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高峰。但书中也存在着不少封建糟粕，如在一些篇章中明显地表现出维护封建道德伦理的思想。
《文史通义》是一部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的著作，它不仅是史学评论著作中不可多得之书，而且也是文学批评的有数之作。也有人把它看成是文化史专著，对后世影响很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其“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民国初年，章氏之学受到高度重视，成为一时显学。然而，章学诚生前却“最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
道光十二年(1832)章学诚之子华绂首先刻于大梁，是为流传至今的最早版本。195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刘公纯的新标点本，此本根据《章氏遗书》本排印，没有收入大梁本的外篇三卷。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叶瑛的《文史通义校注》十一卷，其中《内篇》五卷，《外篇》三卷，附《校雠通义》三卷。主要内容和大梁本同，校对文字，注释词义，撮举大意，颇便于初学阅读。另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文史通义新编》也值得注意。

文史通义

书名。清章学诚撰。八卷。重要的史学和方志学著作。内篇五卷多泛论文史，外篇三卷论修志义例。提倡学术经世，反对空谈义理或专务考索；认为“六经皆史”；主张史家必须有“史德”；探讨学术流变及文章得失；将史书分为“纂辑”(或称“比类”)与“著述”，前者编辑史料，后者则应成一家之言。

《文史通义》

清代章学诚著。凡9卷，内篇6卷，外篇3卷，是继《文心雕龙》、《史通》之后综合探讨文史问题的理论名著。章氏生当考证盛行的清中叶，在文学领域，标举义法的桐城派和高扬性灵说的随园派正占上风。章氏独不以当时风气为转移，平章古今学术，在文论方面，也能独树一帜。象《文德》、《文理》、《史德》、《古文十弊》等都是论文的名篇。《文德》所论，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作者应持的态度，这就是“临文必敬”，“敬”即“气摄而不纵”；二是批评者应持的态度，这就是“论古必恕”，“恕”即“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史德》把文章的动人之美归于创作主体的“气”“情”，并以“气昌情挚”为“至文”的决定因素：“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文理》指出：“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由后者出发，他对归有光开启、桐城派步其后尘的古文评点派提出批评，认为这种评点虽然对“不知文章法度之人”“未尝不可资其领悟”，但毕竟只是“为文之末务”，“不足据为传授之秘”，若以此范人，流弊就不可胜言了。《古文十弊》则对当时古文领域中种种弊病作了辛辣而中肯的批评。

文史通义

八卷； 校雠通义，三卷，清章学诚撰。章学诚 (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 人，乾隆进士，任国子监典籍，主讲过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曾为安徽学政朱筠幕僚，后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助纂《续资治通鉴》。章学诚一生致力于讲学著作，尤以编修方志见长，曾主编《湖北通志》，修和州、亳州、永清县志。他尝说：“六经皆史，书与春秋同原”，主张治经应与考证史料和发挥义理相结合。著作丰富，仅《史籍考》即达三百二十五卷，但仅存总目。所著《文史通议》数十万言，以史法为主间及其他文字，他认为论史要有史才、史学，但尤贵有史德； 论文要有文情文心，尤贵有文性。《外篇》 专论修志，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嘉庆六年(1801) 章学城去世时，将书稿寄给萧山王宗炎，为编次目录，道光十二年(1832年)，其子章华绂写定，于大梁刊刻。然刻本于浙东动乱后佚失，谭廷献又于杭州书局补刻该书。此后咸丰元年(1851年)伍崇跃再次刊刻，并作跋于书后。此书现有粤雅堂丛书本。

文史通义wen shi tong yi

Gener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ography,setting forth principles and criteria for writing history,by Zhang Xuecheng,historian and thinker of the Qing Dynasty

文史通义wen shi tong yi

Gener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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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通义》wen shi tong yi

Gener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ography,setting forth principles and criteria for writing history→章学诚 (Zhang Xuec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