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节育

1956年11月10日，周恩来在党的八届二次全委会议上说： “……要提倡节育。这个问题的发明权是邓小平。” (《周恩来选集》第231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解放以后，对节育问题的认识曾经历一个从不认识到逐步认识的过程。当时，国家卫生部受二战后苏联奖励 “英雄母亲” 经验的影响，在1952年制定了 《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虽然该《办法》 是以草案形式发给各大医院参考，但还是执行着的。1953年1月12日，国家卫生部又通知海关，应禁止进口避孕用具和药物，认为这与国家政策不符。鉴于此，邓小平于同年8月及时地指示卫生部，改正反对节育的办法。(《中国计划生育纪事》第7页，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邓小平的指示提高了党内外对节育问题的认识。1954年国家卫生部下达了政务院批准的修订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确定 “避孕方法可由人民自由采用。” 提倡节育亦得到了党外人士的支持。同年9月18日，邵力子先生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提议应当传播有关避孕的医学理论与措施，应当从实际上指导并供应有关避孕的方法和药物。由于过去对节育一直采取严格限制的方针，各地多子女的干部、工人、市民纷纷提出反对意见，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提倡节育是顺乎民意的。

《提倡节育》

这是刘少奇1954年12月27日召集有关单位负责人座谈节制生育问题时的讲话。讲话主要讲了以下几个问题：(1)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理由是：我们已经有了6亿人，每年生的比死的多得多。全国每年出生2千多万人，除掉死的还增加1千多万人。中国大概不会因为节育闹人口恐慌。全世界的人口增加，以中国为最快，现在每年平均增长率为2%。如果不节育，增加还要快。人口增加后有没有困难？有困难，困难很多，而且一下子解决不了。例如北京的粮食、布匹、药品就都不够。国家在这方面有很大负担，很多个人也有困难。总之，小孩生多了困难很大，父母、家庭、小孩子本身都困难，社会和国家也困难。衣、食、医药、学校等等都不够，而且一下子也解决不了。因此，应当赞成节育，不应反对。(2)节育问题怎样宣传？首先搞一个党内指示，在党刊上发表，先把党内思想统一起来，使干部看法一致。卫生部可以用卫生常识的名义专门编些节育技术指导的小册子，也不用登报。医药公司卖避孕药品和器具，生意好得很，也用不着登广告。在卫生机关和医院中，对医务工作人员讲清楚道理是必要的，以澄清思想。(3)堕胎、绝育等问题，卫生部应有具体规定。现在，结扎输卵管，要生过六个孩子以后才能结扎，限额太高了。特别是有病的人，最好一个小孩也不要生。(4)商业部门和生产部门要努力供应避孕药品和器具，力求满足，尽可能做好。自己生产不足，允许进口，从苏联、人民民主国家进口，也允许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也不禁止到香港去买。(5)现在乡下人也在叫苦，他们不知道如何节育，也不知道可不可以不生孩子，溺婴的很多，特别在贫苦农民中更多。可见农民中也不是没有人要求节育。做妇女工作的同志就应该采取适当办法，告诉他们如何节育。刘少奇的关于提倡节育的这个讲话，是我们党的领导人中比较早地关于有计划控制人口的论述。1955年2月，卫生部党组根据刘少奇在这个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写了关于节制生育问题向党中央的报告。1955年3月1日，党中央批转了卫生部党组的报告。中央在批示中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级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可见党在五十年代中期就提出节制生育的问题了。但当时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不是十分坚决，没有充分认识到人口问题膨胀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影响，因而采取的措施不是十分得力，例如当时认为对此问题“公开登报宣传不必进行”，宣传节制生育的常识“也不用登报”，“现在在农村中也不要搞节育的宣传动员运动”，这当然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认识也是逐步深化的。后来，党不正确地批判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使节制生育的宣传教育中断，从而极大地影响了计划生育工作。直到70年代，计划生育工作才重新得到加强。全文约1 600字，载《文献和研究》1983年汇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