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成洋行欠款案

此案发生于1912年，德国在华的天津捷成洋行向丰润县胥各庄的泰成号定购花生一百吨，言明在第二年2月交齐，并预交定银三千两。后该行又于1912年12月和1913年2月先后批定泰成号猪鬃三套，共计一百七十六箱，言明在1913年3、4两月交齐，并又预付定银六千两，泰成号的铺掌吴绍先在收取定银后，除交过花生三万斤外，声称其所领去的买货定银被其同伙股东，即大有号的铺掌李静轩扣留，用以抵还其欠大有号的私债，故无法履行合同。捷成洋行遂在天津地方审判厅起诉，请求履行合伙债务。该厅第一审做出了如下的判决，吴绍先等以泰成号名义，支用原告定银九千两，除支付花生折价，并偿还五百两外，尚欠银七千二百九十七两七钱二分，由泰成号的三个股东，即吴绍先、李静轩、高子峰共同承担偿还责任。而附加利息和赔偿金额，其计银二千两，应由李静轩一人缴纳，讼诉费由被告等负担。李静轩对一审判决不服，遂在直隶高等审判厅提起上诉，声明自己并非是泰成号的股东，不应承担偿债责任。在二审的审理过程中，德领事曾出面干涉此事，于是直隶高等审判厅多次问询大理院的意见，最终确定二审判决。认为李静轩确非泰成号股东，所欠捷成洋行的款项应由吴绍先与高子峰承担偿还之责，并下令将吴绍先等在丰润县的地亩房屋及泰成号的财产查封，觅主变卖。捷成洋行对于二审的判决表示不服，一面写状提出抗告，一面请求德领事帮助。指责直隶高等审判厅断案不公，并重申李静轩实是泰成号的股东，另外又提出：“纵使吴绍先与大有号有私债，乃是个人的事情，李静轩也不能用泰成号的买卖定银来抵偿。现只有责成李静轩将九千两银先行退还本行，然后将赔偿利息等银一并向三股东追缴。”德领事也对直隶高等审判厅施加压力。威胁道：“倘有不能秉公速结之处，惟有在津或北京严重交涉。”并提出“再审”的要求。直隶高等审判厅认为德领事的“再审”要求是违背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能否应允，事关重大。于是又向大理院请教。1915年2月26日，大理院的答复正式下达，其中主要内容是：“本院查请求再审，必须具备一定条件始得许可。法例所关，岂得因事涉外人，而稍存迁就！前次捷成洋行对于李静轩仅是主张合伙，即以合伙债权人的身份，进行履行合伙债务的请求。而此次除主张李静轩是泰成股东外，并称其所交定金是向泰成购货用的，泰成对于大有纵有负债，李静轩也不应擅行扣留，因此请求判令赔偿定金和其他的损害。这个主张如是合法成讼，则两次诉讼的性质不同，前者是主张合伙债务，此次是主张侵权责任，两者诉讼的原因各不相同，故无所谓一事不再理。只是捷成洋行对于前案判决，欲以空言请求再审，依律解释，固属绝对不能准许。“该行不自深究，就以原判为不公，言出非礼，殊属非是。”然而若以上述的理由，并提出确实的证据，另行起诉，也不为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