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当不交业案

该案发生于南宋理宗淳佑元年。徐子政赴县诉王廷欠谷一万八千斤，经审理徐子政原“于嘉宝八年用会二百八十千，典杨衍田七亩有奇，契字虽已投印，然自嘉宝至淳佑二十有六年，徐即不曾收税供输，杨即不曾离业退佃，自承典日为始，虚立租约，但每年断还会三十千。”杨衍死于宝庆元年，宝庆以前，杨衍岁以租钱还之，自宝庆以后，杨衍之子王廷也是每岁还以租钱，其中偶有少欠，徐子政从未有词。时隔二十六年之后，徐子政“有词于县，理索王廷等每年租谷一千斤，自宝庆以后，总欠十八年，计一万八千斤，除入钱二百一十贯外，尽索未足谷数。”此案县司累判不决，报于临安知府吴恕斋，吴援引宋法“诸典卖田宅并须离业”，“诸典卖田宅投印收税者，即当官推割，开收税租”二条，认定徐杨之典非为正典，宋代典买成立的法定条件是离业与过割税租，而杨氏即未离业，徐氏也未纳税，“以此观之，杨衍当来不过将此田抵当在子政处，子政不过每岁利于增息而已。”徐氏之所以在数年之后理索欠，实因近年谷价腾飞，会子谷价贱，或是因王廷欲赎回此田，故增大欠数，以制止之，可见徐子政之嗜利不仁。县司只因“未曾剖析子政不过税，不过业，其为抵当，本非正条，无以杜绝其希觊之心，故子政尚敢固执己私，紊烦官府。”该案最后维持县判：“勒令王廷、王烈除已还租钱外，再以新会六十八还之，仍照近元年除约束，备三分新旧会二百八十贯，赎回其父典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