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典散文在西方

我国古典散文的西渐究竟始于何时，迄今尚无定论，但至迟是在十六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之时。他们在中国学习汉语，研究儒经。据张尔歧《蒿庵闲话》载：意人利玛窦初到广州时，“延师读儒书，未一二年，四子五经皆通大义”。利玛窦等人随后便选译四书，将其介绍到了欧洲。十八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和俄国先后建立汉语学校；十九世纪，巴黎、牛津、剑桥、伦敦等地也相继开设汉语讲座。古典散文是教材之一。
这个以经书翻译为主的西播潮流，于十九世纪中晚叶形成了高潮。这时译著汹涌，译者济济，与十七、八世纪西方盛行的“中国风”(chinoiserie)遥相呼应。例如，英国的理雅各，译有《中国经书》五卷(包括《论语》、《孟子》、《书经》、《诗经》、《左传)以及《易经》、《礼记》；此外还译有道家经典。法国的高夫越(Seraphin Convreur)也是中国经学的翻译家，他将《书经》、《礼记》、四书、《左传》译成了法文，并且编纂了《中国文言文字典》。进入二十世纪，经书西译仍然绵续不绝。德国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瑞典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英国阿瑟·韦理(Arthur Waley)、美国卫德明(HellmutWilhelm)等均翻译过部分经书。
值得注意的是，在译者的心目中，这些经书不纯为中国文学的遗产，而是中国文化的遗产。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的中国文化综合研究开始分流时，经书和史书才得到了文学研究者的青睐。二十世纪的散文西播情况，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译介 尽管赋的文字艰涩难懂，它在西方却拥有众多的读者。早在二十年代，就出现了较有分量的译著，如韦理的《庙及其他》(纽约，1923；其主要内容是赋)、马古礼 (GeorgesMargoulies)的《〈文选〉中的赋》(巴黎，1926)。后来又有埃尔温·冯·察赫(Erwin von Zach)的德译，华生、康达维的英译。赋在西方流传的原因大约有两条：一是赋被当作一种诗体，读起来音韵铿锵，琅琅上口；二是译者做了大量的注释，为读者扫除了文字障碍。唐宋明清的散文，译介则远远不足，迟至七十年代，才出现较重要的译著，如刘师舜的《中国古典散文》(香港，1979)。近十几年散文研究稍呈活跃之势，那些论文和专著中含有不少散文译文。
二、评传 相对而言，赋家和散文家的传记也较少。已见的有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袁宏道等作家的评传；有些构成研究著作的首章，有些纯为传记著作。其中刘子健的《欧阳修——十一世纪的理学家》(斯坦福，1967)一书，尽管偏重传主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评介，但在文学界也有较大的影响。
三、研究 在普及的层次上，诸如有关中国文学的文学史、文学纲要、文学艺术入门之类的著作，均介绍散文作家、作品、时代背景、文体特点、文学成就与影响等内容。七、八十年代，散文研究的学术性逐渐增强，几部专著的问世是其明显标志。这些专著是：康达维的《汉赋——扬雄赋作研究》(剑桥，1976)、蔡涵墨的《寻求统一性的韩愈和唐代》(普林斯顿，1986)、陈幼石的《中国古代散文的意象和观念》(斯坦福，1988)和周质平的《袁宏道和公安派》(剑桥，1988)。与此同时，论述深入的期刊文章也日渐增多。这一时期的研究，一方面将重点向唐宋明清的散文家转移，另一方面，即使以史传、先秦诸子为论题，也多从文学角度加以讨论，如论《左传》、《史记》的叙事艺术，孔子与上古的文学批评等。就研究方法而言，这时的散文作品研究偶见西论中用的例子，而古代文论研究则多有比较诗学的性质。
综而观之，西方的中国古典散文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显得有些薄弱，这有待于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