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灵派

清乾隆、嘉庆年间以袁枚为代表的诗歌流派。该派以“性灵说”为其文学主张，故名。袁枚在明代以公安派为代表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诗歌理论的基础上，大力倡导“性灵说”。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诗歌创作要直接抒发诗人的心灵，表现诗人的真情实感，不仅要以性情为创作之本，而且还以此作为衡量诗歌高下的标准。他反复强调：“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随园诗话》卷七)，“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随园尺牍·答何水部》)，“惟我诗人，众妙扶智，但见性情，不着文字”(《续诗品·神悟》)。从“性灵”出发，袁枚反对沈德潜的“格调说”，以为会流于贵古贱今、尊唐抑宋的覆辙；还反对沈德潜将“温柔敦厚”的“诗教”绝对化，认为“《礼记》一书，汉人所述，未必皆圣人之言。即如温柔敦厚四字，亦不过诗教之一端，不必篇篇如是”。他认为写诗过分讲究温柔敦厚，必然要妨碍真情实感的表达。由主张性灵出发，他还大胆肯定了男女之间的爱情诗，认为“阴阳夫妇，艳诗之祖也”(《再与沈大宗伯书》)，并强调“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答蕺园论诗书》)。他也反对翁方纲主张“堆垛学问”的“肌理说”，嘲讽“肌理说”是“填书塞典，满纸死气，自矜淹博(《随园诗话补遗》卷三)，以为毫无价值。指出“从《三百篇》至今日，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卷六)。认为“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答蕺园论诗书》)，并非记载历史和说教的手段。性灵说从要求表达真情实感出发，在艺术风格上提倡自然清新，平易流畅，反对堆垛学问、滥用典故、过分雕琢、人云亦云的文风。因此该派诗人的作品，力求表现个人生活遭际中的真实感情，往往能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艺术上追求创新，风格真率自然、清新灵巧。但因为把“性情”抽象化了，此派诗人的作品题材较为狭窄，无非是抒写个人“性情遭际”，咏叹生活琐事，歌唱风花雪月，有些作品格调不高，流于浅滑，因而有人批评袁枚的诗”误以鄙俚浅滑为自然，尖酸佻巧为聪明，谐谑游戏为风趣，粗恶颓放为雄豪”(朱庭珍《筱园诗话》)。所言不无道理。参见“性灵”。

性灵派

清代诗歌派别。以袁枚为代表。《清史稿·袁枚传》：“论诗主抒写性灵，他人意所欲出，不达者悉为达之。士多效其体。”袁氏论诗主性灵说，反对格调论，其渊源来自杨万里。他说“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辨。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随园诗话》) 他更在明袁宏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基础上加以发挥。《随园诗话》：“自 《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所谓“性灵”，就是要求在文学作品中表现真性情，真感受。主张“诗有工拙，而无今古”，认为“当变而变，其相传者心也； 当变而不变，其拘守者迹也”(《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从性灵的角度阐明了诗歌演变的必然性。强调诗歌既可抒发德行、伦常之情，也可描写男女、山水之情、不能专为载道明道之工具。
在创作实践方面，此派诗歌作品，辞贵自然，力求独创，不作套语，不填公式，“味欲其鲜，趣欲其真”，具有清新灵巧的艺术风格。但他们仅凭个人的“灵犀”创作，以为“行止坐卧，说得着便是好诗”(《随园诗话》)，只求生新而忽视思想内容，作品多描写个人“性情遭际”、生活琐事，甚至有许多无聊题材的轻佻之作，因而产生了浮滑之弊。

性灵派xing ling pai

School of True Nature,a style of poetry formed at Qianlong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which focused on expressing true feelings,its main representative was famous poet Yuan M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