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囚

 也称“虑囚”。指古代帝王和各级官吏定期或不定期的巡视监狱，讯问察访囚犯，如发现冤案则予以平反，此为检查下级司法机关审判案件的一种制度。录囚之制，始于汉代，并为历代王朝所重视。唐代自高祖开始，即把录囚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而固定下来。据《新唐书·刑法志》记载：高祖执政第四年“躬录囚徒”。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太宗亲录囚徒，将判死罪的390名犯人，全部放其归家，约定第二年秋季指定的时间回来正法伏罪，结果所放纵回家的死囚如期全数到朝廷报到，唐太宗为了这些死囚能够做到诚信两字而感佩，全部从轻发落。从此以后，每朝皇帝都把录囚作为一项“善政”而加以实行，凡是被录的囚徒，都从轻处理，或者降低用刑规格，或者免予刑事处罚。这种做法，接近于近现代的减刑、缓刑和假释的做法。唐代录囚，固定的做法是由司法长官——大理卿对囚徒“五日一虑”即每五天录囚一次。非固定的录囚，则有监察御史巡视各个州县，了解案情，平反错假冤案。明清盛行的会官审录之制即渊源于此。

录囚

两汉至隋的录囚，主要是平决冤狱。属于有关部门的正常职守。唐宋时期，“录囚”一般写作“虑囚”。除了继承前代属于有关部门的正常职守的录囚以外，主要是恩宥的性质，属于赦的范畴。至于如何赦法，宋代则有比较具体的规定。参见《宋书·刑法志》。

录囚

也称“录囚徒”。旧时对监所在押人犯进行检查、清理、平决冤狱的一项制度。源于汉代郡守、刺史周行郡国、省察治狱、黜陟能否、断治冤狱的常职。初时，多取巡察方式：“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注：“县邑囚徒，皆阅录视，参考辞状，实其真伪，有侵冤，即时平理。”(《后汉书·百官志》)后来，录囚畅行，往往郡守不再亲临，而委诸属吏进行。《后汉书·应奉传》：“（奉）为郡决曹吏，行部四十二县，录囚徒数百千人。及还，太守备问之，奉口说系囚姓名，坐状轻重，无所遗脱。”为了明察狱治，有时皇帝还亲录囚徒。《晋书·刑法志》：“及明帝即位，常临听讼观录洛阳诸狱。帝性既明察，能得下奸，故尚书奏决近于苛碎。”一旦察出冤狱，还要追究原办官吏的责任。《后汉书·和帝纪》：“永元六年秋七月，京师旱。丁巳，幸洛阳寺，录囚徒，举冤狱，收洛阳令下狱抵罪，司隶校尉、河南尹皆左降。”唐、宋各代承袭录囚之制，但称录囚为“虑囚”。“虑”、“录”音近，“录”误为“虑”。《汉书·焦不疑传》：“（不疑）拜为青州司史，每行县录囚徒还”。注：师古日：“省录之，知其情状有冤（抑滞）与不也。今云虑囚，本录声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晓其意，讹其文遂为思虑之虑，失其源矣。”唐、宋虑囚之制稍有区别：唐代五曰一虑；宋代或五日，或十日，依据临时命令行事。(参见《沈寄簃先生遗书·赦考》)明代因掌录囚定“审录”之制：“（成祖）永乐七年，令大理寺官行法司囚犯赴承天门外，行人持节传旨，会同府、部、通政司、六科等官审录如洪武制。十七年，令在外死囚，悉赴京师审录。”(《明史·刑法志》)明审录之制，五年一次，宪宗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成为定制。“（成化）十二年，大学士商辂言：‘自八年遣官后，五年于兹，乞更如例行’，帝从其请，至十七年，定在京五年大审。”

录囚

也作“虑囚”。中国封建君主或由地方官吏向囚犯讯察决狱情况。《汉书·隽不疑传》记载：“[隽不疑]每行县录囚徒还。”颜师古注：“省录之，知其情状有冤滞与不也。今云虑囚，本录声之去者耳。”《后汉书·百官志》注引胡广曰： “县邑囚徒，皆阅视录，参考辞状，实其真伪。有侵冤者，即时平理之。”汉代郡守录囚为常职。其后魏明帝、晋武帝、隋高祖、唐太宗等均有亲自录囚的记载。唐代录囚之制有二： 一为大理卿的常职，《唐六典》载，若禁囚有推决未尽留系者，五日一虑； 二为特赦，《唐律疏议》有虑者全免还从特赦之例。宋代录囚，与唐稍不同，其五日一虑或十日一虑是临时的命令(《宋史·刑法志》)。

045 录囚

封建时代由皇帝或上级长官向囚犯讯察决狱的制度，亦称虑囚。用以平冤狱、纠错案、督办久系未决之案。录囚有二，一是皇帝躬行，无定期；二是上级长官定期或不定期录囚。西汉，刺史“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而为常职。《汉书·隽不疑传》载：隽“每行县录囚徒还，其母辄问不疑： ‘有所平反，活几何人？’”唐录囚为大理卿之常职，先是五日一录，后为十日一录；并附以御史不定时之巡行录囚。宋代亦有录囚。明朝代之以秋审、朝审时由中央有关官署会审、复查重罪案件的办法。清因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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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虑囚”。中国封建社会皇帝或地方官吏定期或不定期巡视监狱、讯察囚犯、平反冤案，决遣淹滞的制度。《汉书·隽不疑传》“每行具录囚徒还”。自汉至唐均有皇帝亲自录囚的记载。唐代，录囚制度有所发展。一是皇帝亲录囚徒成为常行的制度；二是进一步完备了各级官吏定期录囚制度，并规定严格的期限。宋代录囚与唐稍有不同，其五日一虑或十日一虑是临时的命令(《宋史·刑法志》)。

录囚

审问并记录囚犯的犯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