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经济学新词典︱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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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正在走向市场经济体制，但我们的传统经济学知识储备中最缺乏的却正是对市场经济的理论分析。随着国外经济理论的引入和吸收， 中国经济学界正在迅速地弥补这种知识欠缺。编写这本词典的宗旨也在于此。 一、 凯恩斯革命和宏观经济学之发展 　回顾历史， 凯恩斯《通论》 的出版无疑是20世纪最重大的经济学事件， 它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 然而， 有些令人奇怪的是， 《通论》在它的发源地——英国居然没有引起应有的热烈反应， 但却在美国受到隆重的欢迎， 而且这种欢迎与美国历来的公开辩论政府政策的传统相结合， 最终给这种新思想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沃土。 可以说， 美国成为了发展和实验凯恩斯主义的核心。 主要是在哈佛大学阿尔文·汉森教授的领导之下， 许多有为的青年经济学家 (包括萨缪尔森和托宾) 开始着手诠释和推广凯恩斯体系的不同组成部分， 从而使它成为 “新经济学”、 “新正统”。特别是保罗·萨缪尔森的 《经济学》 (1948) 教科书把现代宏观经济学纳入其内， 这一风格成为整个欧美经济学教程的标准范本。 它标志着与传统经济学结构的彻底决裂， 不仅反映出凯恩斯思想的影响， 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建立和进一步发展。 　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初的时期中， 占据西方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是新古典综合派。 新古典综合派用IS-LM模型把凯恩斯主义关于货币和利息， 特别是关于货币的交易需求和投机需求的洞察结合在一起。 但是， 由于IS-LM模型将凯恩斯主义的观点置于一个一般均衡的框架内， 并且由于许多经济学家力图把IS-LM模型和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模型 (通过菲利普斯曲线) 结合起来， IS-LM模型并非都是凯恩斯主义的观点。 更确切地说，IS-LM模型从凯恩斯主义和古典主义双方都得到启示。 菲利普斯曲线被纳入这一框架之中， 从而增强了凯恩斯主义者对经济进行微调和逆周期干涉的信心。 　然而， 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 这种正统经济学遭遇了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 这一方面是由于与之相悖的事实 (如滞胀)和政策失败的挑战， 另一方面是理论创新的必然结果。 与菲利普斯曲线所暗含的此消彼涨的交替关系相反， 美国和其他多数西方国家的经济都经历着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并发的 “滞胀”， 而传统的经济政策对此显得软弱无力。 随着这种理论共识的某些现实基础的崩溃， 宏观经济学进入一个大争论时代。在这场争论中，经济学家把较多的注意力放在对预期的传统解释上， 简言之， 更注重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问题。 　其中， 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最引人注目的， 当推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者。在对为什么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发生变型的解释中， 弗里德曼等人试图借助于竞争性的、 市场出清的劳动市场模型这一微观经济学工具来解释宏观经济现象。他们确信， 由于人们会根据其预测失误调整自己的行为， 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涉没有什么好处， 只会造成经济的更加不稳定。 在建立货币主义的分析框架过程中， 弗里德曼等人运用其杰出的论战和宣传技巧， 成功地说服了一批学生、 新闻记者、 学者、 政界人士和决策者。 一般认为， 货币主义确实对卡特执政后期的货币政策的制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且美国在1981年～1982年间出现的经济衰退被用来作为指责货币主义的证据。 　货币主义虽然对凯恩斯主流派进行了批判， 但在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短期效应问题上仍然无法与后者彻底决裂， 甚至出现与之融合的趋势。 经过长期的争论， 经济学家终于发现：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基本观点都可以在统一的IS-LM模型框架之内得到阐述， 差异仅仅在于对IS曲线和LM曲线斜率的估计不同。 于是在争论中又引起了新一轮的理论批判和创新， 主要是货币主义早期的同盟者罗伯特·卢卡斯、 托马斯·萨金特和尼尔·华莱士等。他们认为， 货币主义在分析经济总量 (如通货膨胀、失业等) 时， 其思维方式与凯恩斯主义是相同的； 不仅如此， 货币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都以 “货币幻觉”、“调整滞后”这类因素来解释经济行为， 缺乏严格的理论依据。 　这些自称为 “新古典经济学派” 的学者试图在货币主义者奠定的某些基础上彻底重建宏观经济学。 与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的模型不同， 他们要严格地从理性的最大化的个人行为和完全竞争市场这两个基本原理出发， 对经济的实际运行做出解释，从而通过放弃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方式来解决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之间的矛盾。 他们利用瓦尔拉斯分析方法构建了一个模型， 在这个模型中， 货币是中性的， 而劳动力市场也能够达到持续的均衡。 他们认为， 由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在形成预期时将把任何已知的信息考虑在内， 因此， 政府的系统性货币政策即使在短期中也不可能影响产量和就业； 任何通过随机或非系统性货币政策来影响产量和就业的企图， 都将只会增大产量和就业围绕它们自己的自然率波动的偏差。 　虽然人们不断地揭露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某些理论、 经验和政策方面的缺陷， 但它对理性预期和总供给之作用的强调， 表现了重要的理论进展， 并被广泛地融入主流经济学之中。 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美国， 人们又明显地看到了凯恩斯主义的复兴——“新凯恩斯主义”。他们试图加强凯恩斯主义模型， 主要做法是发展和改进处于被攻击之下的 “凯恩斯城堡” 的微观基础。他们大胆地构造了一个新的理论世界， 其特征是各种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不对称信息的存在， 而且其当事人常常关心公平问题。他们力图建立起一套能产生凯恩斯主义结论并且与个人行为最优化相符合的理论和政策手段。 为此， 他们致力于为某些市场中缓慢的价格调整为什么能与个人利益最优化的行为相一致的问题寻求答案。其结果， 在他们看来， “真实的”宏观世界的问题就在于协调失灵和宏观经济的外部性。 更为重要的是， 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 从长期看， 尽管理性预期可能是一个相关因素， 但短期中却不然。 对较上的时期而言， 由于粘性价格， 总供给曲线可能是非垂直的， 总需求曲线的移动对产量会有显著的影响。 这样一来， 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 政策的有效性至少在理论上重新得到确立。 　虽然新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经济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但却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 相反地，不同的经济学家对工资和价格刚性及其宏观经济后果有着不同的解释。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复活凯恩斯主义， 还有待时间的证实。 二、 微观经济学与 “经济学帝国主义” 倾向 　随着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崛起， 在美国经济学界出现了一场复兴自由主义的强劲运动。 无论是对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还是对80年代的大量失业， 政府的干涉似乎都未奏效。 这些学派的理论内容可以视为是重新肯定市场和竞争的优越性， 反对国家干涉主义和各种形式的社会规制。 　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 这种自由主义的复兴就在以主要与芝加哥大学有密切关系的经济学家把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方法一般化中出现了。这种理论思路的核心是经济人和理性假设。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 理性和自利的选择在经济市场之外的许多生活领域中也同样起着作用， 例如政治、 福利、教育、 择偶等等。再说， 即使在市场行为的范围之内， 谁又能否定人们想购买什么和卖什么会受到文化、 种族甚至“非理性” 等因素的影响呢？此外， 人们在市场交易过程中还会涉及法学问题。 正是这一系统想法， 推动经济学超出了自己的传统领域 (至少是19世纪末期它给自己划定的领地), 向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 法学、社会生物学等学科领地进行了帝国主义式的扩张。 经济学家发动侵略的 “武器” 来自新古典经济学用以分析“纯经济问题” 的分析范畴——稀缺、成本、偏好、 收益、 均衡、 经济人等等。 这种“侵略”是沿着多条道路进行的， 多数“侵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然而， 直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 由于在宏观理论方面为了捍卫新古典价格理论的完备性而与凯恩斯主义做斗争， 以及在微观理论方面提倡不完全竞争的各个经济学家试图寻找其他替代方法， 芝加哥学派教义的 “帝国主义” 外表模糊不清。 特别是对于当时仍然醉心于凯恩斯经济学的显赫成就的美国经济学界来说，由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运用中隐含着芝加哥学派特有的那种对政府仁慈的不信任态度， 像贝克尔等人的那类研究确实不大可能具有吸引力。但是， 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 这种 “经济学帝国主义” 的特征已经日益明显， 并扩散到其他大学和研究机构。 由此， 在美国出现了往往使外行人目瞪口呆的一大批新著作， 这些著作运用经济方法来分析犯罪问题、 自杀原因、 利他主义行为和社会互动问题、 婚姻问题等等。 　最能体现美国 “经济学帝国主义”特征的成果的， 是三个领域： 人力资本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 　(一) 人力资本理论 　在20世纪50年代，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 就对教育的 “需求”、 劳动力市场的活动、 妇女就业率的演变和造成工资差别的原因 (工资上对妇女、 少数民族和有色人种的歧视)、 个人在工作中对休息活动的考虑等等问题， 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在这些研究活动中， 人力资本理论已初现端倪。也正是在这一时期， 一些计量经济学研究结果表明， 人力资本是解释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成就的重要因素； 加之美国政府越来越为它的教育制度可能落后于苏联而忧虑， 结果一批经济学家转向对教育的经济学分析。 　这类美国经济学文献所讨论的问题极为广泛， 主要是从设法计算男性、 女性、 有色人和其他人群投资于不同水平的教育所能获得的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开始， 将收入的不平等和人们在才能、 家庭背景、遗产和其他资产方面的差异联系起来。许多对不平等所做的经验研究， 也是以人力资本的概念， 特别是以在教育和培训上的差异为基础的。 对美国20世纪80年代收入不平等方面大幅度扩大的现象， 人们大部分是用受教育和培训多的人所获得的报酬必然较高来解释的。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 以罗默为主要代表的内生增长模型的兴起， 又再次将人力资本推到讨论的前沿阵地。 　(二) 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是把经济学分析工具运用于政治活动的产物。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公共选择理论正式发端于1957年詹姆斯·布坎南和沃伦·纳特在弗吉尼亚大学创办的 “托马斯·杰斐逊研究中心”， 其目标是促进“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秩序”。 　公共选择理论沿用 “经济人” 范示， 以严格的 “自利”措辞来塑造所有公共选择者(选民、政治家、 官僚等), 以此为基点，把政治舞台模拟为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 分析个人在政治市场上对不同的决策规则和集体制度的反应 (即公共选择问题)，以期阐明并构造一种真正能把个人的自利行为导向公共利益的政治秩序。 　在这种分析中， 核心问题是要阐明把个人偏好转化为社会决策的机制或程序的选择。 这些机制或程序， 通过直接方式 (全民投票) 或者指定代表的间接方式， 显示公民对广义公共物品的数量和质量的偏好。 于是乎， 在选民 (消费者) 和国家 (生产者)之间必须插入一个媒介——选举制度。 具体地说， 公共选择理论探讨的主要问题包括： (1) 政治制度与帕累托最优经济状态之间的关系； 哪种政治组织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或不利于提高社会效率？ (2) 官僚主义对社会财富的结构和社会财富的使用效率有何影响？ (3) 代议制政治制度的运转逻辑。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发现， 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任一公共选择方式， 其最终的决策都很难体现公共利益的最优化。 究其原因， 一部分是选择制度本身的逻辑使然； 一部分是由于选民对投票过程保持“理性的无知” 和 “冷漠的态度” 使然。这样一来， 选举的结果自然就难以实现帕累托效率。 特别是， 不论以何种方式做出公共选择， 最终实施社会决策的， 是官僚和官僚机构。 特殊利益集团、 官僚和立法官员追求私利的行为， 一方面导致过多的公共物品供给 (表现为过多的预算); 另一方面导致公共物品的实际成本过高， 结果便是社会资源的浪费。 这种结果就是“政府失败” 的体现。 经济学家的许多经验研究结果也证明 “政府失败”的广泛存在。 一旦我们明白了政府也存在“失败”， 那么， 对于政府和市场的评价， 就得极为小心和谨慎。 正是这种理论思维， 使我们在实践中尽可能地把市场因素引入政府调节经济的具体行为之中。政府采购采取招标制度，就是典型的案例。 政府干预永远是次优选择。 　(三) 新制度经济学 　与上述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还有一个新的领域——“新制度经济学”， 把微观经济理论用于分析法律和其他制度的影响。长期执教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并担任《法与经济学》杂志主编的罗纳德·科斯的著作成为这一新领域的主要启示源泉。科斯不仅用 “交易成本”的概念来解释企业的起源 (1937), 也用它来解释产权与效率的关系 (1960)。他认为， 企业是一种能够降低产生于市场运行的成本、信息搜寻和契约谈判的成本(简言之“交易成本”) 的制度结构。 它通过把某些交易内部化以代替市场，从而实现交换效率。他进而指出， 在存在广义外部性的情形中，只要初始的产权界定清楚， 只要产权能够自由交换， 私人谈判就会产生出一个有效率的结果 ( “科斯定理”)。 　从20世纪60年代起， 科斯的这些思想就引发出广泛的大量文献， 在美国经济学界刮起了一阵研究产权、 注重制度分析之风， 从而打开了正统经济学城堡的边缘地带， 以新的思路彻底复兴了对制度、 企业、 市场以及组织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分析。 这类研究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一个崭新的学派， 被称之“新制度经济学”。 这是一个统称， 一般地把它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产权经济学。 主要致力于产权、 激励与经济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 探讨不同的产权结构对收益——报酬制度及资源配置的影响， 强调产权在经济交易中的作用。 　2.新经济史学。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 运用产权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重新考察欧美经济史， 力图重新发现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经济增长的真正基础。 诺思在这类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包括产权理论、 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的 “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 其基本论点是： 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 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只有当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 行为主体(包括国家) 才会去推动制度变迁的实现。 甚至于人们视之为 “神圣” 的意识形态， 也是为了克服“搭便车者问题”， 以实现收益最大化。 这再次证明， 经济学方法对于分析人类社会的许多历史、 法律、政治和文化问题的有效性。 　“经济学帝国主义”在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一系列相互交叉的研究领域中找到了立足点。 虽然这些领域的研究重点各异， 但都体现了为突破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相对狭隘的局限而做出的努力。 它们不仅大大地拓宽了微观经济学的分析范围， 也使人们更为清楚地认识到市场、 企业和政府各自在经济中作用的逻辑界限以及彼此之间内在的相互联系。 考虑到现实市场中还存在着选择问题、 激励问题和不完全信息问题， 非价格机制 (即广义的“制度”) 通常被用来帮助配置资源。 市场不再像原来的理论中那样是一种调节经济当事人行为的惟一方式。 人们终于认识到市场形成和发挥功能的制度基础的重要性。 三、 经济学的数学化 　计量经济学的首创者无疑应归功于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和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 在他们的倡导之下， 于1930年12月在美国克利兰成立了国际学术组织——“计量经济学会”。 最初参与的12位学者中有8位是美国学者， 其中欧文·费雪尔任第一任会长。之后， 一个美国私人机构——考尔斯经济研究委员会(Cowles Commiss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 成为了计量经济研究的主要促进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美国经济学界出现了两种密不可分的强大潮流， 它们塑造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风格， 那就是经济学的数学化和定量化。 数理经济学用定性分析提供基础理论， 而计量经济学根据这些定性分析去定量地估计各种参数。 　在这种潮流中， 还有两个历史因素起了不可忽视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科学动员”。 当时，许多优秀的数学家、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被动员去参加“战略研究”。 这种研究的目的是， 要在不确定性中寻求“最优解”。 这不仅促进了数学本身的发展， 也促进了利用数学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行为和现象的倾向。 这使美国经济学家为之骄傲， 进而助长了许多数学家转到经济学的研究方面来。例如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K. J. 阿罗和德布鲁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另一个重要的历史因素是， 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前半期， 麦卡锡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恐怖势力席卷美国， 对大学里的思想活动进行半公开的监视， 特别是经济学方面尤为突出， 甚至于连凯恩斯经济学都曾被视为 “异端”。 这也促使一批经济学家转向数理经济学的研究， 以谋求经济学的存在和职业上的保障。 　(一) 经济学的数学化 　数学在经济学中已有漫长的历史。但现代数学分析方法在经济学中的普及， 却始于萨缪尔森的 《经济分析基础》 (1947)。 在此书中， 他运用古典的数学方法和物理概念， 系统地研究了以往各种经济理论的共识， 试图由此演绎出一般原理， 统一经济理论的各个部分。 具体地说， 他把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用的自然语言和图式的分析改写成为定性的数学模型和推理方法， 以有约束的最大化作为一般原则， 对生产者行为、 消费者行为、 国际贸易、 公共财政、 收入分配等各个经济理论的领域， 用数学上求极大值、 极小值的方式加以推导， 并认定极大值、 极小值的实现就是均衡状态的确立。 可以说， 萨缪尔森是系统地赋予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数学形式的第一个经济学家， 并为以后美国乃至西方经济学定下了分析风格。 　当然， 数理方法在经济学中的确立， 还有一大批其他经济学家的功劳。其中， 包括阿罗、德布鲁、 赫维奇、 马凯基、斯卡夫等著名经济学家所代表的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 在运用数学的分析方法和逻辑的精密化方面， 开辟了新的道路。 他们把数理经济学的基础由微分转变为集合论等新的数学工具。 　正是在这些学者的成果的影响之下， 以数学的分析方法来论证经济学的各种命题， 就成为美国经济学界一种广为流行的特征。在以后的一批批美国学生中， 经济学研究生的课程逐渐转向了数理的研究方法。 因此， 学生学成后的教学或研究也都是循此脉络。 正如克莱因所评的那样， “数理方法的终告确立， 首先是在美国， 继之则是欧洲、 日本、 印度以及世界各地”。 从此以后，为了无情地追求严谨性、 普遍性和简洁性， 经济学走向了公理化、 形式化和数学化的不归之路， 数学化几乎深入经济学的所有领域。在这一过程中， 甚至于出现数学与经济学相互促进的螺旋式发展。 经济理论问题的数学性质逐渐地吸引着数学家， 他们反过来使经济学更具有数学性质。 　这种倾向遭到经济学界以 “过度数学化” 为名的批评， 甚至一些数理经济学家也对某些倾向做出严厉的批评。 但这类批评并没有阻止经济学数学化文献的不断大量涌现。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数学方法在阐明问题、 检验推断错误方面非常诱人， 虽然这些工具的力量极其抽象， 很容易导致对它们的误用。 经济学正是通过它的形式化方法的发展而使它自己明显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 　(二) 计量经济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随着经济的增长， 计量经济学也在美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注重预测的计量技术工具成为美国经济学的一大特征。哈维莫等人对丁伯根的研究方法的批评， 导致对联列方程组有关的统计理论和估算方法的研究， 并把研究结果首先用于美国宏观经济模型。库普曼对投入-产出分析及运用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一切使美国成了世界计量经济学研究的主要中心， 涌现出一大批计量经济学家， 其中成就最卓越的当属L. R. 克莱因。 　克莱因的努力和成就可谓是国际计量经济学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他在成名作《凯恩斯革命》 (1947) 中第一次把凯恩斯理论表述为数学形式， 并力图用国民收入统计使之具体化， 与经济计量技术结合起来， 以进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研究。他与戈德伯格于1955年建立的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 在结构、 规模和估算方法上都是现代宏观模型的鼻祖， 也是第一个正式用于预测经济波动的计量模型。 该模型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编制经济计量模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紧接着， 他又建立著名的 “沃顿经济计量预测模型”。 这些模型对短期预测曾经获得成功。 以此为基础，他创建了专门向私人公司和政府部门出售计量预测的公司。 美国许多研究机构、 大学效法克莱因， 纷纷开办计量经济企业， 出售各种计量经济模型。20世纪60年代成为计量经济模型的黄金时代。 这些模型通过计算机提出数百个甚至上千个方程， 试图预测一年后甚至数年后的主要经济变量， 变量包括实际国民生产总值、 固定投资、 工业生产、 消费指数、 失业等等。 这类预测已成为政府、 公司等机构进行决策的参考性依据。 　这些宏观经济模型大多数以IS-LM模型的某种结构为理论基础， 所估算的方程来源于其他研究， 特别是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亚尼和布鲁伯格、 安多和莫迪利亚尼对消费函数的研究， 乔根森对投资的研究， 德·利尤对金融市场的研究。 因此， 它们构成了新古典综合派宏观经济学的成就， 成为定义和评价经济政策的主要工具。 　然而， 在20世纪70～80年代， 计量经济学的实践引起了激烈而苛刻的争论。 这些企图建立决定性预测模型的努力， 其结果是大规模的、 间断性的、 令人难堪的预测失败。 当经济稳定而最不需要预测之时， 这类模型也还准确； 但当经济形势剧变而人们最需要以科学的预测来决定他们的行动时， 它们却显得靠不住了。 结果， 在经历了20年之久的生意兴隆之后， 大型的计量经济预测企业大多数失去了它们昔日的信誉和尊严。 　经济学界也对计量经济模型进行重新反思， 认识到计量经济学有很大的局限性， 这主要来源于经济理论的不完美和经验资料的不可实验性。 有关的争论是与凯恩斯主义、 货币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之间的争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弗里德曼批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模型太复杂， 很难抓住事物的本质。 卢卡斯批评凯恩斯主义者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 模型的参数会被旨在影响诸如失业率这类变量的经济政策所改变。 反思的结果， 计量经济学已从主要从事经济预测转向对经济理论假设和政策假设的检验， 研究重心从模型参数的估计转向对模型设定本身的评价和检验，运用范围也从传统的宏观经济领域拓展到微观经济计量。 　历史证明， 计量经济学并不能按季度准确地推测就业、 价格、 利润及其他变量。 如果经济学家答应能逐季、 逐年地指导经济， 那么他们是许诺了经济学家所做不到的事情。但是， 这不能否认计量经济学对经济学的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正如弗里希所言， “只要经济理论仍然在纯定性基础上工作， 而不设法测量不同因素的数学重要性， 实际上能得出和辩护任何 ‘结论’”。 在这种意义上说， 计量经济学使经济学在精确化和定量化方面跨出了革命性的一步。计量经济学仍然是经济学家对经济概念和定律进行定量化的有力工具。 　(三) 博弈论引入经济学之中 　在经济学家中， 最早清楚而全面地认识到必须考虑到经济行为者决策的 “互动”性质的是奥斯卡·摩根斯坦。在《经济论著》(1928) 一书中， 他开始考虑少数权势人物的行为能够影响均衡结果的情形。但对经济学开始产生深远影响的， 却是他与冯·诺伊曼合著的 《博弈论与经济行为》(1944)。是时他们都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 他们的目标是想为理性的决策者之间的策略互动过程提供一种数学化的一般理论。 虽然他们没有实现这一宏伟目标， 但其方式成为追随者遵循的原则： 把一个经济问题描述为一个博弈， 找出它的博弈论解， 然后再对这一解做出经济学意义的说明。 　在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的贡献基础上， 约翰·纳什在 “非合作博弈”(1951) 一文中， 引入了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的区分，并为非合作博弈提出了被后人命名为 “纳什均衡”的一般性解概念，从而为博弈论奠定了基础。 哈萨尼在1967年～196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 把分析方法拓展到不完全信息博弈， 从而为理性行为的分析和信息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 博弈论只是互相熟悉的小圈子内的人单独关切的问题， 后来才开始渐渐为经济学家所熟悉和掌握。 确切地说， 博弈论真正受到经济学界的普遍重视并被视为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只是近20年的事情。 经济学的运用包括不完全竞争、 市场均衡、谈判、 产品质量、保险、委托-代理关系、歧视、 公共物品等微观领域， 并且已扩展到宏观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等。有些经济学家还利用博弈论方法， 来分析合作、 利他主义、信任、 惩罚、报复之类的现象， 力图探讨社会规范、 制度如何产生的棘手问题。 更有甚者有人试图以博弈论语言重建整个微观经济学。 　可以肯定地说， 这一切标志着一个经济学新时代的开始。传统经济学研究个人行为时总是假设价格给定， 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价格来间接地完成的。 引入博弈论以后， 经济学已经可以对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直接的研究， 从而使理论更贴近现实。特别是博弈论表明， 如果我们要达到某种目的， 最重要的是要设计出一种“激励相容的机制”， 这样才可能实现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一致， 从而彻底重塑了K. J. 阿罗和G. 斯蒂格勒在20世纪60年代就率先引入微观经济学中的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的分析基础， 引发了一场 “新信息经济学” 的革命。 其中， “机制设计”、 “委托-代理问题”、 “契约理论”、 “道德风险”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学的前沿论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 经济学家已进入到新古典企业、 消费者、 市场和其他“制度” 的 “黑匣子” 里面， 并努力理解这些经济机制的内在功能。 　编写此词典的想法和创意来自吉林人民出版社。 当我们应邀把这一设想付诸行动时， 深深地感到这项工作之艰难。 出版社的设想是“要尽量包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内容”。 正如前面所述，最近几十年来， 可以说是一个使各类经济学家感到眼花缭乱的时代， 一方面， 过去长期为经济学界所接受的某些经济学概念的定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或者被重新定义得更精确， 或者被赋予一些新的含义； 另一方面， 正在不断地涌现出尚未定义好的新经济学概念。 如何很好地把这些变化反映在这本词典之中，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对读者来说， 现在中国广大经济研究工作者、教师和学生的现代经济学素质已达到相当的水准， 如何编写出符合他们需求的词典， 确实是一个大难题。 　在以有限的篇幅、 运用约定的有限时间进行的编写过程中，我们确实已经竭尽全力， 编写初衷想不负众望， 但最终 “产品”怎么样， 只能留给读者评说。 我们真诚地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以便在今后的重版中加以修订。 杨春学 　2001年7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