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dangdai wenxue lilun yu piping

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走过了一条非常曲折的道路。40年来，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同唯心主义、机械唯物论、帮派文艺、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错误思想的斗争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奠基时期；1966至1976年为“文化大革命”时期；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迎来了文学的新时期。
第一个时期(1949～1966)。这17年的文艺思想基本上是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方针发展起来的。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沿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跨入了社会主义的新阶段。会后广大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满怀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文艺事业中。然而实际文艺工作出现了矛盾和斗争。1950年末上演的电影《武训传》把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向封建统治者奴颜卑膝的投降主义，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宣扬，在人民群众中间造成了很大影响。次年5月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日报》撰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很快便在全国形成了一个讨论热潮。此后全国文艺界开展了整风学习，反对创作中片面追求形式和技巧，散布资产阶级的趣味和情调，要求纠正文艺界存在着的严重脱离政治和脱离群众的倾向。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上总结了第一次文代会以来的经验，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使文艺工作更好地为贯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服务。与此同时在全国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对如何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克服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作了深刻的分析。1952年9月，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出版，他在此书中沿袭胡适的观点和方法，断定《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感叹身世”的“自叙传”，是为了宣扬“色空”观念的“情场忏悔”之作。当时《文艺报》介绍此书“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有“很大功绩”，俞平伯此后又发表了《红楼梦简论》等文章，继续宣扬他的观点。到1954年9月，李希凡和蓝翎先后在《文史哲》和《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对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观点进行了批驳。毛泽东同志于1954年10月6日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热情地肯定了两个“小人物”对《红楼梦研究》批判的意义，指出这是对“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少年30余年的胡适派和资产阶级唯心论”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从10月31日起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合召开了八次扩大会议，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和方法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批判。指出《红楼梦》作者以高度的艺术才能描写了封建贵族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真实、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社会行将崩溃的历史命运，表现出了巨大的反封建意义。这场运动扩大到了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
与此同时我国文艺界还开展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1954年7月，胡风向党中央提交了30万言的《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之后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两次发言，宣传自己的文艺观点。他反对要求作家先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后去创作的做法，认为“马克思主义包括了现实主义，通过现实主义就会达到马克思主义”，“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能够补足作家底生活经验上的不足和世界观上的缺陷”。他认为现实主义就是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和客观现实的“拥抱”或结合。作家以“主观战斗精神”去拥抱那“对象”，同它进行“搏斗”，从而达到“自我扩张”，而这种“自我扩张”就是主客观的统一，产生了作品。他还提出要有对人民群众“精神奴役底创伤”的批判力量。1955年1月《文艺报》公布了胡风的《意见》中的主要部分；同年五、六月间，《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关于“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毛泽东为此写了“序言”和“按语”，一场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开展起来。就文学整体看，这一时期总的说来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初步繁荣时期，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都取得成绩。文学批评界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关于戏曲改革、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关于艺术典型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许多著名作家和诗人如茅盾、周扬、冯雪峰、丁玲、艾青、何其芳、巴人等参加了文学理论和批评建设工作，同时还涌现出新的文艺评论家如秦兆阳、陈涌、肖殷等。但是在关于某些问题的论争中没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思想领域的问题采用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搞，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从1957年开始当代文学进入了17年的后半期。开始，在党的“八大”路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引下，文艺理论与批评出现了繁荣景象。何直（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周勃的《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巴人的《论人情》、陈涌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等都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由于反右斗争扩大化和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等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双百”方针没有得到长期具体的贯彻，一大批作品受到错误批判。文艺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但是斗争并没停止，后来李何林关于文艺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一致”的见解、张庚关于戏曲遗产中“人民性”、“忠孝节义”的阐述、蒋孔阳关于“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观点都对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抗争。1961年和1962年的新侨会议和广州会议上，周恩来和陈毅同志分别做了讲话，强调发扬艺术民主、尊重艺术规律等问题，批评当时文艺工作中存在的“左”的倾向。会后中央下达了“文艺八条”的文件。但迫于当时形势，这一系列努力都还没从思想理论对“左”的错误进行清算，致使左倾教条主义很快卷土重来。江青等人诬陷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是“利用小说反党”，从而大兴文字狱。他们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把文艺界说得一团漆黑，骗取了两个错误的批示。一大批好作品被打成大毒草，将一些正常的艺术讨论加以歪曲批判，如作为“反动的”“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离经叛道”论等等。革命文艺和革命文艺工作者遭受了大规模的摧残。
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10年空白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篡党夺权的阴谋政治与文艺结合，炮制阴谋文艺。他们先是炮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进而“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一切牛鬼蛇神”。同时大肆鼓吹所谓“样板戏”，以及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文艺观，如“根本任务论”、“三突出”原则，“主题先行论”等等。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疯狂破坏活动，给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性的后果。它打断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进程，搞乱了思想和是非标准，使不少作家失去了创作时间，甚至有许多同志在反革命集团的摧残迫害中付出了鲜血和生命。1976年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就是“天安门诗歌运动”，诗歌成为革命的炸弹和旗帜，是人民用以跟“四人帮”拼搏的主要武器，在中国历史上，人民群众用诗歌作为武器直接参与政治斗争，参与中国命运的伟大斗争，这是绝无仅有的，它预示着“四人帮”的灭亡和新历史的开端。
第三个时期即新时期。这个时期我国文学的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批判‘四人帮’，歌颂老一代”。这个阶段的文学作品在唤起人民清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拨乱反正的斗争中，起了冲锋陷阵、冲破樊篱的作用。第二个阶段，即“伤痕文学”阶段，文学以揭露批判10年内乱给人民造成的精神创伤为主要内容。第三个阶段，文学重在回顾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即“反思文学”阶段。第四个阶段，题材内容转到现实，同时对文化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反思。这个发展过程虽有曲折和缺点，但主流还是好的。这一时期在总结建国30年来文艺工作正反两个方面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对文艺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方针、原则，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如关于文艺与人民及文艺任务问题提出文艺“为人民”和“为社会主义”的原则；在文艺和政治关系上，纠正了过去长期使用过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强调发展学术领域、艺术领域内的社会主义民主，创造出最适宜文学艺术蓬勃发展的气氛，切实保证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的自由。一方面坚持“双百”方针作为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求文艺工作者严肃考虑自己作品和工作的动机效果，同时允许对动机和效果不统一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强调文学作品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提倡歌颂社会主义，但允许暴露；强调艺术品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强调文艺的特征和特殊规律；等等。
新时期文学批评也十分活跃，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讨论，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关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等等，都比较深入、全面，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批评风气和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冯牧、阎纲等文艺评论家在形势的转变上起了重要作用，形成了文学人才辈出的景象。
回顾40年文学道路，成绩是巨大的。我国已形成了一整套文艺理论体系，虽然这套体系需要不断改进；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尽管他们还不够成熟。但前景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