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正蒙注

 《张子正蒙》义释著作。九卷。明清间王夫之撰。成书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撰者事迹参见“《船山遗书》”条)
 《张子正蒙注》全书九卷，每卷两篇，分别为：卷一，太和篇、参两篇；卷二，天道篇、神化篇；卷三，动物篇、诚明篇；卷四，大心篇、中正篇；卷五，至当篇、作者篇；卷六，三十篇、有德篇；卷七，有司篇、大易篇；卷八，乐器篇、王禘篇；卷九，乾称篇上、乾称篇下，共十八篇。是王夫之对北宋张载《正蒙》的注解著作。卷首有附录《序论》和《宋史·张子本传》。它虽然叫“注”,其实并不注重文字训诂，而是多阐发义理，通过注释的形式，继承并发展了张载的哲学思想。他推崇张载思想，并对其作了精湛的分析。正如他在《序论》中所说：“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把张载之学称作绝对真理，认为若能使“张子之学，晓然大明”,则佛教异端就可以“不折而自摧”,陆王心学也就再不能替佛教“作率善食人之伥”,从而表明了他作此注的目的。
 本书在卷一《太和篇》中，发展了“太虚即气”的自然观。明确指出“气”是构成有形有象可见万物以及无虚无物“太虚”的唯一实体。对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有无变化，它用显隐、聚散加以解释，只不过是气的“变化之客形”,因此气的存在是普遍的、永恒的，无所谓“有无”和“生灭”。在本篇中，王夫之举了象薪、水蒸气、汞三种物质为例说明气的形态变化，无论多么复杂，但作为本体的太虚之气，既不会增多，也不会减少。他说：一车柴火燃烧之后，化为焰、烟、灰烬，属木的归木，属水的归水，属土的归土，不过变成很细小的东西看不见了而已。做饭的水蒸气、汞燃烧便飞也是同样的道理，于是他得出“物质的气只不过是往来、屈张、聚散、隐显的变化而不生不灭”的结论，从而论证了物质不灭的思想。因此也批判了佛教“无尽无余”和“以心法起灭天地”的谬论。
 在卷一《太和篇》、卷二《神化篇》、卷七《大易篇》、卷九《乾称篇下》中对运动观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认为运动是元气的固有属性，指出“气则动者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理气关系，理表现为气的“屈申相因之条理”,是依凭于气的，决不能“去气外求理”。认为理是气运动变化的规律，是物质运动所固有的：“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显著于天下，循而得之。”他在《大易篇》中进一步明确了“动静者乃阴阳之动静也”,说明运动是物质自身的矛盾运动。指出“阴阳具于太虚絪缊之中”,物质性的太虚包涵着内在的阴阳矛盾运动。所谓“融、结、流、止、飞、潜、动、植，各自成其条理而不妄”,是物质矛盾运动规律性的表现。
 本书在卷三《动物篇》、卷四《大心篇》、卷五《至当篇》中，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些有价值的见解。他认为认识的发生，需要“形”(感觉器官)、“神”(思维活动)、“物”(客观对象)三者的结合，即“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认为客观存在的物体是知觉的客观条件，耳目感官和大脑的思维活动是知觉的主观条件，缺少任何一个都不能产生知觉认识，主张“多闻而择，多见而识”,“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只有“心所素知，行焉皆顺”才能证明认识的真理性。
 但是，王夫之受张载的影响，在获得知识的途径上仍沿袭张载的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区别之说，并夸大了后者，强调凭见闻所获得的知识是有限的，至于德性之知，是不必依靠见闻而发生的，它是循“理”而得到的最高级的认识，其方法就是“大其心”,“尽性”,这是因为“万事万物之理，无非吾心之所固有”。“天下之物皆用之，吾心之理其体也。”这就与理学家观点一致了。此外，本书在行文中还使用了不少理学家的概念，如“道心”、“人心”、“良能”、“人能”、“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圣人之知和人小之知”等等，甚至还把“天人合一”看成是“圣学”的标志，因此可证明《张子正蒙注》在认识论和道德观上深受着程朱理学的影响。
 本书作为王夫之的主要著作之一，其思想是十分丰富的。他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气一元论思想，尤其继承了北宋张载“一物两体”的观点。他把运动看成是物质的属性，是永恒的，这种“运动永恒”的观点成为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在中国近代史上有深刻的影响。
 本书在王夫之逝世后十余年由其子王敔始初刊于世。后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俞焜补刻刊行该书，其中仅收二卷。清同治三年(1864年)——同治五年(1866年),曾国藩兄弟二人出资补刻《船山遗书》收入九卷《张子正蒙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又收在上海太平洋书店排印本《船山遗书》中。一九五六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排印了章锡琛点校本《张子正蒙注》。一九五九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排印单行本，一九七五年北京中华书局重校排印单行本。

张子正蒙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凡9卷。该书以注解北宋张载《正蒙》的形式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书中继承和发扬了张载的气一元论思想。并由此出发，在伦理思想上，坚持理欲合性，强调天理与人性合一。认为理寓于欲中，是欲之合理性的规定；欲“顺其道则与仁义礼智不相悖害，合两者而互为体也”(《诚明篇》)。认为“理与欲皆自然而非由人为”（同上书），都是人性的固有内容。“故仁义礼智之理，下愚所不能灭，而声色臭味之欲，上智所不能废，俱可谓之为性”（同上书），同时提出人性先天具有至善的道德价值，人性修养的根本途径是“继善成性”，即把天道赋予人的义理保存下来并凝结为自己的本性。另一方面，则认为理欲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理，天也；意欲，人也。理不行于意欲之中，意欲有时而逾乎理，天人异用也。”（同上书）理为正德，欲为厚生。故欲应受理的制约，应以理调节欲，使之“制之有节”，以防私欲恶俗的习染，以至“为耳目口体所蔽而窒其天理者也。”(《大心篇》)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则提倡无我无私的道德境界。提出“我，谓私意私欲也”，“无我者，德全于心，天下之务皆可成，天下之志皆可通……斯乃以为大人。”(《神化篇》)强调道德的客观性，批判王阳明、李贽等道德主观化理论，“王氏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无忌惮之教立，而廉耻丧，资贼兴”(《乾称篇下》)。该书于王夫之逝世后10余年由王敔初刊，后收入曾刻本《船山遗书》。1956年古籍出版社和1975年中华书局分别校点出版了单行本。

张子正蒙注

清代阐释和发挥张载思想的著作。明清之际王夫之著。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晚年居衡阳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曾是举人。博学多闻。明末张献忠农民起义军过湘时邀他参加，他自伤面容肢体，拒不参加。明亡后曾在衡阳举兵阻击清军，败后退到广东肇庆投南明永桂政权，任行人司行人。因不满南明的腐败，上书要求改革，受到当权者迫害，后隐居深山，著书立说四十余年。著作有一百多种。《正蒙》是北宋思想家张载的主要哲学著作，此书旨在阐发易理，论证“太虚即气则无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一物两体”，“动非自外”的辩证法思想。王夫之晚年，非常推崇张载的思想。他通过注解《正蒙》，进一步发展了张载的哲学思想，并对佛、道和宋明理学作了批判。
《张子正蒙注》一书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气一元论。对“气”范畴作了更明确的哲学规定，完善了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学说。指出“虚空皆气”，并用“絪緼”来形容气之本体。认为宇宙间除了“弥沦无涯”，“通一无二”的物质性的气以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范围也。”世界统一于气，“虚涵气，气充虚，无所谓‘无’者”。对气的普遍性作出了新的规定，指出气是唯一实体，不是“心外无物”，而是“气外无物”，天地万物都是由物质性的气构成的；气无边无涯，充满空间。它絪缊变化，只有聚散，而无生灭，指出：气“散而归于太虚，复其絪缊之本体，非消灭也。聚而为庶物之生，自絪缊之常性，非幻成也。”(《太和篇》)还用一些科学材料论证了物质不灭的思想。
肯定了物质和运动的统一，主张物质运动变化的源泉是其内在的矛盾。反对无能生有，对老子的橐籥之喻进行了批判，说：“老氏以天地如橐籥，动而生风，是虚能于无生有，变幻无穷；而气不鼓动则无，是有限矣，然则孰鼓其橐籥令生气乎？”（同上）否定了物质之外有个推动者。认为“有”（物质）才是无限、绝对的，“无”是有限、相对的；在动、静关系上，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静是运动的暂时静止状态，非寂然不动，说：“动而趋行者动，动而趋止者静”（同上），“静以居动，则动者不离乎静，动以动其静，则静者亦动而灵。此一阖一辟所以为道也”(《大易篇》)。书中进一步继承和阐发了张载的气化之道是对立统一的思想，表现在三个方面：一、物质固有的矛盾是运动的源泉。指出：“盖阴阳者气之二体，动静者气之二几。体同而用异则相感而动，动而成象则静，动静之几，聚散、出入，形不形之所从来也。”(《太和篇》)认为动静是阴阳矛盾作用的表现，而阴阳是气本身所具有的两个方面，由于阴阳的矛盾作用而推动气运动变化和生成万物。二、运动是矛盾的发展过程。指出：从客观气化过程来说，阴阳、刚柔等对立面相互排斥，相互斗争，又相辅相成，最后又回到太虚中去。从人与物的关系来说，人类和自然相互排斥，相互斗争，但是人必须“取物以自益”，才能发展人的性情，即矛盾发展到最后是归于“和解”，在这一点上没有摆脱循环论。三、阴阳的对立统一是普遍存在的，而每类事物又有其特殊规律。从矛盾的普遍性来说，无论是男人女人，上智下愚，还是草木鸟兽，都是“阴阳合一”的对立统一体，没有“孤阳”和“孤阴”的事物，阴阳的对立统一是事物中普遍存在的规律。就矛盾的特殊性而言，各个事物一经形成，便各自各依照它们的“类”而具有本质和情态。同类相吸引，异性相排斥，纷繁复杂的各类事，各有其条理。
还阐述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指出认识的发生有三个条件：形（感觉器官）、神（思维活动）、物（客观对象），认为人的精神通过肉体接触客观事物而有所反映，知觉就产生了，知识产生于内外之合。主张正确的认识途径不应该是“逐闻见”或“灭闻见”，而应该是“超乎闻见”而达道穷理，因为感官只能达到“法象中之文理”即表面现象，要把握事物的“动静之几”（即运动的可能性），“阴阳之始”（即运动的根源），以及屈伸聚散之通（即变化的规律），必须通过思考，把感性经验上升到理性认识。
在人性论上，反对禁欲主义，认为“成性”（造就德性）不能离开“成身”。人之性一方面“有仁义礼智以正其德”，另一方面“有声色臭味以厚其生”，两者不可分割。如果声色臭味“顺其道”，即合乎理性的权衡标准，便和仁义礼智不相悖害，且两者互为体用，相互促进。主张应该合理地满足人的欲望，在“成身”的过程中“成性”(《中正篇》、《诚明篇》)。
此书在王夫之逝世十余年后由王敔初刊，后收入曾刻本《船山遗书》，1956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75年中华书局重新校勘、标点，出版了新的排印本。

张子正蒙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共九卷。卷首有《附录》及《张载传》。提出“絪缊，太和未分之本然”的观点，主张“动静者乃阴阳之动静”，“动而不离平静，静而皆备其动之理”。发挥张载学说。后收入《船山遗书》。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出版单行本。

张子正蒙注

哲学著作。王夫之撰。为注解和阐衍北宋张载《正蒙》 的著作。9卷。是书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哲学思想，批判了宋明理学和佛道的唯心主义。明确地将“气”作为自然界唯一的实体，提出宇宙间除了物质性的“气”之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气” 只有聚散而无生灭，并以一些实例来论证物质不灭的观点，驳斥佛教的“生灭”说。肯定了物质和运动的统一： “一气之中，二端既肇，摩之荡之而变化无穷。”“阴阳相摩……皆动之不容己者……错综变化……阴阳之消长隐见不可测，而天地人物屈伸往来之故尽于此。” 统一的 “气” 分裂为阴阳二端，相摩相荡，从而化生天地万物，推动事物的变化发展。发展了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必须有 “形”、“神”、“物” 三者相遇，“而知觉乃发”，即认识的产生需要感觉器官、思维活动和认识对象三者的结合，还需进而将认识推之于实践之中，“推行于物”，“实践之，乃心所素之，行焉皆顺”，才能证明认识的真理性。收入《船山遗书》，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于1956年和1975年校点、出版了单行本。岳麓书社新版《船山全书》编入第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