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书

 哲学文集。上中下三卷。明清间费密撰。刊行于清初。费密，字此度，号燕峰。生于明天启五年(1625年),卒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四川新繁人。明崇祯己卯举人。张献忠推进四川后，流寓江苏泰州，隐居不仕，以著述终身。所著较富，有《弘道书》、《中传正记》、《燕峰集》等。
 所谓“弘道”,即所以广圣人之道。分上中下三卷，十五篇。上卷为统典论、辅弼录论、道脉谱论、古经旨论、原教、圣人取人定法论，中卷为礼乐祀典议五篇、先王传道述、圣门传道述、吾道述，下卷为圣门定旨两变序记。又有附表十张，图三幅，分表一张。
 在《序》中，费密首先理出了圣人之道产生及传袭的几个过程，以为是“著在六经，七十子传之，汉唐先儒继之”,然后是宋明诸儒承治之。圣人之道的实质可看作是四教及文、行、忠、信，“所处不过饮食男女之间，所习不过兵、农、礼乐之事，非有高远绝伦杳渺难知之微妙也。”以为后儒高谈无极，静坐穷理，以此为道，离圣人之道甚远，无补于世。在《统典论》中继续描述圣人之道，以为“统”,即师本于一人，一人为帝王。此可分为“上之道”与“下之道”。上之道即先王立典政以为治，其统则朝廷，然后历代帝王传袭，公卿将相辅助；下之道为圣门授受而为脉，也历代相传为序，后世的儒家弟子守之。在这里，作者将大统归于帝王，视作“本”,公卿以此为行，师儒以此为言，则是“支”。它在过去都是“笃实可行”的，魏晋以后尚空言，到南宋私立道统，从而使其成为空谈的对象和非帝王的事业。《弼辅录论》详述良臣辅助帝王事业的道理、意义、职责等，分析德与才的关系，以为天下之治，群黎乐业，“特君相之功也”,言道而舍帝王将相，无补于世。《道脉论》讨论道学的延续过程，以为道定于先王，留下了经本，七十子传其绪，汉唐诸儒衍其脉。汉唐说经，还不离本旨，也助政教，而到了宋代，王安石开始倡说道德性命，以至引起理学的兴盛，理学脱离了日用实行和经说，成为一种空谈。《古经旨论》为古经作辩护，以为古经之旨来自于圣人“情见乎辞，惟古经是求而通焉，旨斯不远矣。大道之行圣王不一，皆敦本务实以率天下。”《六经》是先王用以格上下、通神明、肃典章、施教育、和风俗及安民生的实训，是可实行的。道用则举之为“行道”,不用则传之为“明道”,对于治理天下来说，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能行之又能言之可也，能行而不能言亦无不可也。”宋儒以来的学问不是教化所急需的，舍弃实用的而崇尚虚言，这在古人那里是找不到的，因而也不可以称它们是圣人之传。《原教》再谈汉儒与宋儒之别，以为汉儒因为二帝三王书不尽者，咸出口授，古今不同，因而借助训诂使其明了，只有通过训诂的阐释才能使道不至淹没，宋儒放弃汉儒的做法，自出其言，空文相争，论道益幽，使三代风旨文辞沦丧，难以再考察古道之尊。另一方面，道理要实用，就得让千万人明白，然而对宋儒所谓性理新学，知晓的人甚少，这种“欲千万人不能知不能行者以立教，则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矣。”独身之学，无法移风易俗，无法施于百姓，也无补于事。《先王传道述》以为先王之道所以立治，万世不变，使老百姓大化，依靠的是政典。但因时代的变化，真正的治道是善于通变的，因而提倡不泥古、不随俗，或革、或因，都要有利于治平，而近世儒生没有亲历政事，拘泥古人言理，不达世变，与现实的运用完全脱节，以至引起国家的灾难。《吾道述》正面阐述自己的主张，以为其核心是中与实，中而不实，或实而不中都不足取。“盖通诸四民之谓中，信诸一己之谓偏；见诸日用常行之谓实，故为性命怳忽之谓浮。”偏浮之说盛行则使先王之道沦丧，唯有在考虑国家大计时“无不出之于实，无不行之以中，而国治天下平矣。”《圣贤事业图》描绘“历代圣贤传大中至正之道”诸人系统。
 该书收入《费氏遗书三种》,《遗书三种》又载于《怡兰堂丛书》、及《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之中。

弘道书

清代批评宋明理学的著作。三卷。清代费密著。费密(1623—1699)，字此度，号燕峰。四川新繁（今属四川成都市）人。十岁，其父即为他讲《通鉴》。二十八岁时偕父母从四川迁至陕西，再迁至江苏扬州。此后潜心于学术，一生著述甚丰。但大都佚失。民国年间，成都唐鸿学将费密遗留的著作收集整理，并经过校刊，于庚申年(1920)刻印《费氏遗书三种》，收入怡兰堂丛书，《弘道书》即其中之一。主旨在说明儒家文、行、忠、信四教并非“高远绝伦杳渺难知之微妙”，它体现在日常生活和兵农礼乐中。
《弘道书》倡中实之道，反对宋明理学的空谈心性和崇向虚无，认为“自魏晋，老氏之说始入于儒，吾道杂乱之所由起、浮虚之所由出也……朱陆异同之辨起矣。王程朱陆之说再倡，学皆谈性命神化为闻道，以治天下国家为绪余”(《圣门定旨两变序记》)。所谓“中”就是指“通诸四民”，即言论和行动都必须以农、工、商、士“四民”所“皆通”“共识”为标准。所谓“实”就是指见诸日用常行，即体现为常行之实事。“通诸四民之谓中，信诸一己之谓偏，见诸日用常行之谓实，故为性命恍忽之谓浮”(《述道》)，佛道杂入理学是产生“浮虚”的根本原因。并指斥空谈心性导致国家积弱以至亡国。“宋遂卑弱不堪，令人痛哭，皆诸儒矜高自大，鄙下实事，流入佛老，专喜静坐而谈心性，全不修当务，不以行要务。”(《原教》)
与中实之道相对应，《弘道书》主张“通人事以致用”(《圣门定旨两变序记》)，反对脱离实际，死读书作八股文的书呆子。“舍实事而传空文，必入虚浮幽寂矣。”(《吾述道》)读书的目的应在实用，发议论必须本诸事实，这样才能“修之有益于身，言之有益于人，行之有益于事，仕则有益于国，处则有益于家”(《原教》)。
发掘和论证古代经书中所载的圣门之道的演变脉络，打破程朱的道统论，也是《弘道书》的重要思想之一。道统论支配了宋以后几百年的思想界，《弘道书》对程朱道统予以否定，只主张“从古经旧注发明吾道”(《题辞》)。而道统之说孔子在任何书中都未曾讲过，“不特孔子未言，七十子亦未言，七十子门人亦未言，百余岁后孟轲、荀卿诸儒亦未言……流传至南宋，遂私立道统”(《统典论》)。程朱道统理论是“圣门所无，源于二氏，假托今文以行者也”(《祖述宪章表》)。在否定旧道统的同时，《弘道书》提出新的“道脉论”。所谓“道脉论”，是以上古帝王为首，“万世帝王传焉”，而“公卿用之”，“学者守之”，其中的“道”与现实人生有广泛的联系。这和宋明理学家静坐空谈的那个“道”是截然不同的。但“道脉论”主体是帝王将相，并把治乱的希望寄托于帝王将相。
在义利之辩问题上，《弘道书》反对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充分肯定人欲的合理性，提出“欲不可禁”。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众人如是也，贤哲亦未尝不如是也”(《统典论》)。反对把义理与人欲割裂开来，以义理扼杀人欲。但也不主张纵欲，认为“欲不可纵，亦不可禁者也。不可禁而强禁之，则人不从。遂不禁任其纵，则风俗日溃”（同上）。
《弘道书》所表述的学术思想与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及批判理学的思潮是相吻合的。
收入《费氏遗书三种》，1920年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