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劄记

历代正史考证札记。三十六卷，附补遗一卷。清赵翼著。赵翼(1727—1814)，字云崧（一作耘松），号瓯北。江苏阳湖（今常州）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探花。出身贫寒，十六岁便以课童维持全家生计。中举后，于乾隆二十年任内阁中书，颇得大学士傅恒、汪由敦倚重。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寻充方略馆纂修官，先后与修《平定准噶尔方略》和《通鉴辑览》，任顺天武乡试主考和会试同考官等。三十一年冬，特授广西镇安府（今广西德保）知府。后调任广州知府，升任贵州贵西兵备道。因故被吏部议降一级调用，他乘机以回家侍养为辞请退。居家日读史书，“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积久遂多，至乾隆六十年编成是书，其后又续有增补改订，嘉庆五年(1800)才最后写定。其著作还有《陔馀丛考》、《皇朝武功纪盛》、《簷曝杂记》等。
《廿二史劄记》之着眼点，主要在于探究“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廿二史劄记·小引》)，因而不仅考史，也评史论史，着重史学的功能作用。作者抓住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关键性的一些问题，胪列诸多相类的史实，分析出这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可以吸取的经验教训，作为札记形式加以论述，其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如“两汉外戚之祸”条说，“两汉以外戚辅政，国家既受其祸，而外戚之祸亦莫如两汉者”。“推原祸本，总由于柄用辅政，故权重而祸亦随之。西汉武、宣诸帝，东汉光武、明、章诸帝，皆无外戚之祸，由于不假以权也。成帝柔仁，专任王氏，而国祚遂移”。指出“东汉多女主临朝，不得不用其父兄子弟以寄腹心，于是权势太盛，不肖者辄纵恣不轨，其贤者亦为众忌所归，遂至覆辙相寻，国家俱敝”。其他如“唐节度使之祸”、“宋制禄之厚”、“宋恩荫之滥”、“宋冗官冗费”、“明分封宗藩之制”、“万历中矿税之害”、“明代宦官”等条中，对唐、宋、明弊政及亡国原因作了不同程度的分析。此书还大量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滥刑酷法。对历代政治和吏治也作了一些肯定，如“上书无忌讳”、“籍没财产代民租”、“遣大臣考察官吏”等，但其数量不过十数条，可见作者对前代政治基本上是取否定态度的。
《廿二史劄记》对历代正史进行了系统的考订，并按廿四史先后分卷编次，每卷以类相从，各立标题，共为六百零九条。考订了从《史记》至《明史》的作者、编纂经过、成书年代、资料来源、编纂体例得失等，通过纠谬、考异、辨误等形式，进行了辨析与纠正，并评其高下得失。如指出正史中避讳处颇多，致使正史在史实上并不完全可信，客观上暴露了正史作为封建权威的御用实质和虚伪性。如“三国志多回护”、“宋书书法”、“陈书书法”、“薛史书法回护处”、“宋史各传回护处”、“金史避讳处”、“元史回护处”等条，对人们正确认识正史的价值和面貌有一定的意义。正史中处理得较好的史实记载，此书亦加以肯定，如“李福达之狱”条指出：“李福达之狱，翻案改坐，大小官黜革问罪者至四十余人，为嘉靖年间一大事”。由于事实繁纷，真假难分，各种说法不一，因而有“作史者宜何从”的问题。《明史》于《马録传》既叙明李福达改名张寅，而于传末又言寅、福达姓名错误，人亦疑之。迨其孙李同复以妖术事发，跟究由来，而福达之狱益信。又于《唐枢传》载其全疏，确指寅即福达之处，历历有据，而此狱更无疑义。“于是马録诸臣之枉，张、桂等之诬，皆了然共见，可见修史时之斟酌苦心也。”补遗一卷，系辑录旧史中涉及辽、金、元之译名异称，注以《通鉴辑览》改译之相应名称，供对照检阅。作者善用归纳法考证和分析史事，不执单词孤证以论史，每每胪列众多相类的史实，“参互勘校”，以史证史，比其异同，寻其可疑，证其谬误，往往收到很好的效果。
由于在史学考据上作了可贵的贡献，故梁启超评论说：“乾嘉以还，考证学统一学界，其洪波自不得不及于史，则有赵翼之《廿二史劄记》，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之《廿二史考异》，洪颐煊之《诸史考异》，皆汲其流。四书体例略同，其职志皆在考证史迹，订讹正谬。惟赵于每代之后，常有多条胪列史中故实，用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此其特长也。”又说：“赵翼之《廿二史劄记》，虽与钱大昕、王鸣盛之作齐名，然性质有绝异处。钱、王皆为狭义的考证，赵则教吾侪以搜求抽象的史料方法。昔人言‘属辞比事，春秋之教’，赵书善于比事也。”
首刊印于乾隆六十年(1795)，但传世者甚少。嘉庆年间以湛贻堂名义再行刊印，即为后来的通行本，虽为家刻，而校勘欠精。光绪年间，云南唐氏寿考堂重刻《瓯北全书》，一如旧式，未作校勘。广州广雅书局及湖南西畬山馆邹氏重刊此书，均改正书中错误不少，西畬本改正者尤多，但此本流传不广，重刊者多以广雅本为据。近年中华书局排印《廿二史劄记校证》，吸取二本之长，改正错误一千余条，是一个比较完备的好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