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变米

上海解放前市民为应付物价飞涨和突然事变而储备的大米。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压迫下，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阻碍，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的落后状态，人民生活更是极其贫困悲惨。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短短3年中，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从迅速恶化发展到了全面崩溃。为支撑内战国民党横征暴敛、滥发纸币，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价的暴涨。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则乘物价暴涨之机投机倒把、大发横财。在这种横暴的掠夺下，国民党统治区民族工商业不断倒闭，大批工人、店员相继失业，农业生产连年下降，粮食严重短缺，饥民遍地，饿殍遍野。上海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中心，物价飞涨、民族经济倒闭、工人店员失业、人民陷于饥馑更为突出。1947年上海米价，1月每担6万元，6月涨到50万元，12月中旬更涨到110多万元。“金元券”发行后上海物价的暴涨更为惊人，以1948年8月总指数为标准，11月上涨25倍多，12月上涨35倍多，1949年1月上涨128倍，3月暴涨到4 000多倍，4月更暴涨到83 800多倍。由于粮食短缺和饥饿的威胁，1947年上海就发生了5起“抢米”事件，还发生了一千多人砸米店的事件。在这样恶劣混乱的经济生活中，物价的暴涨可能一夜之间使人沦为乞丐，一失业可能全家就被逼上死亡线上，缺粮、饥饿的威胁更是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生命。因此，上海市民一拿到纸币，就赶快购进大米，尽量储起来，以应付物价的飞涨和失业、断粮等突然事变。这种应变米，在上海解放初期，曾帮助人民政府和市民自己战胜粮食奸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制造粮荒的罪恶活动，缓解了当时粮食供应的紧张。1949年8月8日，陈云在上海召开的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地区的财经部门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的讲话就谈到了“应变米”的作用问题，他说：现在粮食价格的上涨幅度，超过一般商品一倍或一倍以上，影响了工业成本，也影响其他商品的价格。维持上海的大米供应，每天至少需400万斤，尚差140万斤，不足部分是靠上海市民在国民党占领时储备的“应变米”补充的。1949年8月15日，在以《目前财经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为题所作的会议总结中，陈云指出：对大米供应问题不要悲观，上海共有505万人，到今年5月底达到550万人，这是把周围的农村人口包括在内的，如果只算市区，是440万人，扣除解放后还乡的40万人，现在实有不过400万人，每天有300万斤就够用了，这与现在可以供应的数量是相符合的。另外，我们还要看到“应变米”的数字是不小的。有了粮食，控制上海物价就有相当把握了。上海过去靠“踢皮球”、“抢帽子”的投机者有二三十万人，他们搞投机，是官商勾结，狼狈为奸，坏事正是出在政府手里。现在我们不徇情受贿，发现了还要严办，投机者不能为所欲为了。我们掌握着粮食，一定会管得好的。事情正如陈云讲的那样，国家依靠手中掌握的粮食，在上海市民“应变米”的支持下，稳住了粮食供应，争取了时间，从老解放区赶运来大批粮食，终于打垮了粮食奸商的凶猛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