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冤假错案

平反冤假错案是“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的重要措施之一。“文化大革命”以及此前历次运动中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使自治区冤假错案的数目惊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已成为广大人民的强烈要求。自治区党委成立了落实政策机构。1979年1月自治区党委作出《关于处理新疆“文化大革命”中和历史上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决定》，平反了一批遗留下来的重大冤假错案。到1980年3月，自治区共复查平反“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20万余起，占要求复查案件的97.8%。与此同时，还复查、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前历次运动中(主要是反右派、反右倾、反地方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造成的冤假错案)，摘掉了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给予公民待遇，给国民党起义人员、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落实了党的政策。

平反冤假错案

“文革”中，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干部总数的17.5%。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这类干部总数的75%。加上被审查的基层干部、工人和连累受害的亲属，将近1亿人口。另外，“文革”前，甚至三四十年代也有不少冤假错案。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央着手平反冤假错案。大规模展开是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些重要领导人，如彭德怀、陶铸、彭真、贺龙、潘汉年和一些重要案件，如“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1957年右派，都相继得到平反和改正。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随后，因受刘少奇冤案株连的案件(多达26000件，计28000人)也得到平反。从1977年底到1982年，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为47万多党员恢复了党籍，给12万党员撤销了原处分，解脱了数以亿计的无辜受牵连的干部和群众。

平反冤假错案

对历史上错批、错判或错做结论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恢复名誉，落实政策的工作。

平反冤假错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全省展开大规模的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除政法部门对各类刑事案件进行复查纠正外， 全省还为各次政治运动中受迫害的30多万人平反，其中包括 “二套班子”、“右倾翻案集团”、“地方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纂夺了白银公司领导权”、“阮吴黑帮”等冤案，以及受到株连的干部彻底平反，使受迫害致死者得到昭雪。还为“文革”后期甘肃农村推行“用专政的办法办农业”，而遭迫害的干部群众，大张旗鼓地公开平反。在过去“左”的思想影响下，全省有不少知识分子、科技专家受到迫害，仅兰州大学就有1 500多名师生员工受到冲击，“文革”中，全校40多名教授、副教授中受迫害的39人，拨乱反正中，给他们平反恢复了名誉， 对迫害致死的原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江隆基和原甘肃师范大学副校长袁敦礼等都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

平反冤假错案

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进行的平反、纠正、昭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冤案、假案和错案的工作。是进行认真的拨乱反正，纠正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的一个切实步骤和措施。
多年来，在“左”倾思想影响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利用“左”倾错误，在党内外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造成了空前严重的恶果。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由于华国锋坚持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平反工作不能顺利进行。1977年1月10日，邓小平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同年7月21日，他又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发言，强调要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坚持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指出“两个凡是”的错误。邓小平的上述意见为全党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在政治上指明了方向。在组织上，1977年12月，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主持平反工作。中组部和各级党组织，发动几十万干部和广大群众，集中力量进行调查研究，打开了平反工作的新局面。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共中央曾经发出的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为这两个错案和“二月逆流”正式平反。同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人所作的错误结论，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这标志着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全面铺开。到1980年1月，中央和全国各地都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已经得到平反的总数达290万人。没有立案审查而得到平反的，比这个数字还要大得多。所有这些工作，以切实有效的步骤和措施纠正了“左”倾错误，促进了全党全国的安定团结，真正调动了亿万人民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使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开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