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长技以制夷

中国近代著名战略思想。语出清代魏源《海国图志·原叙》： “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意谓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包括制造战舰、火器的技术和养兵、练兵之法)，以抵御和战胜西方列强的侵略。这一军事战略思想对近代有较大影响。

师夷长技以制夷shiyi changji yi zhiyistudying the advanced western science & tehnology to deter the western aggression

中国清朝进步思想家魏源提出的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并以此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富国强兵思想和措施。魏源(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曾先后协助地方大员陶澍和林则徐等处理政治和经济事宜，并参与江南漕、盐和水利三大政务的实际工作，后历任知县和知府等官职。著作较丰，有《古微堂集》、《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等，曾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师夷长技以制夷”观点见《海国图志叙》。其主要内容有：
❶建立近代军事工业，“以彼长技御彼长技”。魏源认为，西方列强敢于远涉重洋侵略他国，除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外，主要仰赖其先进的武器，“船坚炮利”。如果我们也能制造和使用与外国相仿的大炮舰船，则不患无以制敌。故而他提出在广州虎门外的沙角和大角地方，创办船厂和火器局，延聘外籍工匠和舵师来华传授造船制炮的工艺。同时，从福建和广东等地选出巧匠精兵，学习制炮、行船和使炮的技术。如此一、二年后，就“不必仰赖于外夷”；
❷军民结合，“官民”兼顾，发展民用和民间工业。他认为，军需产品的需求有限，军工企业仅生产军需产品难以长期维持，但不能以此为由而不积极建立军事工业。他指出“造炮有数而鬻器械无数”，西洋诸国除英法拥有几百艘舰船外，其余各国都只有几十艘，但他们都建有船厂和火器局，终年造船不息，因为他们的船厂不仅造军舰，还造商船；不仅制炮，还生产其他民用器械。因而他积极主张船厂和火器局不仅要制造武器，还要生产一切“有益民用”的器具。他还主张不仅国家要投资设厂，设立官局，而且要鼓励沿海商民仿设厂局，制造商船和新式工业产品，“或自用，或出售，悉听之”；
❸发展对外贸易开辟财源以增强经济实力。他指出，清初“国家严防海贼，曾禁商船出洋。自康熙中年开禁以来，沿海之民始有起色，其船由海关给执照稽出入，南北遄行，四时获利。”故而“吾不停贸易以自修自强”。他认为，“使无鸦片之毒，则外洋之银有人无出，中国银且日贱，利可胜述哉”？他还主张仿效西方允许民间开采银矿以增加财政收入。他明确指出，一旦“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总结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惨败的教训后提出的，它反映了当时朝野一些有识之士要求自强以防御西方列强侵略的迫切愿望，其主旨是要打破闭关自守的传统观念，吸收国外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以增强国防经济实力，反对外国侵略者。这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富国强兵思想，无论在当时或之后，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师夷长技以制夷

近代主张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科学技术以自强御侮的思想。道光二十二年 (1842年) 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提出。魏源认为英国能够在鸦片战争中打败中国，是因为拥有“长技”，中国要想富国强兵、反对侵略，就必须“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因其所长而用之”。魏源指出： 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是“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等，夺造化，通神明”(《海国图志》卷二，《筹海篇三》)，应该学习。他特别强调学习西方近代军事工业技术，说：“夷之长技有三： 一、战舰； 二、火器； 三、养兵练兵之法。”（同上） 最初他设想购买西方船炮，后来则建议在广东设置造船厂、火器局，除制造军用火器战舰之外，“凡有益于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 （同上） 并且进而提出：“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 （同上） 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表达了建立私人资本主义新式工业的愿望。为了鼓励人们学习西方“长技”，魏源主张改革科举制度，提出：“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 （同上） 魏源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师夷长技以制夷

师：　学习。夷(yí):　旧时泛指外国或外国人。长技：　先进的科学技术。指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是为了用以抵制外国的侵犯。语出清·魏源《〈海国图志〉序》：“是书何以作？曰：　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例]　他们逐渐感受到，必须摒弃闭关锁国、夜郎自大而“慷慨论天下了”，于是提出“～”，“以中国之论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等等主张，从思维方式上开了“放眼世界”的先河，从心理上震撼了人们。(何云峰等《中国人的心态历程——20世纪中国人的心态历程》)｜从文化的意义上说，中国人的追求逐步从变革物质文化(“～”)，到变革体制文化(“戊戌变法”)，到此时，变革精神文化的任务终于提到了日程上来。(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