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

 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
 
 清王朝每年要通过水路从南方各省运粮四百万担进京，贮之太仓(京都设置的粮库),称为漕粮。龚自珍南归途经淮浦(今江苏清江市),亲眼看到成千支粮船沿运河北上的情景。当他深夜听到纤夫们沉重的号子声，想到自己也曾食用过这些糟米，不禁渐感交并，心潮翻滚，无法平静。于是写下了这篇发自肺腑的悲歌。
 这首绝句在写法上完全摆脱现成套路，随兴挥洒，在音情上颇有特色。它通篇运用反思的语调，一开始就进入内心独白，发人深省：“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运河上拉粮船的民夫不计其数，诗人无法点清，只在心中估算了一下。若果一条缆绳十多人，那么千艘粮船该耗用多少人力！一个“只”字，表明“十夫多”仅仅是掐紧计算，即至少应有这么多人。诗以乘法突出人民所受的徭役负担之沉重。“细算”句是一个省略的句子，将后半没有写出的话补足，便是：细算千艘渡此河将用民夫几何？诗人面对这样惊心动魂的巨大劳动场面，对人民痛苦的感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这才引起上述那番认真的思考。
 接下去诗人并没有发表更多的议论，只就个人切身感受抒发感慨：“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他想到自己也曾消耗(糜)过这些粮食，而今亲见这些粮食的来路不易看到人民为之付出的血汗不禁泪如雨下。此诗中未具体写纤夫苦，读者可以对照邹在衡《观船艘过闸》:“漕船造作异，高大过屋脊。一船万斛重，百夫不得拽。上闸登岭难，下闸流矢急。头工与水手，十人有定额。到此更不动，乃役民伕力。……邪许万口呼，共拽一绳直。死力各挣前，前起或后跌。设或一触时，倒若退飞鹢。再拽愈难动，势拗水更逆。大官传令来，催攒有限刻，闸吏奉令行，鞭棒乱敲击。可怜此民苦，力尽骨复折。”览此，可知龚自珍泪流何为了。诗中“我亦曾糜”云云，大有意味。一是因为诗人此时是辞官南归，回想自己也曾为官坐食俸禄，无任惶愧，所以这样说。二则是意味自己仅仅是“曾糜太仓粟”的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应该为此愧作的，还大有人在。这两句实际上是一个有良知的士大夫，面对劳苦民众产生的一种负罪之感，反思和忏悔。也是对上层统治者发出的警告和呼吁，用他的滂沱热泪和沉痛的诗。它使读者联想到白居易《观刈麦》中的几句诗：“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能写出这样诗句的人，在为官时必然能替百姓办几件好事的。白居易如此，龚自珍也如此。他们虽然都找不到解决民间疾苦的根本办法，但他们的诗所表现的博爱的仁人之心，仍是令人感动的。
 
 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
 
 清政府明文规定的田赋不重，并曾扬言永不加赋。据冯桂芬《请减苏松太浮粮疏(代作)》:“伏查大清户律载：官田起科每亩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亩三升三合五勺”,但实际征求时，由于加成色、打折扣、贿赂勒索，使浮收之数，数倍于正额“苏州府长洲等县，每亩科平粮三斗七升以次不等，折实粳米，多者几至二斗，少者一斗五六升，远过律载官田之数。”这就是此诗写作的社会背景。
 “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盐铁”指盐铁生产与专卖，汉桑弘羊与地方豪强的代表曾就此问题展开辩论，后由桓宽结集为《盐铁论》。“筹河”即治理黄河，这既是兴修水利、治服河患的事业，又是疏通航运、发展交通措施。这二者都是开辟国家财源的根本办法。如果不讲这个，而向民间，哪怕是素有粮仓之称的东南民间搜刮诛求，都是舍本逐末竭泽而渔。人民不堪其苦，而国用亦将匮乏。所以首二句表面似乎是说自己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故“不论”“不筹”,只能为东南斯民放声一哭。而实际上是指责肉食者既不从发展生产上开辟财源，又不注意兴修水利。而只靠敲骨吸髓的剥削压榨，致使东南人民涕泪长流。诗人利用语言的灵活性，措意在显与隐之间，故耐寻味。
 “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上句直接指出这样一个严酷现实，即人民实际上遭受的盘剥，远远超出国家律法之明文规定。“国赋三升”和“民一斗”的句中排形式，强调了在税务上名实相距甚远的怪现象，鞭挞了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伪善、狡诈。而这样做，引起的结果是严峻的，它使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屠牛那不胜栽禾”!“栽禾”是形象地表示农业生产；“屠牛”则是形象地表现对农业生产的破坏。由于农民负担太重，在不堪忍受的情况下宰杀耕牛，另求活路，那也比种田好啊！同时“屠牛”的更深隐的意味是人民逼急时也会铤而走险，因为历代农民起义，多以屠牛酾酒的仪式号召群众。龚自珍这里实际上已深刻地指出，统治者不重视发展生产。一味加重剥削，也是在挖自己的墙脚。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诗中运用句中排比(一、三句)和反诘语气构成唱叹，使议论富于情韵，也增加了作品的形象说服力。
 
 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
 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
 
 龚自珍《己亥杂诗》有“舟中读陶诗三首，”这里选前二首。两首诗有一脉相通处，就是不同于通常视陶渊明为“千古隐逸之宗”,从而又认为陶诗一味静穆平淡的看法。特别标举陶渊明及其诗的豪放与不平的一面。这自有卓见。不过在龚自珍前朱熹已有类似见解：“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来得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如何说得出这样语言出来。”(《清遽阁论诗》)对照一下，可以认为龚自珍这两首诗就是祖述或发挥朱熹之真知灼见的。但出以诗的形式，便别有意味。这两首诗的差别则在第一首诗专论陶潜《咏荆轲》,第二首诗则概论渊明其人其诗。从特例到一般，可以相互补充。
 “陶潜诗喜说荆轲”或被解为“淘潜在诗中喜欢提到荆轲”。但陶潜只有一首《咏荆轲》的诗，别的诗中并没有提到荆轲。即使把《读山海经》的精卫刑天之什加上，他的金刚怒目式作品为数也不多，似乎就木能说是“喜说荆轲”了。其实，只要不用习惯的文法解诗，这句的意思本来是清楚的，那就是：“在陶潜诗中我特别喜欢《咏荆轲》这一首”。从而接下去又说：“我甚至能够想象他高歌遏云的慷慨激昂的样子。”“想见停云发浩歌”这句，借用陶潜《停云》诗的篇名字面，形容浩歌激烈的程度。按《停云》系四言诗，序云“思亲友也”,其本身并非“浩歌”。从下文“恩仇”、“侠骨”等说法看，此诗是专为《咏荆轲》而发，不得阑入内容迥乎不同的它作。三四句是作者继续想象陶潜作完《咏荆轲》高声吟诵时的内心活动：“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荆轲刺秦王是为了遏止秦的扩张侵略行径和报答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故云“吟到恩仇”。作者认为陶潜咏荆轲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借古人酒杯烧自己块垒，故又云“心事涌”。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象荆轲一样行侠仗义的人怕己不多了。“江湖侠骨恐无多”的“恐”,与前文“想见”呼应，仍是揣想的语气。此诗从头至尾，全是想象陶潜写作《咏荆轲》时的神气和心情，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刚肠疾恶的陶潜形象。它不仅指出《咏荆轲》是豪放之作(“浩歌”),而且探讨了它的创作动机。故较朱熹的论断又进了一步。
 第二首劈头一句就是“陶潜酷似卧龙豪”,不但指出了渊明骨子里那个“豪”字，而且将他和诸葛亮相提并论。注意这里只说“卧龙”不说“孔明”,是很有分寸的。因为陶潜毕竟不曾在政治上有所建树，所以他只能比拟为高卧隆中时的诸葛亮。这句原注：“语意本辛弃疾。”盖辛词《贺新凉》就云：“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作者同意并化用了这一说法。陶渊明酷爱菊花，松，菊等形象在陶诗中屡见不鲜。它们都有傲霜耐寒的特性，故成为高洁坚贞的象征。诗人就用“方古浔阳(今九江)松菊高”来比喻陶潜其人的高尚品格。从钟嵘《诗品》以陶潜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以来，历来论陶诗，统称其平淡。如葛立方《韵语阳秋》、蔡宽夫《西清诗话》等皆是。作者都以“莫信”二字一概抹倒，认为如将陶诗三分，则有二分近于《梁甫吟》,一分近于《离骚》。《三国志》载诸葛这“躬耕陇亩，好为梁甫吟”,《梁甫吟》本古乐府楚调曲名，内容多感慨世事之作。《离骚》则是屈原的杰作。二句意谓陶潜也是有政治抱负，热爱祖国，感情激烈的诗人；不能认为他浑身静穆或平淡。这种陶潜观较之朱熹又有深化。后来鲁迅先生说，即以陶诗而论，“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完人，再加抑杨，更离真实。”(《题未定草》〔六〕》)这样评价陶潜，自然更加全面。

己亥杂诗

诗集。清龚自珍(1792—1841)撰。一卷。自珍有《定庵全集》已著录。是编收龚氏诗作七绝三百一十五首。道光十九年(1839)，于支为己亥，作者此年自京师（今北京）辞官南归杭州，诗中杂记行程，兼述旧事，并有简单自注，作者已是跪年，其大半生经历、思想、著述、交游，皆可见诸于诗。深刻地反映作者不满当时的腐朽政治，清王朝统治者的昏庸堕落；而且也看到了人民的疾苦，表示出深切的同情和内疚；充滥着渴望变革现实的进步思想和要求抗击侵略、严禁鸦片的爱国精神。多有警句，脍炙人口，大多气势纵横，笔力遒劲。如“九州生气恃风雷”，“只筹一缆十夫多”，“不论盐铁不筹河”等诗篇，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有当年作者自刻本。后收入《龚自珍全集》第十辑，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