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骚指掌

楚辞注本。四卷。清胡文英撰。文英，字质余，号绳崖，武进（今江苏常州）人。撰者认为，《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作品为二十五篇是对的，王逸《楚辞章句》把《招魂》、《大招》排斥在外则是不正确的，本书将《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与《大司命》、《少司命》均作为一篇，这样，屈原的作品就是《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仍为二十五篇。本书体例为先列司马迁《屈原列传》和唐沈亚之《屈原外传》，后列目次，然后逐篇训释。每篇有题解，逐句注解。考辨名物、地理较详为本书之长。王鸣盛为其所作序文中说：“余读其书，于地理名物考索最精，不为空言疏释，而骚人之旨趣自出。”但书中也有一些因不严谨而致误之处。有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富艺堂刊本，1979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屈骚指掌

清胡文英撰。前附王鸣盛《序》，以及自序、凡例，并《史记·屈原列传》及唐沈亚之《屈原外传》，正文四卷，选王逸所录屈原作品《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并收“二招”。先进行解题，阐发题旨，有的交代写作时间、地点，然后分注之。其注释“不看诸解，惟求其理之是、神之顺、情之曲挚无所不到，而铢黍不失乎正”，实在需求解诸家并引用者，亦多言所引而不掠美。认为屈骚“赋、比、兴杂出，难与《毛诗》同论界线”，故不必如朱熹之强标之，“诚以学者能一气顺行乎千回百折之中，则赋、比、兴当自待之；若到处凝滞，反失其真矣”。他自言探求屈骚音韵“皆以自然为然为贵”，其实这也是他阐述一切的法则。王鸣盛《序》云“（此书）于地理名物考索最精，不为空言疏释，而骚人之旨趣自出”，这亦是胡书最可贵和鲜明处，他详探诸作写作时、地，细辩屈赋草木虫鱼，并通过此而力求尽解作品内涵、章句，即使亦有不少强断甚至荒谬之论，毕竟自成一家，多有所据。

屈骚指掌

楚辞辑注。清胡文英撰。四卷。文英字质余，号绝崖，武进（今属江苏）人。乾隆三十年(1765)贡生，官直隶高阳知县。此书约成于乾隆五十年左右。序言之后附以《史记·屈原列传》及唐沈亚之《屈原外传》。是集基本依王逸《章句》先后次序排列。于各本字句不同者，以“语句浑厚，上下文虚神和洽”为原则予以去取。注释以自见为主，兼采注家意见。对朱熹《集注》中所划定的“赋”、“比”、“兴”之说大不以为然，一概删削。注中对屈赋草木虫鱼、地名考证、音韵辨析等方面也有所建树。正文只收注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注文对作品产生年代及屈子行踪等详加探讨。认为《离骚》应为初放时作，《九歌》诸篇非作于一时一地，《九章》各篇均作于《离骚》之后，《招魂》为楚怀王时作于江南等说，均有独到之见，多得今之学者同意。可贵之处还在于，胡氏能将作品研究与实地考察相结合，曾几次入楚地“询之耆宿，按之众图，绎之屈子之书，仿佛之所涉。”将考查结果引入注文，其说多足参考。文义阐述时有发明，语言简练明快。有乾隆五十一年富芝堂刊《武进胡氏所著书》本，另有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十月影印本。

屈骚指掌

四卷。清胡文英（生卒年不详）撰。胡文英，字质余，号绳崖，武进（今江苏武进县）人。乾隆三十年(1765)贡生，官直隶高阳县知县。有《吴下方言考》，所著《屈骚指掌》为胡氏多年研究屈赋的专著。卷首有：王鸣盛乾隆二十六年(1761)序，乾隆五十一年(1786)。自序，凡例十二条，《史记·屈原列传》，沈亚之《屈原外传》。本书四卷，目次为： 卷一《离骚》，卷二《九歌》 (二湘，二司命各合为一篇)、《天问》，卷三《九章》，卷四 《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后为正文。注释体例是：每篇题下(《九歌》、《九章》总题、篇题之下)均列题解，正文二句或四句进行注解，注文于正文之后，小字双行，先注音读，再注词解，后疏句意。注时先述己见，间引他家之说。其价值：一、其研究学问的态度与方法甚可取。其态度要虚、公、实，其方法是“学问思辨”(《凡例》之六)。虚，即虚怀若谷，“博学不遗于俗谚，审问不弃于刍荛。”凡有可采者，皆可采之。公，即出以公心，研究学问，非一己之私事，研究目的“第求其理之是，而不求其说之伸。”不能 “取己所长，击人所短”。对于疑难 “诚以千万人之心思，共攻此一物，则不忧不得其真。”实，即老实，知，则为知，不知则存疑，对于可取说法“不论前贤时彦，必表其名，不肯窃美。”学、问、思、辨自好理解，而胡氏所做尤为可取的是实地考查。他曾“两涉楚南，三留楚北，询之耆宿，按之众图，绎之屈子之书。”二、深思熟虑，不为人所左右。他注屈赋前不看百余家注本，“惟求其理之是，神之顺，情之曲挚无所不到。”再 “有不得者，沈日夜设身处地以求之，求之不得，而后检诸解之是非。”(上引文均见《凡例》)三、对屈赋作时作地着意考查探索。如认为 《离骚》 “初被放疏之时，回秭归故居所作。”(《离骚》解题)《河伯》本为黄河之神，但楚威王 “掠地至鲁”“故滨河土俗祀之，屈原过之”因作是章。对其它作品作时作地亦加以探索。这些探索，合情合理，可备一说。四、注文允当、平易、圆达、简明。如 《离骚》“为予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将黄注与诸名家之注相较，可显示不同。王逸云：“象，象牙也。言我驾飞龙，乘明智之兽，象玉之车，文章杂错，以言己德似龙玉，而世莫之识也” （引申过矣）。洪兴祖云：“《易》曰： ‘飞龙在天’。”许慎云：“ ‘飞龙有翼。’瑶，美玉也。言以瑶象为车，而驾以飞龙也”（未明诗人用意）。朱熹云： “象，象牙也。杂用象玉以饰其车也”（同样未明诗人用意）。王夫之云：“驾飞龙而乘蒙玉之辂，所以自旌高贵而殊于俗也”(词义用意兼及，但未及快速意)。胡氏注云：“飞龙驾车，取其速；瑶象饰车，取其贵重华美。”胡注可谓简明、准确。但此书亦有失误之处，有的注解穿凿附会。如 《离骚》“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注为强秦吞楚之势已成，应早作打算。将 《离骚》“长顑颔亦何伤”之 “顑颔”注为“或扬视或颔之，所谓含怒待臣也。”则有悖于常识。另外对屈赋作时作地的考核，亦有臆断之处，不可全信。版本有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富芝堂刊《武进胡氏所著书》本，北京、上海图书馆，清华大学藏。1979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