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等与邻接关系

在分析姜夔词时，林顺夫借用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家雅可布森(Roman Jakobson)的理论。这是一段关于语言“诗歌功能”的论述。雅氏说，选择和组合是组织语言符号的两个基本模式。“选择的基础是对等关系，即相似与不似，同义与反义；组合，即（语言）序列的组建，则以邻接关系为基础。诗歌功能可将对等原理从选择轴投射到组合轴。对等关系于是被提升为组建（语言）序列的手段。”(《语言学和诗学》)雅氏还认为，对等和邻接原理又是区别隐喻(metaphor)和转喻(metonymy，相当于“代字”——译注)的基础。在隐喻过程中，一个语言单位依据相似或对照与另一个等同；而在转喻过程中，语言单位通过邻接关系结合为一种语言信息。接着，林顺夫强调说，诗的结构须靠两者互相作用，互相补充。然而，隐喻更重要，是诗歌功能的主要原则。隐喻过程可使诗人聚神于信息本身，而排除其他指涉。这一过程也使诗人得以维持其创作视野的一致性，于中迥然不同的特性合而为一。林氏对姜夔咏物词的分析，几乎处处渗透着上述理论，现举一例说明之。他说，《小重山令》首句有两个并置意象：“人绕湘皋”和“月坠时”如果解作“月沉时人在湘水边转来转去”，两个意象便以邻接关系而组合。但两者并峙，其间没有关联词，于是它们也可组成隐喻关系。“人绕湘皋”的形象等同于“月坠时”的形象。这种对等状态暗示感情缠绵和忧郁渐浓，这对缅怀恋人是很适切的。“斜横花树小，漫愁漪”句在结构上与首句形成鲜明对照。此句主要靠邻接关系而组成。“斜”、“横”、“小”一般用来写梅树和梅花，因为它们是红梅花、枝的主要特征。它们可以当作转喻层次的描述语，词人借此即无须直接提及红梅，而专注于它的特征。这几句内还有一层隐喻关系，即“人绕湘皋”与梅“漫愁漪”相比照。于是，在此出现了一个由“人”、“月”、“花”、“树”组成的世界，一股愁情悲绪弥漫其间。(参见林顺夫的《中国抒情传统的转变》。)
应该指出，孙康宜和林顺夫所讲的（尽管挖掘的深度不同）基本上是一码事；但所据理论不一，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