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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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北宋思想家李觏论述经济问题的著作。全书十篇，其主要思想：仁义和利欲是人类本性的要求，“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为发展农业，足衣足食，必须“先行抑末之术”，驱民归农、增加农业者，然后“限人占用，各有顷数，不得过剩”，对未开垦的土地，则任人垦辟，数量不限；“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量入以为出”，“节用而爱人”，即从减轻百姓赋税入手，以增加生产的兴趣，减少社会游民；节省军费开支； 铸造“法钱”，以杜绝私铸，解决钱荒问题等。

富国策

宋代论述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著作。北宋李觏著。李觏(1009—1059)，字泰伯。南城（今属江西）人。出身寒微。曾创建旴江书院，故又称旴江先生。晚年经范仲淹等人的推荐任太学助教，后又任海门主簿和太学说书。三十一岁作《富国策》。
《富国策》值得注意的经济思想有：一、否定“贵义贱利”的儒家传统观点，成为先秦以后公开主张“言利”的首倡者。“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然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则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盖城郭宫室，非财不完；羞服车马，非财不具；百官群吏，非财不养；军旅征伐，非财不给；郊社宗庙，非财不事；兄弟婚媾，非财不亲；诸侯四夷，朝觐聘问，非财不接；矜寡孤独，凶荒札瘥，非财不恤……舍是而克为治者，未之有也。是故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国焉”(《第一》)。把重视物质财富的思想提到了比前人更突出的地位，认为富国是办好政治、军事、礼制、外交等一切国家大事的先决条件，并且针对贬低重视财用之人的正统儒家观点，称讲求富国之道的人为“贤圣之君”。富国并不只是单纯的财政问题，而是如何做到“强本节用”即发展生产和节约消费。把财利和发展生产、节约消费相联系，作为富国的途径，这在先秦以来的经济论著中是罕见的。
二、对传统的“谷贱伤农”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古人有言曰：谷甚贱则伤农，贵则伤末，谓农常粜而未常籴也。此一切之论也。愚以为贱则伤农，贵亦伤农，贱则利末，贵亦利末也”(《第六》)。认为农或商既可能出售谷物也可能购进谷物。农民在收获后，由于多种原因急需现金，纷纷出售谷物，致使市场价格低落，而商人又复乘时罔利朘削，故谷贱是伤农而利末；新谷出售后，农民存粮不多，食尽后又向市场购买，于是粮价大涨，商贾又乘时操纵，故谷贵亦伤农而利末。这是对当时农村的各种商品关系和复杂的经济活动作了真切分析后，所得出的正确的独创性的结论。
三、从商业经济角度分析专卖制度。长期以来，反对专卖政策的理由基本上都是“先王不与民争利”。《富国策》第一次从商业经济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在反对盐专卖的论点中提出了四个使官盐滞销的原因：一是由于经办人掺假使盐质败坏；二是官盐店数量少，不便于人民购买；三是由于每人食用量不多，使人们不高兴到官盐店购买；四是官盐在运输和贮藏过程中变质。而官盐专卖的这些缺点恰恰是食盐自由运销的优点，所以“公盐贵而污，私盐贱而洁”。亦以同样理由反对茶专卖。主张盐、茶由商人自由经营。这样从商业经济角度反对盐、茶专卖，表现了对市场竞争的理解，反映了对待商品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态度。
四、认为大地主的土地兼并造成了劳动者和土地的分离，严重阻碍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贫民无立锥之地，而富者田连阡陌”，在这情况下，贫民无地可耕，只好“逐末”、“冗食”，靠做小商贩、当帮闲或靠不经常的、非正当的职业维持生活，否则就只好去做租种土地的“浮客”（佃户）；而“富人虽有丁强，而乘坚驱良，食有粱肉，其势不能以力耕也，专以其财役使贫民而已”；这样必然造成“贫者欲耕而或无地，富者有地而或乏人”的劳动者和土地相脱离的状况，“田广而耕者寡，其用功必粗”(《第二》)，农业生产自然无法得到发展。这里触及到了封建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
此书还讨论了货币、财政等方面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富国策”一词，在中国近代成为经济学的最早中译名。从中可见此书在中国经济思想中的深刻影响。
《富国策》共十篇，编入《旴江集》(又称《直讲李先生文集》)。有明清多种刻本。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李觏集》标点本。

富国策

三卷。英国法思德（生卒年不详）撰，汪凤藻译。法思德，英国著名学者，自幼失明，仍矢志勤学，终成栋材。先任英国国学教习，后提升为英国会大臣，凡英国政务涉及法思德所学范围内，无不与他商议后再作决策，故法思德将他平生所学知识撰成此书。汪凤藻是北京同文馆副教习。《富国策》三卷，卷一论生财；卷二论用财；卷三论交易。其所论内容，即为传统经济学三大纲领。此书译文颇为简洁、明了，辞足达意，便于阅读。在西方传入的经济学专著中，《富国策》为最先译成中文的，也以此书为最好，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学理论发展具有一定价值。书前有丁韪良所撰写凡例，称译文脱稿后丁氏详加核对过。有同文馆本。

富国策

出现于近代的最早的经济学中文译名。(参见“《富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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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策》

北宋李觏所撰反映其治国富民主张的著作，10篇，载《直讲李先生文集》 卷第十六。策一批评儒家“贵义而贱利”、“言谈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的传统观念，强调经济的重要地位。认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礼以是举，政以是威，爱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为治者末之有也，是故圣贤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所谓富国者，非曰巧筹，祈毫末， 厚取于民， 以媒怨也， 在乎强本节用，下无不足而上有余也”。并对孔子“礼与其奢也，宁俭”、“奢则不孙，俭则固”提出异议。策二强调垦荒尽地力，发展农业生产，以增加政府租税收入。主张行抑末之术，使游民归田，“然后限人占田，各有顷数，不得过剩”，但在已是“耕者多”、“地力尽”的情况下，“于占田之外，有能垦辟者”、可“不限其数”。并主张借晁错拜爵之法，“垦田多者给以赏之”。策三认为当时流通中货币不足、物价腾贵的原因在于“用者众”及民间的尚奢之风。主张“明立制度，其用金银上下有等，多少有数，匹庶贱类，毋得僭拟”； 并使“君子小人服章有别，民非布帛毋得辄衣，工机之功，将复其本”，认为规定这样的等级差别后，国家必然“金不可胜用也”，“帛不可胜用也”。策四针对社会因“淫侈亡度，以夺相耀，以新相夸”，致使工商日多，僧尼、冗吏、巫医卜相、倡妓角觗之类日益增多的现象，认为“驱工商则莫若复朴素，而禁巧伪”，认为“朴素立而物少价，巧伪去则用有数”。策五列陈佛教十害及禁佛教十利。策六对“谷甚贱则伤农，贵则伤末，谓农常粜而末常籴”的传统看法提出异议，认为“贱则伤农，贵亦伤农，贱则利末，贵亦利末”，主张“盖农不常粜，有时而粜也； 末不常籴，有时而籴也”。为防止谷价季节性波动，使“秋粜不甚贱，春籴不甚贵”，主张健全常平制度以稳定农产品价格。策七论述国蓄济民救荒之策，认为“有备则国之幸矣”，主张“以农末之民各分户等，每于秋成以资入粟，谓之寄留，至凶年则下户之乏食者准数给还，其上户则转资以穷民，书其转给之数，积以岁年，数登若干者拜以爵级，以宠异之”，认为实行这样的办法，将使“富人乐输，穷民受赐矣”。策八专门论述货币问题，认为货币起源系神农时日市交易“轻重之数无所主宰，故后世圣人造币以权之”。分析当时流通中钱币不足的重要原因在于“奸人销之”，主张收恶钱和铜像，铜器以铸钱，认为“恶钱去则盗铸者无用，无用则盗铸自绝矣”。策九提出食盐专卖改革设想，主张借助于商业的职能行销食盐，官府收取盐税以充财用。策十指出私茶“势之所运”无法改变，主张不如一切通商，听其自为，官府只“籍茶山之租，科商人之税”。李觏《富国策》 中对经济地位的重视，对传统崇俭观念的批评，特别是他对传统平籴思想的异议以及他的重商、用商思想，都是很值得称道的。《富国策》 所表达的经济主张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富国策”一词后来还曾被用作西方经济学的中文译名，如19世纪60年代末同文馆设经济学课，以英福塞特《政治经济学》提要为教材，并用“富国策”作为该书的译名。光绪八年 (1882年) 该书并以 《富国策》出版。1886年，英杰逢斯《政治经济学入门》 中译本也冠以 《富国养民策》出版。1894年，英传教士李提摩太译 《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 (次年改 《泰西新史揽要》 出版)，其中将英国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的 《国富论》也译作 《富国策》。此后，经清学部审定，将经济学译为“富国学”。陈炽于1896年“为救中国之贫弱”，写出 《续富国策》一书，探究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参见“李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