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理论批评songdai wenxue lilun piping

两宋时期的文学批评。宋代文学批评比起唐代来有很大的发展。文学批评文章和著作空前增多，涉及了更为广泛的内容，提出了一些新的论题，出现了新的文学批评形式，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对后代文艺思想产生深远影响。宋代文学批评的发展，一方面是由于前代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成果，当代的文学创作也十分繁荣，因而有许多经验、问题需要去总结、探索；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宋代哲学思想有很大发展，学术空气十分活跃，促进了文学思想的发展。但是，由于宋代封建正统思想、尤其是理学思想的巩固地位，也由于宋代文学创作本身的一些缺陷，宋代文学批评也受到严重束缚。
文学与道德、与政治的关系，是宋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论题。古文家和理学家均突出强调“文”与“道”的关系问题。欧阳修、苏轼等人不否认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但不同意将道与文对立起来。他们所说的“道”，往往从“百事”、“有为”、“适用”中得到解释。理学家则主张“文以载道”，甚至认为“作文害道”。经过文学家的引申发挥，“道”的涵义逐渐向事物规律、艺术规律的概念靠拢。苏轼主张“道可致而不可求”，“文理自然，姿态横生”。黄庭坚认为，文章“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但终宋之世，理学家弘道抑文的观点占据了上风。
在诗论方面，强调诗歌“因事有所激”、重视言“志”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用诗直接批评政治的现象十分普遍。诗论家还十分强调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与此相关的是对“情性”的不同认识。理学家讲“情性”，义近于“心性”，要求诗歌发挥明心见性的作用。相反，黄庭坚等人强调“诗者人之情性也”，则是为抵制诗歌道德化、政治化的倾向。词是新兴的诗歌体裁，词论中强调词的“本色”、“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蕴含着重视词的特殊言情功能的思想。
宋代的文化和诗论中，复古主张都十分突出。除了在道德观念、思想内容上维护正统、强调传统之外，复古主张在艺术趣味和创作方法上主张规范化和标准化。韩愈的文和杜甫的诗，被他们分别悬为艺术创作的圭臬。搬用古典、资学问为诗，在文学创作中流行一时。与之相对立，一些作家如杨万里则力图摆脱古典的束缚，提出向自然、山林觅取创作源泉。但他们在这样做时又往往不自觉陷入另外一些古代作家的窠臼。
除了儒家思想外，道家和禅宗思想对宋代文学思想也发挥了巨大影响，尤其在创作论和风格论中结出硕果。苏轼提出创作应“求物之妙”、“随物赋形”。一些强调规范法度的作家，如黄庭坚和江西诗派，也提出“无法之法”、“活法”，将“韵”作为艺术的最高境界。以禅喻诗，自北宋末开始成为风气。南宋严羽是这一风气的总结者。他提出“妙悟”说，主张诗有“别材”、“别趣”，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文学创作不同于逻辑思维的特殊规律。与前代的鉴赏标准有异，宋人开始将“平淡”作为艺术风格的极致。陶渊明被他们当作诗歌美学的最高理想。所谓“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表达了某种审美风尚的重要转变。
在作家作品研究中，宋人发展了“知人论世”、以史证诗的方法。为前代和当代作家编写年谱，做笺证，蔚成风气。他们在强调文学作品与历史的联系的同时，也注意了文学自身发展的承继关系，注意了文学语言的形式特点，提出“以故为新”等观点。
“诗话”是宋人新创作的文学评论形式。它在发展中从以记事为主，逐步变成略具系统的文学批评著作。北宋范温的《潜溪诗眼》、南宋初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南宋末严羽的《沧浪诗话》，均发表了比较全面的诗歌理论观点，代表了当时的文学批评水准和风气。此外，还出现了一些集成性的诗话，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魏庆之《诗人玉屑》等，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学批评材料。宋人还特别擅长于通过题跋形式，在具体作品赏鉴中表达文学批评和艺术批评观点。随着词创作的发展，词学批评也从零篇片语的品评发展为专门学问，出现了张炎《词源》这类的词学专著。此外，宋末出现的“评点”作家作品，在后代也发展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