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songdai wen

两宋时期的古文与骈文。宋代的散文、骈文、笔记文创作都很繁荣，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散文创作继承了唐代古文传统，并有所发展。骈文仍是社会上通行的文体。笔记文创作数量大为增多。
北宋是散文创作的黄金时期。宋初柳开等人曾提倡古文，但其后在杨亿等人提倡下，西崑体的“时文”却风行一时。穆修、石介、尹洙等人极力提倡古文，猛烈抨击西崑体。欧阳修以其优异的创作成就，成为宋代散文的奠基者。欧阳修主张重道充文，要求从“百事”中去体会道，不取重道轻文的片面观点。他的散文语言平易流畅，继承韩愈的“文从字顺”，不取韩愈的奇崛，反对艰涩，使宋文具有不同于韩柳古文的特色。他利用政治上的地位和声望，在科举考试中斥退流行一时的“险怪奇涩之文”，使天下文风为之一变。在欧阳修奖掖提拔下，出现了曾巩、王安石以及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等散文创作大家。曾巩的文风古朴，以议论见长。王安石主张“文者务为有补于世”，他的政论文见解卓越，说理透辟，文风冷静犀利。苏洵以史论文和政论文见长，文风恣肆雄辩，富于感情色彩。苏轼进一步发展了欧阳修以来散文创作的成就。他主张“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更注重散文的艺术性和实用性，他的创作更为接近生活，议论、叙事、抒情无不得心应手。与他们同时，理学家提出“文以载道”乃至“作文害道”的观点。理学家之文与文学家之文就此完全分道扬镳。
南宋的散文创作与当时的民族斗争、政治斗争有密切关联。南宋初的李纲、胡铨，南宋中叶的陈亮等人，均以上书言事，抨击妥协政策的政论文而著称。他们的文章言辞激烈，立论惊警，切中时事。陈亮主张“意与理胜，则文字自然超众”，同时的叶适强调“义理”、“教事”，反映出文章与政务实事密切结合的趋势。南宋末文天祥、谢翱、郑思肖等人在记、序等文章中，记述亲身经历的重大社会变动，抒发强烈的爱国之情。南宋理学家继承北宋理学家的观点，对文学家之文持排斥态度。而在禅宗文字影响下，理学家的语录体著作广为流行，对丰富著作体裁、改进文字风格起到推进作用。
宋代政府公文和士大夫往来书启以及其他一些文件仍通用骈文。散文作家一般都兼写骈文，也有一些专门以骈文著称的作者。宋初徐铉、杨亿、刘筠等人的骈文，多守唐人规矩，较为典雅庄重。欧阳修等人在骈文写作中融以古文之气势，促使骈文散文化，不事藻饰，也不限于四字六字句。南宋初的汪藻、孙觌、洪适等人的骈文多用长句，打破四六格式，成为一时风气。南宋后期的李刘、方岳等人，或专门代人起草公文，或以此授业，“惟以流丽稳贴为宗”，骈文愈来愈缺少生气。
笔记是宋人的一种重要著作形式，创作数量大大超过前代。其中记人记事的，往往保存了一些珍贵史料；记述思想和学术观点的，则不乏真知灼见。这些著作不尚空谈，切合实用，文字简洁、朴素生动，言之有物。记游文字时兼有抒情意味，记掌故或记社会风俗则有许多精采描绘，颇具文学色彩。这类文字的繁荣，既得力于宋人学术思想的活跃，文化的昌明，也得力于文体的解放，大量切近实用、与口头语言接近的文体形式的产生发展。

宋代文

宋代的散文和骈文，都有显著的成就和重要的特色。宋代散文是在古文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在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等开展的古文运动，给宋人树立了极好的榜样。宋代散文显著的特征是平易晓畅的风格。宋代散文家中，许多同时又是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唐宋八大家中，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八家都在北宋。而欧阳修、苏轼的影响更直下元明清诸代。宋人以文为诗，反过来也影响到散文中具有诗意，富于抒情的色彩。他们又把晚唐偶尔出现的韵散给合的辞赋大加开扩，更多穿插古文的笔法，变律赋为文赋。许多学者和评论家也运用古文，写成各种各类的笔记文，体式不拘一格，生动活泼，既有知识性，又有可读性。由此看出，宋代散文是在继承唐代古文传统的基础上向纵深发展，且更加多样化。宋代骈文也继承了唐代骈文的某些优良传统而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