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宋代官制辞典》，终于由享誉海内外的中华书局出版，此时此刻，我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十年磨一书，辛苦非寻常”。
回首七十年代末，谁都无法逃脱的那十年光阴虚掷，使我这个已经大学毕业整整二十年的历史系教员，仍然徘徊在历史科学殿堂大门之外，未能登堂入奥。怎么办？我困惑，我焦虑。
在杭州大学历史系，已故的著名宋史专家陈乐素先生，指导我从事陆游的研究。后因陈先生调暨南大学，此项研究遂告中止。 著名宋史专家徐规教授，希望我从事朱熹的研究；后考虑到如何与教学更紧密结合，经反复磋商，徐师给我提示，并确定了宋代官制的研究方向。 对我这样起步已晚的人来说，要确定后半生所献身的科学事业，尤须慎之又慎。适逢有机会请教通观文史哲全局的赵守俨、傅璇琮两位著名学者。赵先生说：“北京聂崇岐先生，官制研究方面未能留下更多的成果，过早地撒手而去；上海的瞿蜕园先生，擅长文史，研究面广，官制史研究未及深入。中国古代官制史研究园地，较为荒僻，正待有志者开垦、耕耘。我真诚地希望你从事官制史研究，只要努力，总会做出成绩，并愿早观其成。”傅先生指点更为具体：“一个人的时间、精力，终究有限，有得必有失。从事中国古代官制史教学可以，专门研究则以断代为佳。你可以选择《〈宋史 ·职官志〉补正》作为苦练基本功的阵地，逐步把握宋代现存的所有官制史料；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在‘深’的方面把根扎得更深，争取站到学科的前沿。 不要满足于做一个一般有些成就的研究者，要做一个有较高成就的学者。”
不畏艰难，埋头于精神劳动，我本已习惯。 一旦有了明确的研究目标和方法，则倍加精神抖擞。 于是十年面壁，甘坐冷板凳，寒暑往来，伏案不辍。 有耕耘就有收获。 1984年完成了《〈宋史 ·职官志〉补正》(已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1988年完成《宋代职官简称别名汇释》书稿，1990年完成了《宋代职官术语汇释》书稿。 以上研究工作，都是围绕着撰编《宋代官制辞典》、《宋代官制史》两大工程进行的。 1987年，我向中华书局综合编辑室提出了《宋代官制辞典》选题的申请，室主任冯惠民先生经与该室诸位编辑商讨，并表示可以考虑接受。 使我感动的是，在一次全国性古文献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冯先生对我撰编这部《辞典》予以赞赏，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这就更增添了我以高标准严要求完成《宋代官制辞典》撰编的信心和决心。其后，冯先生调任书目文献出版社总编辑。 综合室新主任李肇翔同志也认为《宋代官制辞典》属高层次的学术研究成果，积极支持出版。 综合室决定由具有编辑辞典丰富经验的徐敏霞编审与我直接联系。徐敏霞同志仔细审读了我的样稿，写了一份长达十二页、写得密密麻麻的修改意见，并在样稿中需修改处，一一贴上写有批注的纸签，似这样的悉心指导，二年内达十余次之多。 那切切实实、不厌其烦的认真负责精神，那严谨的学术研究作风和深湛的学识，真正反映了中华书局编辑非一般的素质和令人刮目相看的学术水平。
1988、1989年，编辑和作者经过两年多的反覆不断讨论、磋商，本辞典从编写体例、条目释文写作要求到引用书目的规范，都达成了一致意见。 1989年11月16日，中华书局编辑部正式致函于我：“《宋代官制辞典》一稿，我们双方联系、并就书稿编写中的一些问题交换意见，已两年有余。我们认为，这一选题是有意义的，你过去寄来的样稿，大体也属合适的，我们同意正式列入选题计划。”这份公函最后导致了这本辞典的出版。
我之所以不惜篇幅、较详细地追述了落实选题的过程，正是有感于中华书局为确定出版一部学术著作，层层把关、严格要求，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欲罢而不能。
众所周知，在出版界受到商品经济严重冲击的情况下，中华书局扶植学术著作出版依然不遗余力，这更体现了中华书局自创办近一个世纪以来，始终真诚地以保存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为己任的本色。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海内外读者，将铭记着中华书局为积累文化、推动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所作出的特殊努力和奉献。
本书繁重的誊写工作，由我的女儿杭大教务处黎坪承担。还有我的学生、宁波大学图书馆李英，主动地协助做了一些整理工作。目录索引是请杭州大学图书馆查长美同志制作的。值此并致谢意。
国内外著名的历史学家、宋史界泰斗邓广铭先生，十分高兴地为本书题写书名，特致深深的谢忱。
最后，权占一小诗，作为本文的结束：
十年漫漫求索路，
一朝煌煌见新著；
平生努力欲何之，
甘为学林添新竹！龚延明
1991.6.18绵绵夏雨中
记于杭州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
1994.8.1炎炎夏日下初校于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
1995.10.1国庆节
二校于杭大河南新村寓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