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蔀通辨

 文编考评。十二卷。明陈建撰。成书于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
 陈建，字廷肇，号清澜。生于明弘治十年(1497年),卒于隆庆元年(1567年)。广东东莞人。嘉靖十一年中会试副榜，选授福建侯官县教谕，接迁江西临江府学教授，后因母老力争得归，潜心著述。治学宗朱熹。时，王学盛行，建“忧学脉日紊”,“乃取《朱子年谱》、《行状》、《文集》、《语类》及与陆氏兄弟往来书札，逐年编辑，”并在此基础上，对以前自己所撰《朱陆年谱》进行修改，深究根极，撰成《学蔀通辨》。另著《治安要议》、《皇明启运录》等。
 全书包括前、后、续、终四编。前有陈建《总序》一篇，谈及撰编宗旨。以为自陆九渊以来，引释入儒，加之王守仁等人造朱子“早晚之说”,谓“朱子早年所见未定，晚始悔悟，而与象山合其说”,致儒学正宗的朱学受到佛学异端的遮蔽，而失其正，以成“蔀障”,故有意“专明一实，以抉三蔀。”其四编中，“前编明朱、陆早同晚异之实，后编明象山阳儒阴释之实，续编明佛学近似惑人之实，而以圣贤正学不可妄议之实终焉。”
 书中先是考核朱熹早年学说，以为朱熹早年“出入于经传，泛滥于释、老”,因而虽然没有与陆九渊见面，但两人都是谈禅、谈心、因而并非是“异”而是“同”。再考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论》篇中所说的朱熹于乾道四年曾强调“心”、“良知”,只是在朱熹三十九岁时，“学方日新未已，与象山犹未相识，若之何得为 ‘晚合’?何得为‘晚年定论’耶？”然后用数种材料证明淳熙十一、十二年前朱熹对陆九渊的态度还是“每去短集长，时称其善，疑信相半。”之后，两人开始分手，“二家冰炭自此始矣。”进而，又根据朱熹在“鹅湖之会”后的信的全貌，指出王守仁只取有利的一段而删去不利的部分来编造朱、陆“早异晚同”的做法。然后借助具体材料论证朱熹自五十八岁始“朱、陆晚年冰炭之甚，而象山既没之后，朱子所以排之者尤明也”的情况。
 《学蔀通辨》接下站在朱学一面，指斥陆、王心学实是“佛禅”。其方法是大量列举陆九渊这方面的言论，如以为陆氏的“宇宙无穷之说”、“吾心宇宙之说”,与禅宗的“佛性”、“法界十方世界”一样，都是强调人的主观精神具有超时空的无限作用。而其“养神下手工夫”的目标也“在于遗物弃事、屏思黜虑、专务虚静以完养精神”,因而也是禅。其结论是要证明，心学的实质是“借儒入佛”、“阳儒阴释”。清人陈伯陶于《跋》中说：“是编虽攻象山，实为阳明发也。”
 《学蔀通辨》脱稿后未及刊行。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顾宪成以为该书“千万余言，其忧深、其虑远，肫恳迫切，如拯溺救楚”,而为之作序，由黄云蛟刊刻行世。见于《正谊堂全书》和《聚德堂丛书》。

学蔀通辨

明代批评陆王心学的著作。前、后、续、终四编，共十二卷。明思想家陈健著。陈健(1497—1567)，字廷肇，号清澜。广东东莞人。嘉靖七年(1528)中举。做过教谕、知县等官。嘉靖十三年(1534)，四十八岁时以母老为由辞官归田，深居简出，潜心著述。当时王学盛行，陈健反对陆王引释入儒，致使朱学受到佛学“异说”的遮蔽而出现“学脉日紊”，“佛儒混淆”，“朱陆莫辨”的“蔀障”，于是他“愤然发奋，究心通辨”(《总序》)，历经十年，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著成《学蔀通辨》。此书的宗旨在于“专明一实，以抉三蔀”，即以“前编明朱陆早同晚异之实，后编明象山阳儒阴释之实，续编明佛学近似惑人之实，而以圣贤正学不可忘议之实终焉”（同上）。试图以程朱之“正”纠陆王之“偏”。
《学蔀通辨》书指责王阳明歪曲事实，凭空制造朱陆之学“早异晚同”的论断，指出其目的是“一则即朱子以攻朱子，一则借朱子以誉象山，一则挟朱子以令后学……务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觉悟以入禅也”（前编卷上）。认为朱陆早年之学皆“出入经传，泛滥于释老”（同上），故二人早年学术观点是“同”而非“异”。指出朱熹中年时对象山的态度是“时称其善，疑信将半”（前编卷中）。而自此以后“所以排象山之失者方日深”，“专斥其非，不复为集长之说”（同上），故朱陆二人晚年学品思想是“异”而非“同”。认为王阳明采用节录朱熹有时自谦之词，来作为其《朱子晚年定论》的依据，指出，“此权诈阴谋，不合用于讲学”（同上）。这些说法基本符合事实，体现了学术上去假求真的务实精神。
站在朱学的立场上，对陆学作了详尽的揭露。认为陆学注重“完养精神”，其后果必为“禅而无以逃矣”（后编卷上）。指出其所言“精神”，“即心也”（同上），也即禅宗的“本性”。批判了陆学的“心”（性）生万物的宇宙观以及通过“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以“明心见性”的认识论。借朱熹对陆学的批评，指出陆学的本来面目“总言皆是阳儒阴释也”（后编卷上）。在认识论上揭示了陆学“下手工夫在于遗物弃事，屏息黜虑，专务虚静以完养精神”就是“佛氏以事为障之旨”（后编卷中）。从程、朱的“理学”出发，认为陆学与佛、道是“本同而末异”。三者同主“养神”，道主之以长生，佛主之以出世，而“陆学则主之以经世”。总之，三者“皆非天理之自然”（后编卷下）。进一步揭示了陆学的渊源：一是继禅师“达摩、慧能、宗杲、常总诸人之规模，而弃佛粗迹，而脱略经典，而专一求心，而借儒饰佛，无一而非陆学之渊源也”；二是继“李习之（翱）、苏子由（辙）、张子韶（九成）、吕氏(吕希哲、吕本中)诸人之规模而讥迹取心，而援儒入佛，而阳儒阴佛，而阳离阴合，无一而非陆学之渊源也”（同上）。书中对陆王心学的批判基本上合乎陆王心学的本来面目，但把陆学直接等同于禅学，则有倾向性和偏面性。
《学蔀通辨》为后来的学者如顾宪成、高攀等对王学末流的批判提供了有力的思想资料。
清乾隆年间，有李绂著《学蔀通辨辨》，以反驳陈健。
主要版本有清张伯行辑《正谊堂全书》本。

学蔀通辨

十二卷。明陈建(1497—1567)撰。陈建字廷肇，号清澜，东莞（今属广东）人。自幼纯心笃学。嘉靖七年 (1528)，中举人。嘉靖十一年(1532)，中会试副榜，授侯官县教谕。后任江西临江府学教授。四十八岁时，以母年事已高，力请得归。遂隐居不出，潜心著述。其学以朱学为宗，反对王守仁的心学。主要著作有《皇明后信录》、《经世宏词》、《陈氏文献录》、《西涯乐府通考》等。当时王守仁心学盛行。他“忧学脉日紊”，乃取 《朱子年谱》、《行状》、《文集》、《语类》及朱熹与陆九渊兄弟往来信札，逐年编辑，并对以往《朱陆编年》二编进行修改，稿本修改六七次。终于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成书，题名《学蔀通辨》。全书分为《前编》、《后编》、《续编》和《终编》，每编又自分上中下。他在此书的《总序》中认为，自陆九渊以来，引释入儒，阳儒阴释之风很盛，到王守仁师徒更是推波助澜，加之王守仁等人造作朱熹“早异晚同”说，致使儒学正宗的朱学受到佛学“异说”的遮蔽，而失其正。造成“儒佛混淆”，“朱陆莫辨”的学术“蔀障”。故他愤然究心通辨，要专明一实，以扶三蔀。此书的《前编》辨驳朱、陆“早异晚同”说，以明朱、陆“早同晚异”之实。他认为，朱子早年尝出入禅学，与陆九渊是未会而同，故朱、陆之学早年并非异而是同。朱子中年时方认识陆九渊，其学说多去短集长，疑信参半。朱、陆晚年相互指斥，“冰炭之甚”，陆九渊卒后朱熹“排之尤明”。《后编》批评陆、王心学“阳儒阴释”。他站在朱学的立场，批评陆、王心学为“佛禅”、为“援儒入佛”、“借儒以掩佛”、“阳儒阴释”。指出陆九渊的“宇宙无穷之说”、“吾心宇宙之说”与佛教禅宗的“佛性”、“法界十方世界”一样，“一言而该禅学之全”。他还认为，明初的陈献章发扬了陆九渊的“宇宙之旨”，把佛禅的“作弄精神”推向极端。《续编》论佛学近似惑人之实。《终编》讲圣贤正学不可妄议。在王学盛行时，陈建撰此书对它进行批评，其思想颇有影响。有《西京清麓丛书读编》本，《聚德堂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