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论》

太宰春台(1680—1748)撰，收入《春台先生紫芝园后稿》卷八，分上下两篇。此论发展了荀卿、五充的非孟论，上篇认为孟子出言多过，其故有二：“其与国君言，则冀见听；其与学士诸子辩，则欲服人。冀见听，则务为可悦之言，欲服人，则牵强持论”，而孟子有斯二者之患，则不免其言多过。太宰春台首先攻讦的是《孟子》：“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违背孔子“君君臣臣”之教，而太宰春台则认为“君子不仕则己，仕则必敬其君”，以幕府倡导的武士道的绝对忠君精神来反对孟子的易姓革命主张及理论依据；其次，太宰春台对孟子在哲学上提出的性善论也颇有异议，认为这违背了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论点；又斥责孟子“绌伯而专言王”，使得“王伯之分，遂成泾谓”。由此得出结论，孟子“所著书三万言，而违孔子者，不止十五”。而程朱尊孟，使《孟子》与《论语》并行，则为“惑”。《孟子论》下篇以“自古贤人君子，能为于天下者，必为众人所不为者也。彼其为之也，常道可行则行之，其或不可，则视时而行”，驳斥孟子的一味提倡礼乐。论者以孟子“天下溺，援之以道”的观点为鹄的，认为孟子所谓道者、是唐虞三代治平之道，“当此之时，天下之乱极矣，轲乃欲以唐虞三代之德治之，譬如不脱桎梏，教之揖让，可谓不知急务也。”“夫以先王之世，刑人尚有三典，而况衰乱之世，何可概用礼乐治之乎。故于周季之乱也，贤者诚欲治之，则虽合从连衡、攻伐战争可矣，虽为商鞅申韩亦可矣”。从《孟子》以来，“先王之道，降为儒家者流，遂令后世谓儒者难与进取。千百年来，儒生之谈，无补于国家，由轲误之也”。孟子之危害，不独使自己没有成就“可观之事业”、“终于一儒生”，而且“使后之学者皆自小”，其祸后生极大。太宰春台此论出后，有薮孤山等倡崇孟论，反驳《孟子论》的观点。

《孟子论》meng zi 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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