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初，桐城姚端恪公为司寇时，有山西某，以谋杀案将定罪。某以十万金赂公弟文燕求宽。文燕允之，而惮公方正，不敢向公言。希冀得宽，将私取之。
 一夕者，公于灯下判案。忽梁上男子持匕首下。公问：“汝刺客耶？来何为？”曰：“为山西某来。”公曰：“某法不当宽；如欲宽，则国法大坏，我无颜立于朝矣。不如死。”指其颈曰：“取！”客曰：“公不可，何为公弟受金？”曰：“我不知。”曰：“某亦料公之不知也！”腾身而出，但闻屋瓦上如风扫叶之声。
 时文燕方出京赴知州任，公急遣人告之。到德州，已丧首于车中矣。据家人云，主人在店早饭毕，上车行数里，忽大呼“好冷风！”,我辈急送绵衣往视，头不见，但血淋漓而已。
 端恪题刑部白云亭云：“常觉胸中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
 《姚端恪公遇剑仙》是袁枚的志人文言小说。全文仅三百余字，写剑仙铲除贪官，赞名臣姚文然执法秉公，不贪私利，不畏强暴的一则轶事。其体制短小，结构谨严，且寓于戏剧性。作者对故事的潜意结撰，对人物的匠心经营，于平淡之中独见奇特，是此文与众不同之处。通篇尤着力于人物横断面的揭示：叙一人一事，一场一景。摭拾言行，貌似“妄言妄听，记而存之”,实乃阐明主旨，有感而发。小说行文力破史传文学之传统手法，开篇并不从介绍人物入题，反劈面以文燕受案犯“山西某”之“十万金赂”起笔，使姚公的“品格方正”,立刻面临贪赃枉法者的挑战，而这污吏又恰恰是位居大司寇的姚公之胞弟。编排之奇，出乎意料。且文字简括，而不板滞；富有气息又引人入胜。
 有清一代，刑狱之腐败，贪官之丑恶，始终是历朝的两大恶症。作者借题发挥，即以此作为小说的脉络，于平淡的如实记叙中时时显露奇异处，常令人为之一震。小说伊始，便自生悬念：且观姚公如何诊治两魔。首节叙述简净，文辞流利轻灵。仅以“允”、“惮”、“不敢”、“希冀”、“私取”数词单描摹文燕的贪利与奸猾，冷静地在对比之中交待了人物，姚端恪公尚未出场，即已知其神韵非同一般。
 据史书记载，姚文然，字弱候，谥号端恪。明崇祯进士，后仕清，官至刑部尚书。其一生“清介”,“里居几不能自给，在官屏绝馈遗，晚益深研性命之学”,尝云：“刃杀人一时，例杀人万世，可无慎乎？”居官为政，“钩稽研讨，必剂于宽平，决狱有所平反，归辄色喜，尝疑狱有枉，争之不得，退，长跪自责。”可见“山西某”被判“以谋杀案定罪”应是姚文然秉公决狱，慎而又慎的结果。其弟文燕受贿赂，虽仗势枉法，仍“惮”而“不敢向公言”。由此可知端恪公执法如山的威望了。
 虽如此，主人公的艺术形象终显单薄，作者笔锋回转，遂引出下文里姚公灯下遇剑仙的一段轶事来。全段亦寥寥百字，在结撰铺排上倒构成小说之精华，更是作者笔墨重彩之处。面对刺客“手持匕首”,“忽自梁上下”,姚文然全无惊恐失措之举，反连连发问：“汝刺客耶？来何为？”其胆大沉勇之状鲜明可现。客以“为山西某来”作答，姚立即还一句：“某法不当宽”,针锋相对，斩钉截铁。为除绝刺客存念，姚公面对强暴、义正辞严：“如欲宽，则国法大坏，我无颜立于朝矣。不如死。”对话至此，主人公决狱审慎，秉公执法，宁死不屈的高尚品格已深入人心。然而，随着他手指其颈，一声“取！”如发千钧力，掷地有声：好一位有血有肉的姚端恪，正凛然挺立于公衙灯影之中，真神来之笔。此刻人物形象已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故事讲至这里，即使戛然打住，也可算得一则完整的叙述，但作品的内涵，亦将大减。作者的高明或正在此，袁枚将笔触一拨，构思并不停顿，改由刺客反问：“公不可，何为公弟受金？”这一问果然出乎姚公意料。一时无暇深思长考，只答以“我不知”。刺客又紧追一声：“某亦料公之不知也！”随即腾身而出，立刻不见踪影。作者行文虚实相辅，构筑可谓精巧紧凑。
 一场唇枪舌剑的交锋，一个濒临死亡的绝境就此瓦解，发生了奇特的变化：刺客夜访原是专为文燕受“山西某贿”而来。在面对面的问答声里，既印证了“料公之不知”,更认明姚端恪公执法如山的坚定，刺客的目的达到了。于是，在袁枚的笔下，刺客是理当被称作“剑仙”的——一位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和意志，也寄托着作者的憎爱与理想的奇勇大侠。故事果然是一波三折，而作者笔下的艺术形象也渐趋完整。
 铲除贪官一节，由仆人追述经过，巧妙地避开了纯粹传闻记述时的夸饰或遮掩。而且文字格外简洁生动形象，读来亦是妙趣横生。“时文燕方出京赴知州任，……在店早饭毕，上车行数里，忽大呼‘好冷风！’我辈急送锦衣往视，头不见，但血淋漓而已。”这一段描写真是笔下生花，以戏剧性的场面结尾，将剑仙的行动神速，非凡功力与疾恶如仇的性格特征刻化得维妙维肖，使人听来有身临其境之感。同时小说对出场一一作出交待，使故事完整，轶事真实可信。
 篇末一联“常觉胸中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颇似《史记》之“太史公曰”与《聊斋志异》的“异史氏曰”。但作者并不以自己的身份去议论，而是仍然用姚公喜欢的一幅楹联作结语，倒也别开生面。其实，袁枚在平淡的记叙中早已揉进了自己的激情与慨叹。此联对于小说篇章结构的完整，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并非是可有可无的点缀，恰恰是极重要的环节。它揭示了主人公不惧、不贪、秉公执法的思想基础，具有画龙点睛的功用。关于此联，《池北偶谈》(清·王士祯撰)尚有另一则记述：姚公“命诸子各录一纸粘于壁”,公且“好行其德”,人“异之曰：他日必为风雅名家。”看来楹联之境界，早为姚文然所神思。而袁枚行文至此，已是笔酣墨饱，直抒胸臆。尾联出，已如同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了。
 本篇构思之潜意结撰，人物之匠心经营，于平淡之中独具风格应是与小说语言的准确、生动、简练分不开的。以刻划人物而言，作者直笔写姚端恪公之“秉正”,衬托以剑仙之“奇勇”,对比于文燕之“贪恶”,始终把握了人物性格中最本质的东西。举如写剑仙之“奇勇”。夜闯公衙，入则以“忽”、“持”二字，显示其胆大、心细；出则用“腾身”、“但闻”、“如风扫叶”数词，又使剑仙来去无踪，神勇过人的特征鲜明生动。结尾处只听得文燕于车中惊呼一声“好冷风”,便已落得个“头不见，但血淋漓而已。”更是写的活灵活现，剑仙之奇勇不由人拍案叫绝。
 《姚端恪公遇剑仙》作为袁枚用以“自娱”的笔记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官场贪赃枉法的丑恶与刑狱腐败的黑暗。但其思想深度不高，与《聊斋志异》寄托“孤愤”的创作态度不能相比。可见《子不语》一类仿《聊斋》的文言笔记小说，往往袭其貌而遗其神。正如鲁迅先生所评：“其文屏去雕饰，反返自然，然过于率意，亦多芜秽”。既便如此，小说《姚端恪公遇剑仙》仍有其可读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