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闹五台山

在文学创作中，写好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是塑造人物的一个重要手段。一般说来，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主要有两种，一种关系是协调的、自然的，即所谓“情景交融”，通过描写环境能更好地烘托人、表现人的感情；另一种关系则是不协调的，它既能产生悲剧冲突，又能产生喜剧效果。《水浒全传》中的“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就是人物与环境极不协调而产生的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剧。
本来，鲁智深是一个“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英雄好汉，水泊梁山才是他的正经去处。可是，由于种种原因，阴错阳差，这个人物竟跑到了以慈悲为本的佛门清净之地。在那里，他一举手、一投足，都显得那么滑稽可笑；他明明没有“撩拨”那些“秃驴”，可人家偏偏地要来打他。这样，他便与那些“秃驴”们产生了一次次的冲突，正是在这些冲突中，作者用喜剧性的笔调出色地完成了鲁智深的性格塑造。
一般说来，任何冲突都是由差别和矛盾引起的。鲁达刚一到五台山文殊院，众和尚就因他“相貌凶顽”而瞧不上他。剃髭须时，鲁达要求“留下这些儿还酒家也好”，惹得众僧忍笑不住。长老与他摩顶受戒，他也只说“洒家记得”，没有半点儿出家人的斯文。尤其是等赵员外走后，别人都去坐禅了，鲁智深却在禅床上倒头大睡；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不仅“夜间鼻如雷响”，而且“只在佛殿后撒尿撒屎”，弄得臭气熏天。所有这些与环境的不协调，一方面粗略地勾画出鲁智深“愚卤直人”的性格，同时也决定了他与众僧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
果然，鲁智深在五台山寺中过了四、五个月之后，他与众僧的冲突便很自然地爆发了。在鲁智深看来，喝酒吃肉，本是很正常的事，既没有惹着看山门的门子，也没有惹着监寺和众僧。可是，这种“正常事”在和尚庙的具体环境中便成了极不正常的，不仅要受“四十竹篦”的责罚，而且还要赶出寺去。于是，首先是卖酒的不肯把酒卖给鲁智深喝。对于这件恼人的事，鲁智深采取了最快捷的方法，先是讨，讨不来就打，打完了把那两桶酒都提在亭子上“只顾舀冷酒吃”。接着，他又受到寺院门子的喝责。对于这件事，鲁智深则是先骂后打，一路闯将进来。监寺听说，纠集了一大伙人，“各执白木棍棒”，来打鲁智深，谁知这才正搔到鲁智深这条大虫的痒处，他大吼一声，“却似嘴边起个霹雳”，吓得众人忙退入藏殿中去，一会儿便把这二三十人都赶得无路可走。鲁智深的行为当然是可笑的，可是更可笑之处还在于他在一本正经地扮演着喜剧角色，在于他对于自己可笑行为的“不自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智深吃了两碗酒，又不曾撩拨他们，他众人又引人来打洒家”。正是在这种“不自知”的状态中，读者原谅了鲁智深的一系列恶作剧，与此同时，鲁智深憨直鲁莽、甚至带有几分天真的性格也更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假如说，鲁智深第一次与众僧的冲突主要是由于“不自知”的话，那么，他接下来的第二次冲突就颇有些率性胡为，明知故犯的味道了。这不仅因为第一次冲突之后，文殊院长老曾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他一顿，而且还因为他在那小镇上“连走了三五家”，人家都不肯卖酒给他。于是，这位“粗中有细”的花和尚就不得不略施小计，自称是“过往僧人”，骗碗酒喝了。结果，这次不仅又喝得酩酊大醉，而且还把吃剩的狗肉揣在怀里，准备拿回来吃。为什么鲁智深要率性胡为，明知故犯呢？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与环境并没有什么关系，其实，这正是那个使他的自然真性受到严重压抑的环境逼出来的。因此，这一次他发作的也就特别厉害： 先是打坏了亭子，又接着打坏了金刚，而且还扬言要“山门外讨把火来烧了这个鸟寺！ ”进了山门之后，门子飞也似的躲了，众僧也各自回避了。这回倒是鲁智深主动去找人家的麻烦： 他不仅吐得满地都是，而且还硬给和尚嘴里塞狗肉，弄得文殊院僧众几乎“卷堂大散”。最后鲁智深虽然叫长老喝住，但喜剧却不得不收场了： 文殊院这个“千百年清净香火去处”绝不是鲁智深这个 “野猫”的安身之处。环境戏弄了他，使他大有 “虎落平阳”的委屈； 而他又报复了环境，搅得众僧无法安静下来。然而，正是在这人物与环境极不协调的矛盾与冲突中，鲁智深这个“莽和尚”的形象却如雕塑一样留在读者心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