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时期的医学

夏商周时期的医学系指公元前22世纪～公元前770年这一时期的医药卫生状况 (周代自公元前770年以后的医学参见 “春秋战国时期的医学”条)。中国约在夏代开始，进入奴隶社会。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劳动力的需要大增。战争中的俘虏不再被杀掉，而被驱作奴隶从事劳动。虽然奴隶如牛似马地为奴隶主进行着无偿的劳动，但它却标志着社会发展的进步。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有了积余后，也促使更多的人可以脱离体力劳动，转而从事促进社会文明的脑力劳动。知识阶层多由奴隶中产生并日益扩大。天文、历算与医药卫生等的发展，促进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使经济得到更大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史料缺乏，因而有些医药卫生状况的描述只能依靠推论。当时社会上巫术活动在一段时期内还占居统治地位，医疗活动也几乎为巫医所掌握，呈现了医、巫难分的局面，但医疗实践活动却从来没有间断过。
酿酒与医药 中国酿酒有着悠久的历史，据《战国策》“仪狄作酒”的记载分析，中国约在公元前22世纪已知用粮食发酵造酒。 《淮南子》中有“清𨠗之美， 始于耒耜”的记载，则表明造酒与农业生产的发展密切相关，只有粮食生产出现剩余，才有可能用于酿酒。夏代已知用谷物造酒。 商代更用小麦做酒，其所酿造之酒有“陈年甜酒。”甲骨文有“鬯其酒”，鬯即加入香草的香酒。当时行政上还设有专人进行管理。鬯酒还被用于尸体的处理，可以延缓腐败。 商墓出土文物也证实当时已有酒。
酒不但是一种高级饮料，它更广泛地用于疾病的医疗。所以《内经》有“汤液醪醴”之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有“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醪醴”；《汉书》则称酒为“百药之长。”“醫”字从“酉”字衍生，就更足以说明酒与医疗的关系了。
饮食与医药 人们素有“医食同源”之说，也就是说医之源始于寻求食物之初。《淮南子·修务训》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神农代表了我国农业的开创时期，这一史料正是“医食同源”的生动例证。“阳朴之姜，招摇之桂”等词句中之姜、桂，既是饮食调味佳品，又是治病常用之药物，也是“医食同源”的一个很好的说明。有个故事是关于殷商右相伊尹创汤液的传说。汤液是医生用水煎煮药物为人治病的一种水药剂型。《针灸甲乙经·序》记述：“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而伊尹在为右相之前，正是出身于厨师家庭以善于烹饪而随汤王妻陪嫁的奴隶。《史记·殷本纪》有“伊尹以滋味说汤”。《资治通鉴》说他“闵生民之疾苦，作汤液本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古饮食，烹调与医药发展是相互促进的。
巫术与医疗 原始社会人们从劳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朴素的用药经验。夏商时期随着祖先崇拜、宗教意识的日益浓厚，社会上以能通鬼神的巫，逐渐在先民的生活、生产和政治上居于权威地位。他们视疾病为鬼神、祖先作祟的认识也日益浓厚。对疾病的治疗也从原始社会的朴素经验，逐步转而为以巫术为中心的祈祷活动。甲骨文中记述疾病者共415辞（近年发掘未计入其中），几乎都是祈求先祖鬼神之宽容，以治愈疾病的内容。如“甲辰卜、出，贞王疾首、亡𢓊”。 意思是殷王武丁患头病， 巫师出为占卜，请求不要缠延。 又如：“乙丑，贞帚𣝣育子亡疾。”意思是在乙丑时，卜问武丁的妃子，帚𣝣生育是否会有产病，等等。
甲骨文中有“巫彭”、“巫戊”等巫医，据考巫戊即“巫咸”。巫咸是一位很有名的巫医。《世本》：“巫咸，尧帝时医，能祝延人之福，愈人之病，祝树树枯，祝鸟鸟坠”。《山海经》更记载：“开明之东有巫彭、巫抵、巫扬、巫凡、巫相……，皆操不死之药。”可见文献所载当时之巫医是很多的。或谓他们以祈祷为人治病，或谓他们在祈祷的同时，还配合药物治疗，特别是“皆操不死之药；可见有些巫医为人治病，虽然在形式上采取了祈祷等迷信手段，但实际上仍给予病人以“不死之药”进行治疗。从这里可以看出，巫医在西周末，或春秋战国时期，已每况愈下，得不到人们的普遍信任。民间医生之出现和成长，使人们对巫医的信赖日益动摇。医和、扁鹊等名医的出现及《黄帝内经》等著作的产生，均清楚地标志着医与巫已完全决裂。
对疾病认识水平的提高 农耕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给天文、历算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其进步创造了条件。而天文、历算的进步，又反过来给农业耕作水平的改进创造了更良好的条件。正是由于天文、历算的进步，使医学家们总结认识一些季节性疾病和传染病的发病规律成为可能。譬如《周礼·月令篇》：“春有痟首疾，夏有痒疥疾，秋有疟寒疾，冬有咳上气疾”。又如：“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季秋行夏令，民多鼽嚏”；“季秋行春令，民多风咳”等等。这说明我国医学在两千多年前，不但正确论述了若干疾病之发病与季节、异常气候条件的密切关系，而且也说明医术同巫术的分离和决裂。就其论述的科学性而言，春天多头痛感冒，夏天多皮肤疥疮，秋天多寒热往来之疟疾，冬天多咳嗽、气喘等病，这都是相当正确的规律性总结，对我们今天也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特别是按季节规律变化(应热而反寒，应寒而反热等气候异常时)，确与一些流行病、传染病的发病很有关系。这些知识对人们适时令以避免流行病之患仍然是有意义的。
药物知识的积累 神农氏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医学在原始社会的萌芽状态。虽然我们还列举不出许多原始时期人们用药的知识，但夏商时期很多巫医“皆操不死之药”的事实，恰好证明当时确已积累了丰富的药物知识和使用经验。《周礼·天官》：“聚毒药以供医事”，意思是“医师”（医药官员）的职责是管理药物和负责人们的卫生保健。在这个文献中还具体记载了“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等。可见当时对药物的性味、功能等，已能初步总结分类，并产生了原始的理论概括。由此可见《诗经》、《山海经》论述药物近二百种就不是偶然的了。
名医与医学分科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有了富余，有些人开始脱离农业劳动，改而从事医药、天文、历算等与农业劳动相关的脑力劳动，逐渐形成知识阶层。其中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医药家代表。据文献记载，大约成长于这一时期的有僦贷季、岐伯。岐伯是僦贷季的学生。僦贷季专长理色脉而通神明。岐伯、雷公等与黄帝讨论医药撰《内经》，这虽系历史传说，但也反映了我国早期的医学家研讨学问的风度。此外，如伯高论脉，少俞长于外科，雷公长于药性、针灸，伊尹制汤液等等。《史记》记载，上古名医俞跗，治病不用内服药，“乃割皮解肌，抉脉结筋，揲荒爪幕，𪷫浣肠胃”。 因而俞跗可能是一位精于外科手术的医生。由此可见夏商周时期医药知识进步之一斑。
专门从事医疗的医生增多，且各有专长，是医学分科的一个重要条件。我国医学约在此期或较晚些时期已有了医学分科。《周礼·天官》分医学为四科，即：“疾医，中士八人，掌养万民之疾病”；“疡医，下士八人，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食医，中士三人，掌合王之六食、六膳、百馐、百酱、八珍之齐”；“兽医，下士四人，掌疗兽病、兽疡”。疾医相当于内科医师，疡医相当于外科医生，食医相当于营养医师，医学分科反映了当时医学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在医药管理上也已形成相当完善的制度，当时最高的医药官员就是“医师”。《周礼·天官》记载： 医师是众医之长，掌握医药卫生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并且负责众医技术水平的考核，奖罚等。按此制度，在医师之下设有下士四人，府二人，吏二人，徒二十人，协助医师进行卫生行政管理。其考核制度也十分严格，系按每年临床治愈率的高低，评定其待遇。“十全为上，十失一者次之，十失二者又次之，十失三者再次之，十失四者为下”。
卫生与卫生文物 从甲骨文的研究可见，在殷商时期或更早已有牛棚（牢）、猪圈（圂）等，说明人畜已经分开居养，反映了当时讲究环境卫生的情况。《周礼》中定期逐疫、除蛊、灭鼠、熏扫房舍、淘井疏渠等，更是保持环境卫生，清洁水源的有力措施。甲骨文还记有沐、浴等字样，结合出土殷商青铜器匜、盆、盘等盥洗文物，可以看出商周时期的个人卫生也是很讲究的。凿井而饮与每年春天定期清除井内之污泥浊物以保持井水之清洁，乃至井台、井栏、井甃及取水公用桶之应用等，都反映了饮水卫生的严格要求。食物烹调、不食腐臭变质的食物及食器之改进等，也都反映了饮食卫生的高水平要求。此期在居处、衣着御寒等卫生方面，也有很明显的进步。总之，殷商西周时期的医药卫生方面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的积累，为我国封建社会科学文化和医药学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