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堂词话

清谭献撰。共一百三十一则，为其门生徐珂所辑，1925年付梓。徐珂跋云：“师之论词诸说，散见文集、日记及所纂《箧中词》、所评周止庵《词辨》。光绪庚子(1900)，珂里居，思辑为专书，请于师曰：‘集录绪论，弟子职也。侍教有年，请从事。’师诺。其年冬，书成，呈师。师曰：‘可名之曰《复堂词话》。’”谭献论词继承常州词派张惠言、周济的词学观点而有所发挥，认为“倚声之学，由二张(张惠言、张琦)而始尊”；周济“切磋于晋卿，而持论益精”。谭氏极少推尊词体，并在《复堂词录叙》中指出：“词为诗馀，非徒诗之馀，而乐府之馀也。”词是由风、骚和乐府的演变发展而来，不应“以词为小道”。作者虽撰《箧中词》，“以衍张茗柯、周介存之学”，但又感到“以常（州）派挽朱、厉、吴、郭，佻染饾饤之失，而流为学究”。故“常州词派，不善学之，入于平钝廓落，当求其用意深隽处”。他不囿于门户之见，而自立己说。如对苏轼《卜算子·雁》，张惠言《词选》以《诗经·考槃》为比，谭献以为“其言非河汉也”，并提出“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的主张，颇有新见，对晚清词坛产生一定的影响。是书有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校点本。唐圭璋《词话丛编》据《心园丛刊》辑入。

复堂词话

词话。一卷。清谭献撰。谭献(1831—1901)，初名廷献，号涤生，后更名献，字仲修，号复堂，晚号半厂。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同治举人，屡试礼部不第，署秀水县教谕，历任歙、全椒、合肥知县。后淡于仕进，告归乡里，锐意著书。晚年应张之洞之邀，主讲湖北经心书院。工诗词古文，著有《复堂类集》，编有《箧中词》、《复堂词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弟子徐珂经其认可，将散见于各种著述及日记中的论词之语辑成一编，共一百三十一则，定名为《复堂词话》，于1925年梓行于世。

谭献治词是由浙西派转向常州派，故对两派功过有公允的评价。他对浙派词的“破碎”、“饾订”、空疏薄滑痛下针砭，正确肯定了常州派的历史功绩。对张惠言、周济的尊体说，他认为：“茗柯(张惠言号)《词选》出，倚声之学，日趋正鹄……周氏(济)撰定《词辨》、《宋四家词筏》，推明张氏之旨而广大之，此道遂与于著作之林，与诗赋文笔，同其正变。”他还确认了常州派比兴寄托说的理论价值：“常州派兴，虽不无皮傅，而比兴渐盛……周介存有‘从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之论，然后体益尊，学益大。”“以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千古辞章之能事尽，岂独填词为然？”但他也客观地指出了常州派“平钝廓落”、缺乏灵气的弊病。

谭献生当衰世，其观照文学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于忧生念乱之时，寓温厚和平之教”，即力图以儒家正统诗教来挽救世道人心。故其论词宗旨，特标榜“折中柔厚”。“折中”即中庸，“柔厚”即温柔敦厚；谭献既确立了一种与政教观念相关的道德伦理规范，又提出了含蓄蕴藉的传统审美原则。他认为词的艺术境界应是：“侧出其言，旁通其情，触类以感，充类以尽”，如“金碧山水，一片空濛”。实质上是要求词义隐指远、模糊多义，能传达词人与现实若即若离的联系，折射其曲折微妙的心境意绪。为了创造此种境界，他在艺术传达方面主张“潜气内转”、“返虚入浑”和“一波三折”，大致是指情感的含蓄美、意境的整体美、结构的曲折美，可说反映了谭献对我国古代婉约词情感表现的审美特征的深切体认。当然其偏狭之处也是毋庸讳言的。

谭献还在词的鉴赏方面提出了“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的论点。这一观点，上承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易经》的“见仁见智”说、王夫之的“诗无达志”说，重视读者在文学鉴赏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从而把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阐释权归于读者一方。这颇类似于西方接受美学关于读者有“合法的主动性”的说法。然而，谭献的观点仅是一种敏慧的点悟，未能有充分的论证和阐述，其中包含的合理内核一旦被歪曲，就会成为主观随意、凿空乱道解词的根据。

有《心园丛刻》本、《词话丛编》本，通行的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校点本(与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冯煦《蒿庵论词》合刊)。

《复堂词话》

清谭献（复堂）著。谭献是常州词派的后劲，其词论散见于《复堂日记》。他评击浙派词人，指出“朱伤于碎（词句破碎），陈厌其率（词不洗炼）”。高度评价张惠言和张琦，认为“倚声之学，由二张而始尊”。对浙常两派的成就和流弊，认识较正确。他较着重词的内容与词之社会作用，《复堂词叙录》中自述早年读词，即“喜寻其旨于人事，论作者之世，思作者之人”，提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的著名论断。他高度评价周济的“寄托”说，认为周济“有‘从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之论，然后体益尊，学益大”。他推尊词体，可否正变，与周氏持论稍异，说“大抵周氏所谓‘变’，亦予所谓‘正’也，而折衷柔厚则同。”(《词辨跋》)由于他主张“折衷柔厚”之说，对辛词时有微辞，因之对历代豪放派作品也多所不满。不过，他对清代词人评论比较恰当，对有成就的浙派词人有所肯定，说明他既守常州词派理论而又能突破其局限。

复堂词话

一名《谭仲修先生复堂词话》。词论。清人谭献(1832—1901)撰。一卷。献有《复堂词》已著录。此编系谭氏弟子徐珂辑成，成书于民国十四年(1925)，约一百三十则，一万五千字。多录于谭氏《复堂词》及《箧中词》。谭氏系一代词家，评论历代词人多有深刻见解。评清人词及词集处尤多。“阮亭、葆馚一流，为才人之词，宛邻、止庵一流，为学人之词。唯三家(指蒋春霖、纳兰容若、项廷纪)为词人之词。”成为词坛名论。有一九八六年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另有《心园丛刻》本，题《谭仲修先生复堂词话》一卷”。一九五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校点本，收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与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冯煦《蒿庵词话》同刊。

复堂词话

词话。一卷。清谭献撰。谭献(1831—1901)，初名廷献，号涤生，后更名献，字仲修，号复堂，晚号半厂。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同治举人，屡试礼部不第，署秀水县教谕，历任歙、全椒、合肥知县。后淡于仕进，告归乡里，锐意著书。晚年应张之洞之邀，主讲湖北经心书院。工诗词古文，著有《复堂类集》，编有《箧中词》、《复堂词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弟子徐珂经其认可，将散见于各种著述及日记中的论词之语辑成一编，共一百三十一则，定名为《复堂词话》，于1925年梓行于世。
谭献治词是由浙西派转向常州派，故对两派功过有公允的评价。他对浙派词的“破碎”、“饾订”、空疏薄滑痛下针砭，正确肯定了常州派的历史功绩。对张惠言、周济的尊体说，他认为：“茗柯（张惠言号）《词选》出，倚声之学，日趋正鹄……周氏（济）撰定《词辨》、《宋四家词筏》，推明张氏之旨而广大之，此道遂与于著作之林，与诗赋文笔，同其正变。”他还确认了常州派比兴寄托说的理论价值：“常州派兴，虽不无皮傅，而比兴渐盛……周介存有‘从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之论，然后体益尊，学益大。”“以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千古辞章之能事尽，岂独填词为然？”但他也客观地指出了常州派“平钝廓落”、缺乏灵气的弊病。
谭献生当衰世，其观照文学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于忧生念乱之时，寓温厚和平之教”，即力图以儒家正统诗教来挽救世道人心。故其论词宗旨，特标榜“折中柔厚”。“折中”即中庸，“柔厚”即温柔敦厚；谭献既确立了一种与政教观念相关的道德伦理规范，又提出了含蓄蕴藉的传统审美原则。他认为词的艺术境界应是：“侧出其言，旁通其情，触类以感，充类以尽”，如“金碧山水，一片空濛”。实质上是要求词义隐指远、模糊多义，能传达词人与现实若即若离的联系，折射其曲折微妙的心境意绪。为了创造此种境界，他在艺术传达方面主张“潜气内转”、“返虚入浑”和“一波三折”，大致是指情感的含蓄美、意境的整体美、结构的曲折美，可说反映了谭献对我国古代婉约词情感表现的审美特征的深切体认。当然其偏狭之处也是毋庸讳言的。
谭献还在词的鉴赏方面提出了“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的论点。这一观点，上承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易经》的“见仁见智”说、王夫之的“诗无达志”说，重视读者在文学鉴赏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从而把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阐释权归于读者一方。这颇类似于西方接受美学关于读者有“合法的主动性”的说法。然而，谭献的观点仅是一种敏慧的点悟，未能有充分的论证和阐述，其中包含的合理内核一旦被歪曲，就会成为主观随意、凿空乱道解词的根据。
有《心园丛刻》本、《词话丛编》本，通行的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校点本(与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冯煦《蒿庵论词》合刊)。

复堂词话

一卷。清谭献(1832—1901)撰。谭献原名廷献，字仲修，号复堂，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同治六年(1867)举人。屡应礼部试不第。曾入福建学使徐树藩幕。历任秀水县学教谕及安徽歙县、全椒、合肥、宿松知县。晚年辞官归里，生活清贫。张之洞聘其主讲经心书院，年余辞去。谭献年十五学诗，年二十三学词，三十岁以后注意考辨词学流别。论诗尊崇儒家古训。其诗多古体。吴怀珍称其诗“优柔善入，恻然动人，使人歌呼悲愉而无以自主”(《 〈复堂诗〉叙》)。其词含蓄隽秀。陈廷焯评其词说：“品骨甚高，源委悉达，其胸中、眼中，下笔时匪独不屑为陈、朱，尽有不甘为梦窗、玉田处，所传虽不多，自是高境。” ( 《白雨斋词话》)著有《复堂诗》、《复堂词》、《复堂日记》、《复堂类集》、《复堂文续》等，编有《箧中词》、《箧中词续》等。《复堂词话》是其论词的专著，其论词继承常州词派的主张，以提高词的地位为己任，提出了“乐府失而求诸词”的论点。有清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