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子崖遗址程颢1032～1085

黄河下游地区山东龙山文化与岳石文化的遗址。位于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武原河畔“城子崖”台地上。1928年发现，1930年～1931年发掘，并将下层以磨光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称为“黑陶文化”，后以该遗址命名为“龙山文化”。50年代后半期又专称为“山东龙山文化”。典型陶器有肥袋足甗、白衣黄陶袋足鬶、鸟首式足鼎、高柄豆、三足盘、带鋬杯以及制作精巧的漆黑光亮蛋壳陶。90年代又进行了复查与发掘，确认有3座城址：下层为龙山文化城，中层为岳石文化城，上层为东周时代城。该遗址是中国学者首次发现与发掘的以新石器时代为主的遗址，对当时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该遗址1961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字伯淳。洛阳（今河南）人。人称明道先生。为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出身于世家。生于父程珦的任所黄陂县（今湖北），童年时代随父任辗转，十五六岁时受学于周敦颐，嘉祐二年(1057年)考中进士，次年任京兆府鄠县主簿，后迁上元县主簿、泽州晋城令。熙宁二年(1069年)，为三司条例司属官，奉王安石派遣视察农田水利赋役情况，迁任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上疏十余章，议论时政，言王安石变法之害。后改签镇宁军节度判官。五年(1072年)以后，虽然担任监西京竹木务、知扶沟县事、监汝州酒税等职务，但更多的时间转向学术和教育活动。次年初回到洛阳，便“日以读书劝学为事”，“士大夫从之讲学者，日夕盈门”。元丰八年(1085年)，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召为宗正寺丞，未及上任而病故，葬于伊川，赐谥纯公封河南伯，从祀孔庙。
程颢与其弟程颐建立了理一元论的本体论，把中国古代哲学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他认为，“理”是世界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和准则，“天理”是万事万物永恒的最高精神存在。“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天理是万事万物的最高主宰。他在《遗书》中指出“心是理，理是心”，认为“理”存在于人们心中。“心便是天”，世界万物“都自这里出”。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把心中之“理”作为主宰万物的最高存在。而“天”又是一种普遍的规律，道德的准则。“天”就是总括一切的，“天者理也”。于是“天理”这个万事万物的普遍的永恒法则和准则，也成了一个包括一切的最高精神实体。天、道、理、易都是一回事，“生生不已”就是宇宙形成的根本道理。他很少涉及“气”，他在讲“气”时多指人性修养问题。在认识论方面，认为认识对象不是客观事物，而是存在于人的主观思想中，主张“内省”，“诚敬存之”。他在《外书》卷1中说：“人心莫不有知”，只有“心得之，然后可以为己物”。即认识来源于内心，人们只要进行静心内省，就能得到所需要的一切。人的视觉听觉所得到的东西是有限的，而人们的“心”则是无限的。只要内心修养的功夫做到了，就能了解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人们通过一种内心体贴功夫，才能达到“仁”的境界。他强调“诚”和“敬”，“正心寡欲”。他认为有两种知识，即“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二者各有利弊，需要互相取长补短，才能得到“真知”。
其哲学思想中，包含着一些辩证法的因素。他在《遗书》卷11中说：“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长则阴消，善增则恶灭。”就是说，事物的矛盾是普遍的，是有规律的。又说：“中之理至矣，独阴不生，独阳不生。偏则为禽兽，为夷狄，中则为人。中则不偏，常则不易，惟中不足以尽之，故曰中庸。”就是说，事物在屈伸往来的变化过程中，遵循“中”的法则，就是中庸之道。
在人性论方面，《遗书》卷1中说：“‘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人生气禀，理有善恶。”即人根据天生所禀的气不相同，乃有善恶的区别。气禀来自天命，不是人们随意可以损益的。他认为性即道，道在每个物体内部都是充足的，没有缺乏，这就是“善”的，恶是来自气，所以气质之性是有恶的，必须经过“修治”，才能恢复善性，也就是天命之性。
其历史观，基本继承了先秦儒家学派“法先王”的观点。《程氏文集》卷1中说：“圣人创法，皆本诸人性，极乎物理，虽二帝三王不无随时因革，踵事增损之制”，“然至乎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则前圣后圣，未岂不同条而共贯矣”。他承认社会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但这变化只是现象的，不是本质的。作为一切事物的“理”（天理）是不能改变的。因此，他在对待王安石变法的态度上处于保守派的地位。
程颢与其弟程颐的学说，后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 “程朱学派” 。其著作有 《定性书》 、《识仁篇》 等。后人将他与程颐的著作合编为 《二程全书》 。1981年中华书局校勘出版《二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