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德才兼备”的选人用人原则

对于培养和选拔干部问题，邓小平历来强调德才兼备，对选拔使用干部不断提出新的要求。1979年11月2日，他对选拔接班人就提出了三条标准： 一是坚决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 二是大公无私，严守法纪，坚持党性，根绝派性； 三是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有胜任工作的业务能力。随着历史条件变化，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他对干部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在1980年8月 18日，邓小平对选拔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又作了具体说明： “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6页)1995年9月23日，邓小平指出： “中青年干部接班，最重要的是接老同志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的班。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发扬起来。我曾经说过，干部不是只要年轻，有业务知识，就能解决问题，还要有好的作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 要敢说真话，反对说假话，不务虚名，多做实事； 要公私分明，不拿原则换人情； 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6页)基于这种认识，邓小平在新时期始终强调选人、用人要从政治方面去考虑，重视政治标准和政治条件。他说： “选拔人，第一是政治条件。”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1页)“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1页)这种鲜明的政治立场，构成了邓小平新时期用人理论的核心，而且不因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更没因为改革的深化，开放的加快所左右。粉碎“四人帮” 后，为了纠正 “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拨乱反正，邓小平非常关心如何坚决清除领导班子中的闹派、帮派和风派人物，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为此他要求“今后选拔干部要严格。对于那些搞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出卖灵魂陷害同志的、连党的最关紧要的利益都不顾的人，决不能重用。对于看风使舵、找靠山、不讲党的原则的人，也不能轻易信任。”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8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随即提出： “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2页)这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能够使中国繁荣富强的路线。拥护它，还是反对它，就成了鉴别各级干部的政治态度的试金石。因为我们选拔干部持何种态度，又决定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能否贯彻与落实。1989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邓小平更加重视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素质，他说，领导班子 “要选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政治上好的、有马列主义修养的人还是有的。”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5页)邓小平强调要选马克思主义者，关键是他看到： 党的领袖、各级领导干部，是否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关系重大。如果让假马克思主义者，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反马克思主义者掌了权，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衡量干部的德和才，主要看他们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实绩，这是新时期选拔任用干部应把握的基本原则。我国各级各类干部任用的具体条件和标准虽不尽相同，但看党性、重实绩、尊民意这几点是相同的。党性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核心，党性不强、思想意识不好的人不能进入领导层，这是我们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的首要原则。看党性，就是看一个党员干部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水平，看他对马克思主义是否忠诚。不仅要看在大是大非面前是否立场坚定，在事关政治方向、根本原则的问题上是否旗帜鲜明，是否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而且要看在日常工作中，特别是要看在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能否无条件地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看实绩，就是看干部带领群众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两个文明建设的实际效果。这也是衡量一个干部能不能担任领导职务的关键所在，也是我们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主要依据。强调工作能力，突出实绩，是党的十四大以来干部政策的一个基本精神。尊民意，就是要扩大任用干部工作中的民主，注意社会公论。品德不好、弄虚作假、伸手要官的人，群众不会拥护； 缺乏领导才能、贻误党的事业的人，群众不会赞成。实践证明，只要坚持按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实绩选拔任用干部，就能广开进贤之路，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就会涌现出来。
德才兼备是一个有机的辩证统一体，它既不能割裂，也不能偏废。“才者，德之资也； 德者，才之帅也”，两者缺一不可。在一个优秀干部身上，德与才是兼备的，并且应该统一于他的政绩之中。今天，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离开了干部队伍的政治标准和品德要求，那就会失去政治保证； 反过来如果没有真才实学，要实现党提出的宏伟目标也是不可能的。有才无德的人会败坏党的事业，因而不能重用，重用了会后患无穷； 有德无才的人会贻误党的事业，即使用了，也是有其位而不成其事，难当大任。德才是一个干部素质的两个方面，是彼此联系，互相作用，相辅相承的。在不同的干部身上往往表现出矛盾性，或是德高才逊，或是才溢德劣。正因为如此，有人主张 “以德取人”，用 “靠得住” 的好人； 有的人则主张 “唯才是举”，用 “有错误” 的能人，似乎是好人无才，能人缺德。这种把德与才根本对立起来的观点，同邓小平 “德才兼备” 的原则是不相容的。那些政治坚定，公道正派，廉洁自律，勇于改革，积极负责，团结同志，作风民主，品德优良的领导干部，使周围的人 “见贤思齐”，在他的周围必然激发着一股巨大的亲和力、凝聚力和感召力，也必然孚众望、得人心。那些有德无才的人办事却不成事，有才无德的人只会办坏事，却无什么政绩可言！ 因此，政绩突出的干部，其德才肯定是兼备的； 那些平平庸庸，“雁过不留毛，马过不留声”，毫无什么政绩可言的干部，其德才肯定是很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