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词 | 国民会议运动 |
| 类别 | 中英文字词句释义及详细解析 |
| 释义 | 国民会议运动 国民会议运动是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建议，在1924年11月10日发表的《北上宣言》中提出解决时局问题的政治主张之一，因为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响应和支持，很快形成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高潮。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提出以资产阶级的议会制代替封建君主制。中华民国成立后，议会成为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重要象征。但是，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掌握政权后，议会便成为北洋军阀实行独裁统治的工具，使中国政局动乱不已。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中共中央第二次对于时局之主张》指出：“中国号称民主国家已经十二年了，而民主政治绝对不能相容的北洋军阀势力依然存在，是以有洪宪之变、复辟之变、安福之乱以及此次曹党之乱。”“北洋军阀旧势力统治中国，抑制民权，勾结列强，断送利权，此乃中国危机四伏之根本恶因；此恶因一日不除，其危机连续起伏之恶果将一日不止。”我们的主张是：“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在北京之国会已成为封建军阀之傀儡，国民已否认其代表资格，只有国民会议员才能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也只有他能够否认各方面有假托民意组织政府统治中国之权。”①由于当时国共合作尚未建立，人们对于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宰割人民的形势认识不深，“以致应声而起者寥寥无几”。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最后完成和国共合作的正式成立，推动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倾向革命，把自己的部队改称为国民军，并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共商国是。段祺瑞、张作霖也致电表示欢迎。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的支持下，孙中山毅然决定北上，并于1924年11月10日发表了《北上宣言》,在宣言中，孙中山指出：“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和民众之利益。”重申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的政纲，强调了人民掌握武装是结束军阀统治的关键。对于时局，孙中山“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和建设；而在国民会议召开以前，主张先召集一次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项”。预备会议由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政党组成。各团体之代表，由各团体之机关派出之，人数宜少，以期迅速召集。国民会议之组织，其团体代表与预备会议同；惟其代表须由各团体之团员直接选举，人数当较预备会议为多。 对于北京政变和孙中山决定北上，中国共产党曾经持否定和反对态度。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在1924年10月29日出版的《向导》第89期上发表文章认为：“此次北京政变，显然是英美帝国主义抛弃了一个旧工具——吴佩孚，另换上一个新工具——冯玉祥。”“在原则上与策略上，中山先生不仅在消极方面要拒绝参加，而且要在积极方面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宰割中国之阴谋，根本否认帝国主义的工具——祸国殃民应受国民裁判之军阀有召集会议冒称解决国是之权限。”甚至断言，孙中山“若上午入北京”, “他在革命上的信用下午便破产”。后经过讨论，改变了否定和反对态度，决定支持孙中山北上，推动国民会议运动。11月19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共中央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表示了对孙中山《北上宣言》的拥护，并对许多问题发表了更为明确和彻底的看法。文告指出：“挽救此迫在目前的危机之方法，不是各省军阀的和平会议或国是会议，也不是几头元老的善后会议，乃是本党去年北京政变时所主张的及中国国民党现在所号召的国民会议。只有这种国民会议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因为他是由人民团体直接选出，能够代表人民的意思与权能。”“我们希望国民党领袖们努力号召全国人民的团体，促成此国民会议；并须努力使他们所主张的国民会议预备会急速在北京召集。”“此预备会之任务不但是筹备国民会议”,“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即为临时国民政府——号令全国的惟一政府”。临时国民政府应执行以下政策：(一)它应该打破各派军阀勾结帝国主义者分裂中国的势力，同时也应杜绝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借口援助中国统一实行其道威斯计划(即帝国主义共管中国经济的计划)的阴谋。(二)它至少应采用国民党政纲为施政方针，取得工农兵等民众的同情。共产党对临时国民政府的态度是“不能妄想他是国民革命左派的政府，或甚至还不是中派；然而我们却准备赞助他，只要他确能防止帝国主义者分裂中国或共管中国之阴谋，只要他确能镇压一切反革命的军事行动，只要他不妨碍一切平民参与政治之机会。”最后中国共产党向临时国民政府和国民会议提出了十三项最低限度的要求。其中包括：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改协定关税制为国定关税制；废除治安警察条例及罢工刑律，保障人民集会、结社、出版、 言论、罢工之无限制的自由权；规定最高限度的租额，取消田赋正额以外的附加捐及陋规，促成职业之组织(农民协会)及武装自卫的组织；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年节、星期日及各纪念日之休假，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废除包工制、改良工厂卫生，规定工人死伤保险法，限制童工之年龄及工作时间，女工妊孕前后的优待；实行妇女在政治上、法律上、经济上、社会地位上、教育上享有男子平等的权利②。至于临时国民政府和国民会议能否实现上述要求，中国共产党并不抱什么幻想。1924年12月3日，《向导》周报指出：“第一，因为这个会议无论将来成功或失败，眼前便给我们以民众的政治运动的机会；第二，将来成功固佳，即失败也能够给一部分人以革命需要的教训。” 在孙中山离粤北上时，中国共产党人纷纷发表文章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行动。1924年11月12日，蔡和森在《向导》第91期上发表了《欢迎孙中山离粤来沪》一文，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早就建议孙中山必须向全国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必须“造成全国的舆论及民众的后援，庶几进可制胜军阀，退可扩大宣传”。11月30日，赵世炎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党部的机关刊物《政治生活》第23期上发表了《中山先生北来之意义》一文。文章指出：“我们早就说过，……帝国主义者与军阀既顾忌国民革命的群众势力，而肯邀请国民革命的领袖北上，则中山先生之北来是可以的，只要站在继续图谋国民革命之完成而保护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我们热诚表示欢迎并愿谆切报告于大众以中山先生北来的意义。”③基于上述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孙中山北上的同时，在全国发起了一个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运动。许多共产党员亲自参加和领导了这一运动。如在北京的李大钊，在上海的恽代英、向警予，在天津的邓颖超，在江西的方志敏等都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当地的国民会议运动。在国共两党共同推动下，全国很快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仅在11月、12月间，上海、南京、广州、徐州、安徽、湖南、湖北、浙江、北京、天津、保定、济南、青岛、石家庄、张家口等地人民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宣言，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的主张，并分别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其中以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最为突出。上海总商会在孙中山离沪北上时即通电全国商会，请一致要求职业团体加入国民会议；同时有学生联合会、店员联合会等六十二个团体发出通告，拥护孙中山的主张。11月29日，又有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市民协会等二十七个团体组织国民会议筹备处，并发表宣言。自此之后，有许多团体加入筹备处，到12月14日，上海国民会议筹备会正式成立，参加者达143个团体，包括工、商、学和实业者代表四百多人，会上通过了章程，选举了执行委员会，发表了宣言。此外，南京、徐州、广东、湖北、湖南、浙江等地也都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或筹备处。要求国民会议的声浪遍及全国各地。并且深入到各阶级各阶层群众中，除了工农商学各界积极参加外，妇女和青年亦积极参加。12月初，上海、浙江的女权运动同盟会通电全国妇女界，吁请推举代表来沪“筹建国大计”。接着，在向警予、杨之华的领导下，上海妇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首先成立。不久，北京等地的妇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也相继成立。在青年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通过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文章指导青年参加运动。1924年12月27日的《中国青年》第59期指出：“国民会议运动，确是目前一个重大的政治斗争，并且是我们接近群众(各阶级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最好机会。”“所以我们青年在尚未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之各地方，应即速联络人民团体组织之。其已组织者，更应谋充实其内容。……纵然有促成会非我们所组织者，我们亦应设法加入活动。”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广大青年展开了各种宣传活动，向各阶层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宣传了国民会议的内容、性质和应采取的态度，对推动国民会议运动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总之，国民会议的呼声已深入广大群众脑海，国民会议促成会之到处成立就足证明中国人民政治觉悟已日益提高。 国民会议运动是在直系曹锟政权被推翻，另一派军阀政权尚未正式建立的特殊环境下出现的群众运动。运动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它的目标是：对内建立人民政权结束军阀统治；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因此，它必然遭到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对，面对蓬勃发展的国民会议运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段祺瑞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为了巩固其独裁统治，决定召集“善后会议”,使其统治合法化，以对抗国民会议运动。1924年12月24日，段祺瑞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段祺瑞的倒行逆施，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共产党首先指出，段祺瑞拟召集各省军民长官的善后会议是段要用军阀制度而借着帝国主义的帮助，以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号召人民赶快组织起来，制止军阀阴谋，要求在善后会议有最大多数之国民代表，努力国民会议之召集。孙中山断然拒绝段祺瑞的邀请，并于1925年1月17日发出了《复段祺瑞阐述善后会议主张电》,指出其包办善后会议的谬误，提出了两项补救办法：第一，善后会议应加入人民团体代表；第二，善后会议虽可涉及军政财政，但最后决定权归于国民会议。但是段祺瑞拒绝了孙中山和人民的要求，悍然于2月1日召开他包办的善后会议。孙中山决定国民党抵制会议，并于2月2日发表宣言，声明“对于善后会议不能赞同”。 为了反对善后会议，在孙中山和李大钊等倡导下，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于3月1日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二百多人，代表二十多个省区，一百二十多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中包括“工农群众、知识界、教职界、学生、商人、实业家、新闻记者、律师，及各种有职业的平民”。会议开了一个多月，于4月16日闭幕。会议讨论了国际问题、国内问题、财政问题、国民会议运动之方针等问题，并通过一些相应的决议。大会否认了段祺瑞所提出的善后会议之国民代表会议条例，号召民众应从此继续努力国民革命运动，以求得真正的国民会议之产生。大会认为真正的国民会议之成立，必然是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重要工具。大会指出：“最近国民会议之运动，弥漫全国。此种运动孕育于反帝国主义怒潮之中，且产生于中国最强之直系军阀推倒之后。它将代表人民向帝国主义作战，取消不平等条约，以达到解除终身所束缚的锁链之目的。它将继续打倒直系军阀，进而打倒一切军阀，解除其武装。它的方法是不妥协的民众运动的。”④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是人民群众代表的一次大集会，在中国政治史上是空前的。大会的决议虽不能为军阀政府所采纳，但向全国人民指出了具体的奋斗目标，起着宣传和组织群众的积极作用。 国民会议运动由于各派军阀依然保存着强大的武装，又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绝不会通过会议的方式把政权交给人民大众。他们与人民的任何谈判，只不过是他们玩弄人民的一种手段。这次运动没有也不可能促成人民政权的诞生，但是它在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动面目，教育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国民会议运动 善后会议面临的另一严峻挑战是当时蓬勃兴起的国民会议运动。 召开国民会议几乎是当时各派政治势力都曾提出过的主张。共产党从1923年起曾多次呼吁召开国民会议，实现统一及和平建设[1]。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放弃护法立场之后，也明确提出召开国民会议以决定国是的主张[2]。段祺瑞在酝酿反直时派许世英与孙中山联络，曾提议倒曹成功后，先开善后会议，继开国民会议，并将后者视为治本之策。就连吴佩孚，对国民会议亦主张甚力，表示召开国民会议是其“一贯主张”,反复倡导[3]。 但是在对“国民会议”内含的理解上，各方差异甚大，其中段祺瑞政府与国民党(包括正与之合作的共产党)的分歧最为明显。段祺瑞主张的国民会议，其组织法由善后会议制定，善后会议的会员又多由政府指定，未能真正容纳社会团体参加。国民党主张的国民会议，是制定宪法的最高机关，因而要求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预备会议亦应有众多人民团体参加，不能由政府操纵控制。尽管存在分歧，但各方均认同国民会议是解决国是的根本办法，这就为国民会议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有利条件。 就在善后会议即将召开之时，国民会议运动在各地迅速开展起来。北京、上海、天津、张家口、山东、湖北等地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女子参政协进会等召开大会，在对善后会议表示反对的同时，积极响应孙中山的时局宣言，发表函电，促成召开国民会议[4]。3月1日，由孙中山和李大钊等联名倡导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到会代表共八十余人，代表二十余省区、一百二十多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5]。大会揭露了善后会议由军阀操纵的“反人民”性质，对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讨论并通过了决议。会议持续一个多月，于4月16日闭幕。 段祺瑞对社会各界发起的国民会议运动虽不以为然，但因标榜善后会议兼具国民会议预备会性质并议决《国民会议组织条例》,故善后会议闭幕之后，也就不能不将所承诺的国民会议提上政府议程。这与国民党及社会各界呼吁召开的国民会议构成了冲突，致使段祺瑞亟谋解决之道。 1925年4月27日，京师警察厅咨陈内务部，以“现在国民会议条例业奉临时执政明令公布实施，并已着手筹备。所有前项组织各团体，自难再任其成立，致滋纷扰”为由，规定“倘再有假借(国民会议)名义聚集开会情形，显系别有企图”,将“通令各警察署随时注意依法查禁”[6]。 在查禁国民会议运动的同时，段祺瑞开始了“国民会议”的筹备工作。此事直接关系到段能否实现由临时执政到民选总统的政治过渡，因而政府方面异常重视[7]。1925年5月3日，段祺瑞任命许世英负责筹备国民代表会议事宜，不久又任命林长民筹备“国宪起草委员会”[8]。6月3日，段政府公布《国民代表会议议员选举程序令》,预定11月1日正式开会。10月30日，执政府发出命令，规定“国民代表会议议员应于十五年一月十五日以前齐集京师，定期开会”[9]。 但是段祺瑞禁止国民会议运动的做法不仅使其尊重民意的表态信誉扫地，也为召开国民会议设置了障碍。会议尚未召开，反对的声浪已经高涨。 首先是拥黎派代表人物章太炎、唐绍仪表示强烈反对。8月5日，正当政府派人士开始为国民会议的前景感到乐观之时，唐、章二人发出通电，主张保存约法，反对国民会议。电文指出：“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法、国民代表会议议员选举程序令，皆已次第公布。按组织法乃善后会议所定，选举程序令则临时政府自为，二者皆非执法机关，无为民国制法之权，执事为此，与向之召集安福国会无异也。执事秉钧以来，十有余年，毁法丧权，疵累恐多。……执事果有靖谳之心，则宜保存约法，勿自创制。速将国民代表会议之伪法、伪令，一切取消。……他日盖棺论定，犹不失为瑕瑜不掩之人。若乘急难之时，以行劫制之术，万目睽睽，岂可尽掩。”[10] 其实在政治理念上，章、唐并不一定以国民会议为非，但出于拥黎的考虑，则非出此举不可。因为段氏是在否定旧“法统”的基础上确立临时执政地位的，其所以急不可待要召开国民会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想借以取得统治的合法性。章、唐既“主张拥黎出山，以正法统”[11],当然不愿意看到段氏召开国民会议。 章、唐的通电反对得到了湖北方面的响应。10月12日，湖北省议会议员维杜发表通电，认为中华民国主权在民，国民议会为国民行使主权之最高机关，应由国民自动组织，“非彼所谓善后会议所能代庖”。表示湖北为民国首义之区，该省议员受民意所托，“对于此种无法无据、于理未顺之国民代表会议，根本认为不能成立”,故特通电反对[12]。 其次是作为国民会议基础的地方议会选举遭遇意想不到的麻烦。入秋之后，各地根据政府颁布的《国民代表会议议员选举程序令》,开始国民会议议员选举。选举分初选与复选两阶段进行。然而，两个阶段的选举均因舞弊和各种丑闻被舆论曝光而招致反对，引发纠纷。例如南京于9月10日初选投票，运动当选人纷纷“密设机关，实行贿选”,有被查获证据，提起诉讼者，有被抓获扭送省宪，由郑谦亲自审讯者，甚至出现初选监督、户籍主任被控告，户籍事务所被砸毁的事件，公民要求宣告选举无效[13]。湖北的初选自王揖唐当选之后，已露出安福派从中操纵的痕迹。原定8日举行复选，但十八位代表的名单，不待投票，已先期揭出，且公然见诸文电。其具体办法，系由安福派驻京头领联络武汉军方及“省议会之某派”,共同成立“公司”,操办其事。所选者“均系某某官署之重要职员，并闻指定人各出银一万五千元为该包办人之交换费”。消息传出，全鄂震惊，选民立即发出通电，表示强烈反对，并要求政府“彻查”。该省复选被迫展期[14]。江苏的复选因王景常以三千五百元贿选，引起诉讼及王的反诉，迫使选举监督郑谦宣布停止选举。而郑谦此举，复引来违反民会选举法的指控，弄得郑进退维谷，无以收场[15]。其他地区如河南、青海及华侨社团的选举，也因故展期[16]。 由于地方议会选举遭遇麻烦，临近国民会议开会，各省区选出的议员，尚未及应选人数的五分之三，奉命前往京师与会的各地议员，仅有五六十人。到京的议员要求先颁命令举行开幕式，筹备处以到会者不够法定人数，先举行开幕式不符合条例规定为由，未予应允，只同意安排招待处以接待来京代表及发放旅费。对此，一些代表强烈不满，表示非先举行开幕式不足以促各省选举之进行，“甚至有谓即使段执政下野民会仍须进行，不能与段执政同时消灭者”[17]。执政府既不能在不足法定人数的情况下开会，又无法促成地方议员选举以凑足法定人数，国民会议的召开也就失却了起码的组织基础。 另外，一直站在后台操纵执政府的奉张态度移易，亦成为段祺瑞难以如愿以偿召开国民会议的重要因素。例如，在地方议员的选举问题上，奉天方面曾因对国宪起草委员会持怀疑态度，迟迟不愿举行选举[18]。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国民会议难以成立，主要原因在于“奉方对于该会议之不甚热心故也”。9月，在政府派人士梁士诒前往疏通之后，舆论又认为由于奉张态度发生变化，对于国民会议如期召开“已无可虑之必要”[19]。当时舆论对于奉张态度移易的判断是否正确并不重要，惟其指陈的国民会议能否开成须视奉张的态度为转移，则是客观事实。这样，当奉张的态度果真发生不利于执政府的重大变化时，国民会议的召开也就面临无法逾越的障碍。 奉张与段虽同为反直三角同盟成员，政治主张和利益却各不相同。两者最后分道扬镳系多种原因所致。先是郭松龄倒戈反奉，1925年12月3日兴城一战，奉军张作相部失利，张作霖施缓兵之计，称愿和平交出政权，段祺瑞不知有诈，拟命郭为奉天督办，触犯到奉张的根本利益。此事为段、张关系破裂埋下了隐患。次年1月5日，出于防止国民军与直系联合的需要，张作霖致电吴佩孚，主张恢复约法以解决国是。17日，张再电吴，称关内事请吴全权处理。此举不仅否定了段政府刚刚通过的宪法草案，否定了段氏所欲建立的新“法统”,而且在治权上蔑视了段的存在，使双方既有的关系难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力图通过改变临时政府政制，设立国务院，以缓解矛盾。但双方关系已无法继续维持。1926年1月11日，张作霖宣布与段祺瑞政府断绝关系。25日，张作霖召开会议，议决东三省独立，并就任东三省自治保安总司令兼军务总统官[20]。 在此情况下，段祺瑞按照《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增设的国务院，一开始运作即步履维艰。在许世英内阁成立后举行的首次国务会议上，于右任等国民党阁员坚持以段祺瑞下台为就职条件，致使许不敢待在国务总理位置上，结果以陆军总长贾德耀代理[21]。此时，段政府自身的继续存在已经成为问题，也就无暇顾及国民会议的召开。国民党和南方的国民政府虽然宣称要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召开国民会议，但也基本上是一种政治宣传。随着“三一八”事件之后国内形势的变化，段祺瑞下台，国民政府的北伐进入准备阶段，两种不同政治取径的“国民会议”均不再为人提及，解决中国问题的和平会议手段又重新为武力统一所代替。 国民会议运动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得到孙中山支持的以“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内容的人民运动。1923年8月和1924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两次发表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以代替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支持并重申了共产党这一主张，提出先召集预备会议。各地先后成立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于1925年3月在北京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与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相对抗。 国民会议运动1923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对于时局之主张》中，号召召开国民会议反对军阀政权。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推军阀段祺瑞为执政。中国共产党于是年11月10日再次号召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全国各地先后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12月6日，中共天津地委以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和天津市党部名义散发传单，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军阀，统一中国；拥护国民会议的召开，解决国是。18日，共产党人江浩、于方舟联络马千里等发起成立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22日，在邓颖超主持下，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1925年1月3日，有60余团体参加的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江浩、马千里、邓颖超、宋则久等当选为总务委员。大会指出当前任务是：“外以攘帝国主义，内以除祸国军阀”，要实现民主政治，只有召开国民会议。中共天津地委在石家庄、邢台、清苑、正定、藁城、磁县、安平、饶阳等县开展宣传活动，使国民会议运动深入人心。军阀段祺瑞为巩固其统治，于1925年2月1日召开御用的“善后会议”，以抵制国民会议的召开。3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主持下，在北京举行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以与“善后会议”相对立。天津代表江浩、于方舟、马千里、邓颖超、辛璞田出席大会，江浩当选为常务委员，邓颖超当选为执行委员。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对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动面目、动员人民参加革命斗争起了积极作用。 国民会议运动1923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对时局主张中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反对军阀政权。孙中山积极支持，他在1924年11月10日发表的《北上宣言》中，亦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19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号召全国人民积极参加国民会议运动，促成国民会议的召开。在国共两党的号召推动下，全国人民纷纷响应，掀起了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的高潮。上海、广东、湖北、湖南、浙江等省市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1925年3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二百余人，代表二十余省区，一百二十多个地方国民会议促成会。 国民会议运动 国民会议运动1924年冬，孙中山应段祺瑞、冯玉祥的邀请北上，在“北上宣言”中重申了召开国民会议为解决国事的根本主张。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健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4月16日闭幕。到会代表200余人。大会否决了善后会议提出的“国民代表会议条例”。大会对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和组织大纲作出了决议，选出了执行委员会。该运动时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动员全国人民参加革命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国民会议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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