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榷

 编年体史书。一百零四卷，又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约四百二十余万字。明末清初谈迁撰。成书约在清顺治十年(1653年)左右。
 谈迁，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又号观若。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又号江左遗民。生于明万历二十年(1593年),卒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一说卒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浙江海宁枣林人。明诸生。崇祯十五年，受知于阳城张慎言、胶州高弘图。顺治元年，高弘图于南明任大学士，张慎言任吏部尚书，谈迁在其幕府中任职。凡新政得失，皆参预谋划，多所裨益。不久去职回乡。所著除《国榷》外，有《枣林杂俎》、《北游录》、《枣林集》、《枣林诗集》、《史论》、《西游录》、《枣林外索》、《海昌外志》。
 《国榷》一书的写作，大约从天启元年(1621年)开始，六年完成初稿。此后陆续修订，全书凡六易其稿。顺治二年(1645年)后，又续修了崇祯、弘光两朝。四年，书稿全部被盗。当时谈迁尽管已经五十四岁，但是，他以惊人的毅力，决心重新撰写。顺治十年，为解决《国榷》中的一些难题，他又亲自去北京调查访问，历尽了艰难，遭受了各种冷遇。终于完成是书。前后历时三十多年之久。
 《国榷》一书的记载，始于元文宗元年(1328年),迄于明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在这三百多年中，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作者按时间顺序，依次编写。在编写过程中，他以明代各朝实录和邸报为主，然后参考了大量史籍和私人著述。仅《国榷》一书中，所引的明人史籍论述，即有三百种之多。资料都是经过认真选择参订和调查访问而来。比较可信。其中尤以万历以后有关建州的记述，史料丰富翔实，已为史学界所公认。
 谈迁之所以要撰写《国榷》,是因为他充分认识了历史的重要性。他说“国可灭，史不可灭”。但是，在文字之祸不时发生的情况下，人们怕写历史，即使有人偶而写史，也往往因不敢如实反映历史实际和褒贬人物，弄得“陋肤冗”,不堪入目。对此，谈迁感慨万端，他遂以修史为己任，是很难能可贵的。
 《国榷》一书的最大特点，就是要学习《史记》那样，“据实以书”。其做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不以成败论人记事。
 历史上某些开国帝王，起自布衣，然后称公、称王、称帝，而有些史书没有如实反映这些，经常是当这一人物一出现，就以帝号相称。谈迁认为，这是很不恰当的。在该书《义例》中，他规定类似的问题“特如本称，庶明历履”。所以，在《国榷》中的朱元璋，租地还不上租，亲丧无处安葬，后来为僧、从戎、为朱公子、大元帅、再后为吴国公、吴王以至称帝。读后令人一目了然。另外，历史上某些开国的帝王，大都经历了群雄角逐的过程。谈迁认为，历史家在撰写史书时，应如实地、平等地反映他们之间互相争夺厮杀，而不应当根据他们后来的成败而妄加褒贬。胜者王侯败者囚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如陈友谅、张士诚、明玉珍建立的汉、吴、夏，有些历史家把它们称之为“伪汉”、“伪吴”、“伪夏”;把他们与朱元璋之间的战争，说成是入寇。对此，谈迁反驳说：陈、张、明等和朱元璋都是田间布衣，在元末共同起兵，他们从来也不是朱元璋的部属。因此，他们之间的战争根本谈不上是入寇。
 第二，反对歪曲篡改历史。
 某些人由于政治的需要，往往不择手段地歪曲与篡
 改历史。对此，谈迁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在《国榷》一书中，他曾不止一次地进行过揭露。他描述了明成祖朱棣在《太祖实录》中有意地把建文年号改为洪武。在谈迁看来，朱棣和明惠帝朱允炆之间的权力斗争，尽管朱棣胜利了，并爬上了皇帝的宝座，而朱允炆却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惠帝及其年号建文，却是客观存在的，决不容抹煞。如果革除建文年号，而仍称洪武，这实际上是把孙子的所作所为，强行记到早已死去的祖父账上；另外，持续四年之久的“靖难之役”,也将由叔侄权力之争，而变为父子的权力相角。他认为，这种任意颠倒黑白，把历史弄得面貌全非的做法，是非常可悲的。对此，谈迁曾经驳斥说：汉之吕后，史书为她立了本纪，唐代的武则天，史家们也为她修了实录。因此，取消实录中建文年号，是荒唐的。他批评了史臣们对此没有据理力争，但其矛头所向，实际上是对准了明成祖。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二是他描述了朱棣篡改《太祖实录》,而把自己上台说成是合理合法。如假称朱元璋很早就想立燕王朱棣，甚至当朱元璋病危时，还要派人召燕王。在谈迁看来，这些都是不可能的。朱棣之所以要这样写，目的是“借其说以欺靖难诸人”,为其称帝制造理论根据。所以在《国榷》中，记太祖病危时，突出了他的这样一句话，即“燕王不可不虑”。这与《太祖实录》的记载截然不同。
 三是记述了朱棣即位后，为蒙蔽舆论而祭葬惠帝建文。谈迁认为，这只不过是古代“禅让”的重演，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因为朱棣既然推翻建文，建文的儿子被烧死，弟弟也被搞得莫知所终，甚至连忠于建文的大臣，也几乎无一幸免。朱棣的手段是如此残酷，另一方面却又假惺惺地祭葬建文，还辍朝三日。谈迁认为，这些作法都是很虚伪的，根本不可信。所以他说，仅仅一传之后，金陵的老人谁也不知道朱允炆的葬地。这并不是因为古迹易于湮没，而是因为事件本身就是虚假的。他说，孟子所以“不尽信书”,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不拘泥于成说。
 对历史上那些看来已成定论，实际上却漏洞百出的那些被冤枉、被歪曲的事件或人物，谈迁敢于提出质疑甚至翻案。如明初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从《太祖实录》到其他各种记载，几乎都把胡、蓝等人被杀，说成是由于他们骄横跋扈、图谋不轨。谈迁对此却持明显的不相信态度。他说，明太祖当时已削平群雄，统一大业也基本奠定，胡、蓝等人除非他们是什么事也不懂的婴孺，不然，单靠“逆党不数人，藏甲不数百”,或者“家奴数百”就敢起来造反，“虽至愚不为也”。而且这样的大案，却委命狱吏，大搞株连，大开杀戒，谈迁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朱元璋担心他们的存在，对朱家王朝的长治久安是个严重的威胁，“图谋不轨”等等，只不过是他大搞株连的借口。所以对颍国公傅友德、宋国公冯胜的被杀，书中说：“帝之寝食可少安矣”。对蓝玉之被杀，谈迁引何乔远的话说：“凉国公之亡也，岂不有狗烹弓藏之悲”!他自己也评论说，“蓝国公非反也，虎将粗暴，不善为容。彼犹沾沾一太师，何有他望？……噫，功臣菹醢，安得止大树之下！”另外，对张居正，尽管在他死后，明神宗朱翊钧等废除了他推行的新政，而且以“欺君背主”、“擅权”、“谋逆”等罪名，追回所赐玺书诰命，把他的罪状榜示天下，并抄了他的家，但在《国榷》中，对张居正本人及其改革，还是做了比较公正的评价。书中认为，张居正有“盖世才”,而且他很善于“尽人之才”。他之所以要进行改革，是为了挽救明王朝面临的严重危机，是“志在富强”。他对当时的政治腐败、一味姑息的局面，“力振其弊，务责实效”,“信赏必罚，捷于风雷”,“中外凛凛，毋敢以虚数塞责”,“威行万里，坐致富强”。经过他十年的努力，使“海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不下四百余万”。当然，书中不少地方也批评了张居正，说他“刻削”、“严细”、“偏衷多忌”、“箝制言路”、“威权震主”等。但是，谈迁认为，这些如果和他的成就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的，张居正是“功十而罪一”。书中对朱元璋的功绩充分肯定，但对其专横、残暴、心胸偏狭、分封诸王等缺点错误，都直言无讳。对明成祖朱棣，一方面肯定他是“英主”,“迟暮之年，犹有壮气”;另一方面，对他搞“靖难之变”及其滥杀建文诸臣、重用宦官、篡改《太祖实录》等，则给予严厉谴责。
 可见《国榷》一书，是私人修成的一部史料丰富翔实，分析深入精辟，观点比较实事求是的史学名著。不仅是研究明史必读之书，而且在我国古代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书中有时虽也相信灾异、相信天命报应，对农民起义也抱敌视态度，但是，它的贡献成就仍是主要的。
 《国榷》一书，一直只有各种旧钞本，知者甚少。民国十四年(1925年),海宁张宗祥先生据蒋氏衍芬草堂钞本、南京图书馆藏钞本、卢氏抱经楼藏钞本，互相校补后分卷，由中华书局铅印出版。

国榷

专史。明末清初谈迁撰。104卷。428万字。天启六年(1626)成书。只有抄本流传。1958年古籍出版社根据抄本整理出版。编年体明代史书。记事始自元文宗天历元年，终于明天启初。取材多据实录，兼采诸家史籍百余种。遍搜当时邸报、公文、方志及遗民著述，取其可信者载入本书，所以本书保存了大量明季史料。其中关于明代女真族发展状况及后金与明朝关系的记载，对关东史研究大有裨益。

《国榷》

主要为记述明代史实的史书。谈迁撰写。1621年开始编写，原稿失窃后重写，共用30多年告成。全书原称百卷，现为108卷，记述了从1328年9月到1645年5月共317年的历史，尤以明代万历年间以后70多年历史的史料价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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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体明史。104卷，加上卷首4卷，共108卷，500多万字。按年、月、日记载明朝重要史实。明清之际谈迁著。他不满意当时有关明代的几部史书，发奋自己编写。天启元年(1621)着手编写，天启六年写成初稿，以后陆续增订。顺治四年(1647)书稿被窃，他又发奋重新撰写。经过4年努力，终于第二次写成初稿。他对这部初稿很不满意，为了充实史实，搜遗订误，顺治十年(1653)携带书稿到北京进行修订。广收材料，发掘遗闻，详于考订，秉笔直书，尤其是万历以后的明朝和后金史事更为翔实，为他书所不及。顺治十三年(1656)离京南归，前后历时30余年，终于修成，取名《国榷》。此书史料价值较高，惜文字过于简约，向为治明史者主要参考书之一。因一直没有印本，流传极少，故鲜为人知。1958年北京中华书局排印出版。

国榷

编年体明史。一百零四卷，又卷首四卷。明末清初谈迁撰。谈迁(1594—1657)，原名以训，字观若；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自署“江左遗民”。浙江海宁枣林人。明诸生，终身未仕，多为人佣书，或任记室。曾为南明福王政权阁臣高弘图幕僚，出谋策划，力图恢复，受高弘图、张慎言等人赏识，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谈辞而不就。一生穷困潦倒，嗜书成癖，致力于子史百家之言。著有《枣林杂俎》、《北游录》、《西游录》、《枣林集》、《枣林诗集》、《史论》等。史学代表作《国榷》，编年记载了元天历元年(1328)至南明弘光元年(1645)三百十八年的历史。卷首四卷为综合性概述，汇辑明代朝章典制，记其世系、地理、封爵、职官、科举等。全书五百多万字。古人“横木水上曰榷”，谈氏著史，力求公允正确，做到“句榷而衡之”，故取名《国榷》。
《国榷》编写始自明天启元年(1621)，经先后六次修改订正，于天启六年写成初稿。后又陆续修订。清顺治二年(1645)，续补崇祯、弘光两朝事迹。两年后，多年苦心经营的书稿不幸被窃，痛失之余，又毅然发愤重写。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终于重新编成。顺治十年，他携《国榷》稿北上，在京二年半，广咨博访熟悉明季轶闻掌故的前朝降臣、皇亲、宦官和公侯门客、遗老，搜集遗闻，细加补充修订。前后历时三十余年，终成此作，且比旧稿内容更为充实可信。
此书编撰，主要据历朝《实录》、宝训和邸报，又参以诸家编年、野史杂录，广求遗闻，所采明人著述凡百余种，“苟有足述，靡不兼收，勒为一编”。其特点主要有：一、敢于直书而正实录之非。其书虽以实录为主，但谈迁深知历朝实录因隐瞒或改窜造成失实，故多方采摭资料，秉笔直书其事。如《明太祖实录》曾经三次修改，许多重要史实都被隐没或改纂，明太祖朱元璋晚年大肆诛杀功臣，实录仅书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死，讳而不言其死因。《国榷》则据实而载，对因受胡、兰之狱牵连而遭党诛，颖国公傅友德因受猜忌被迫自杀等事，都毫不掩饰地直书其真相。《明实录》对《靖难之役》燕王朱棣推翻建文帝自立之事多所隐讳，甚至取消建文一朝年号而代之以洪武纪年。《国榷》则不但恢复建文年号，记载了建文元年至四年的史实，且在明成祖朱棣起兵以前称之为燕王，而到起兵以后，建文帝削除燕王封号，便称之为“燕庶人”，又直书维护建文帝的方孝孺与朱棣抗争而被残害的经过。另外，清修《明史》，对其祖先建州女真族的情况讳莫如深，从猛哥帖木儿直至努尔哈赤这段早期史实，大部分都被隐去。《国榷》则毫无避讳，对其兴起原委、世系承袭，及建州诸卫和奴儿干都司的设置年月等，全部如实地加以叙述。二、注重考订，对史事记述态度严肃。谈迁搜访史料，不辞艰辛，经常背着铺盖，不远百里前去借抄、走访，采集十分广博。但他更重视对史料的考订，对实录不盲目信从，对诸家著述、野史选择谨慎，提出“人与书当参观也。其人而贤，书多可采；否则间征一二，毋或轻徇”(《国榷·义例》)。在方法上，将实录、私家撰述与亲身访问三者相互印证，核实审订，择善而从，并加说明。即使是对自己以往的看法，也有错必纠。如关于明末永平道参政同州张春是否降清，他先在《枣林杂俎》中记其降清，随后在《北游录》里承认此为误传，最后在《国榷》中载其“被执不屈”，后以疾终，经三次修改才作定案。三、详于明朝后期，以总结明亡教训。谈迁于明亡之后，痛心于国灭史亡，更以编史寄托其亡国的悲愤。鉴于明朝之亡和东北“辽事”密切相关，其坏在万历一朝，故此书于万历以后记载尤详，七十多年的历史，占了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凡涉及明与后金的史事，均为他书所不及。崇祯朝无实录，即据邸报及方志等有关史料，包括一些官吏、遗民的口述，补编了这十七年的历史，使有明一代的历史更具有完整性。此外，《国榷》还注意史事评论，并经常引用诸家之说，并列于后，从中反映出了其史学思想。
此书很早就获好评，清邵念鲁称“明季稗史虽多，而心思漏脱，体裁未备，不过偶记闻见，罕有全书。惟谈迁编年，张岱列传，两家俱有本末”(《思复堂集》卷三)。黄宗羲也说：“按实编年，不衒文采，未尝以作者自居，异日有正明世之事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黄宗羲《谈君墓表》)。由于此书当时没有刊行，因而也没有经过四库馆臣的删改，故其史料价值很高，对后世研究建州和明朝后期历史是有积极贡献的。但此书对农民起义多有诬蔑之词，对少数民族的态度也不正确，又侈谈灾异迷信，文字叙述过于简约，都是显著的缺点。
原仅有抄本，1958年由中华书局第一次排印出版。原稿分作百卷，现本是据蒋氏衍芬草堂和卢氏抱经楼所藏两种抄本互相校补后重分的。

国榷

书名。明谈迁撰。谈迁(1593—约1657)，原名以训，字观若。明亡后改名为迁，字孺木。浙江海宁县人。于明天启元年 (1621) 开始编撰此书，天启六年完成初稿。清顺治二年 (1645) 续订明末崇祯、弘光两朝史事。以后稿子全部被窃。他痛心之余，并未气馁，于顺治十年带又写好的稿子到京，广咨博访，仔细修订，至顺治十三年方才离京。花费了作者毕生精力的这部书，约500万字，为一部编年体明史。其卷首4卷： 记明之世系，地理、封爵、职官等。正文100卷： 记述上起元文宗天历元年 (1328)，下至南明弘光元年 (1645) 共318年间的历史。其中对朱元璋晚年大肆诛杀功臣的经过细载不讳。在建文年号下直书其时政事。称成祖朱棣为“燕庶人”，有他杀方孝孺的文字： “上怒，命抉其吻，剔其舌，孝孺犹噀血犯御座，磔之”。骂清朝统治者的祖先“女真野人”，将建州女真族总想隐瞒的历史原原本本的写下来。这些都为《明实录》或《明史》所不敢言，而是书秉笔直陈，表现了作者的胆识和勇气。是书依据列朝实录、诸家编年和名人著述、又广求遗闻编纂而成。由于崇祯朝无实录可鉴、作者即利用当时的邸报及地方志等材料详细编写了这朝史事； 为保留明代末期和清代初期的信史作出了特有的贡献。也为当时宫廷生活和制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是书取材广泛，但择善而从，对每一条史料的引用，均经过仔细考订。加上书成后，终清之世未能刊出，因而反免遭清统治者的禁毁和删改，得以全貌以抄本流传，使史家更注重其价值。1958年，中华书局将其排印出版，是书才得以刻本形式为世人所用。

国榷

书名。明末清初谈迁撰。一百零四卷。编年体明史。成书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所叙自元天历元年(1328年)至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取材多据实录，兼采众史，崇祯后史事多据邸报、档册、方志，遍访前朝旧吏遗民，内容甚充实，史料价值较高，可补明清史书之缺，但文字叙述失于简略。至清仅有抄本，1958年中华书局首刊整理重编本。

国榷

一百卷。明末谈迁(1594—1657)撰。迁原名训，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署“江左遗民”，浙江海宁人。明诸生，终身未仕。史学家，性喜博综，致力于子史百家之言及诸子历代掌故，立志编撰明史。除《国榷》外，尚著有《枣林杂俎》、《枣林外索》、《枣林集·诗集》、《北游录》、《西游录》、《海昌外志》、《史论》等。该书以 《明实录》为本，参阅有关明代史书一百余种，历时三十五年，于顺治十三年 (1656) 完成。记事起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终于南明弘光元年(1664)。凡四百二十八万余字，其中万历以后七十年，篇幅居全书三分之一。迁撰该书，遍考群籍，广征博采，但并不盲目轻信。对一些史实，总要进行精审考订，从而使材料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凡实录及诸史所记失实之处，均予指明。明亡后，又大量收集明代建州史料、邸报、方志及官吏、遗民之口述等资料，进一步充实和订正。该书对于实录中所隐没及为清统治者所讳言的一些史实，皆直书不讳。其中建州女真由猛哥帖木儿至努尔哈赤间史事原委，可补其他史籍记载之不足。书中还收集了不少农民起义史料。对于时代重要事情的发生，常随事叙列作者与诸家议论，可供参考。惟叙述文字过简，脱稿后未作仔细复审，前后内容失于照应，同一事件先后叙述不一，甚至张冠李戴，画蛇添足，且于灾异祥瑞叙述太繁，是其短处。该书至清无刊本，只有少量抄本流传，未遭窜改。1958年中华书局首刊张宗祥依蒋氏衍劳草堂抄本和四明卢氏抱经楼抄本互相校补后重分的一百零四卷，又卷首四卷，记明文世系、地理、封爵、职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