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贵

是我国古籍《吕氏春秋》(成书于公元前245年前后)中提出的四条劝服性宣传的技巧，即贵公、贵当、贵直、贵信。《吕氏春秋》为战国时秦国国相吕不韦(?—公元前235)组织其宾客写的一部集当时各家之说的书。该书对“四贵”的解释如下：（一）贵公，即传播中要公正。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去其尤（囿）”，去掉片面之见，克服“不察”；其次需要“平其私”，即不能因小利而断章取义；最后需要“察传言”，即对传播的信息认真审辨。（二）贵当，即传播中“不可强求，各由其道”。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因其固然而然”，了解事物本身规律，因人、因事、因势而异；其次需要“制类”，即具体分析，戒“推行”（想当然）和“小察”（孤立地论说）；最后需要“适度”，即恰如其分。（三）贵直，即传播中言其实、明其言，反对“而可之说”，也不要“先言淫辞”，过多的议论不利于直言。（四）贵信，即言而有信，要以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历史事件为戒。《吕氏春秋》的成书目的，是行将一统，欲定天下，其劝服性传播的目的亦然。

四贵

唐末，两枢密两中尉称为四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