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释义 |
四库大辞典︱前言 前言 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可谓浩如烟海。这些典籍是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文字载体，是我们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宝贵遗产，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现在，全世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宝贵价值，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兴起了研究中国文化的热潮。在中国，广大读者对古代典籍的需求日益增多，大批新印古籍和今注今译的古籍在图书市场上长盛不衰便是明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整理中国古代典籍，已经成为广大文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适应这种需要，一些古籍出版机构和社会团体不惜耗费巨资，正在大张旗鼓地组织人力、财力，积极地编纂、出版像《续修四库全书》和《四库存目丛书》这样的大型古籍汇编，这无疑会对研究、整理中国古籍的热潮起推动作用。
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还没有一部能够满足广大文史哲工作者需要的现代化的古籍工具书。人们研究和学习中国古代典籍时常常使用的，乃是二百多年前清代乾隆年间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是当年四库馆臣们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他们每编完一部书，都要写一篇《提要》附在书前。《四库全书》编完后，便把各书的《提要》集中编为一书，并由总纂官纪昀等人对各篇《提要》统一进行加工、润饰，印行于世。由于四库馆臣都是当时最著名的学者，而纪昀等人学识尤为渊博，因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代表了当时最高学术水平。这部书问世后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成为指引广大学者治学门径的重要工具书。但是这部书毕竟产生于二百多年前，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或阶级的局限。众所周知，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借标榜“右文”之名，以消除人民的反清思想，进而维护清王朝的政治统治。《四库全书》完全是按照清代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编纂的，书中贯穿了清代统治者的文化专制主义，处处体现了清代统治者们的政治偏见，把很多有价值的书，特别是明末清初具有反满思想倾向的著作，一律视为“违碍”之作，有的被查禁、销毁，有的则被窜改、删削，使很多有价值的著作毁于一旦。据不完全统计，纂修《四库全书》时被全毁之书有两千四百多种，抽毁之书有四百余种，被烧毁或局部铲毁的书板多达六七万片，被焚烧的书籍总数多达十万部。当时私家藏书因害怕获罪而自动销毁的更是不计其数。所以鲁迅先生曾说：清人编《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四库提要》对那些销毁之书不置一辞。而那些遭受窜改、删削之书则在《提要》里被加上许多诬蔑不实之辞，当然也就很难揭示原书的真实思想内容。即使我们抛开《四库提要》的政治偏见不谈，这部书作为一部工具书也很难满足今天广大读者的需求。因为《四库全书》编纂时，有很多应收而未收的书，如古代的佛教典籍和道教典籍、明代的著述、历代的戏曲、小说作品等，《四库全书》很少收录，《提要》中当然也就很少提及。清代的学术堪称发达，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代，各类著述层见叠出，《四库全书》编成以后，新刊行的著作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四库提要》中著录书和存目书的总和。《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共著录清代四部之书二万零七十一种，而山东大学王绍曾教授主编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在两书基础上又增补了清代著述五万四千八百八十种(见《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280期第7页)，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四库全书》未收之书。可见《四库提要》中收书数量是很有限的。自晚清直至民国初年，很多人都提出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或《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的主张，但因种种原因，都未能实现。本世纪20年代中期，日本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成立。该所利用日本退还我国的部分“庚子赔款”，组织一批学者开始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前后用了十几年时间，共撰成提要稿三万余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经费短缺，该委员会只把提要稿油印了一万零八十篇。日本战败之后，主持这项工作的日本人桥川时雄回国，其余稿本现在保存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1972年，台湾商务印书馆依据保存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其前身为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收藏的油印本重新编排，出版了铅印本《续修四库全书提要》。 此书所收的提要数量大约是原稿的三分之一，由于油印稿错误较多，整理时又无原稿校核，因而舛讹疏漏之处颇多。且此书发行量很有限，大陆的读者很难见到。 1983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古籍组开始整理、修订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遗留的旧稿，准备陆续出版。到1993年，仅出版了该书的经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整理稿较油印稿有很大改进，但其整理工作仅限于对原稿的分类作适当调整，订正原稿的错讹衍漏，基本上保持了半个世纪前原稿的风貌，距当代读者的要求仍有较大的距离。
广大读者普遍呼吁，希望有一部反映现代学术水准，包罗中国古代全部重要文化典籍的大型工具书早日问世。 《四库大辞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酝酿的。
1992年6月，李学勤应邀到吉林大学主持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会。会后由吕文郁陪同走访一家出版社。当这家出版社向李学勤咨询选题时，李学勤建议他们搞一部书目解题性质的古籍大辞典。这家出版社接纳了李学勤的建议，初步商定书名为《正续四库全书解题大辞典》，随后又对这一选题进行了论证和市场调查。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一选题中途搁浅。
1993年初，吉林大学出版社的仲怀民先生得知我们的这一选题后，很感兴趣，经他多方努力，这一选题终于正式列入该社出版计划。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分类，肇始于西汉刘向的《别录》。 尔后刘向之子刘歆摘取《别录》以成《七略》，把中国古籍分为七大类。 东汉的班固又删改刘歆的《七略》而成《汉书·艺文志》，对古籍的分类完全因袭《七略》。西晋的荀勖在《中经新簿》中首创四部分类法，即经、子、史、集四大类。东晋的李充在《晋元帝四部目录》中又对荀勖的分类法略作调整，改变了四部中子、史两集的次序，而以经、史、子、集为四部之序。 自是以后，相沿成习，《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直至《清史稿·艺文志》，均以四部分类法载记历代典籍，于是四部分类法遂成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方法。 隋唐以后的皇家图书馆及秘书省、翰林院等重要典藏图书之所，均按四部分类法将图书分为四库。《唐六典》云：“书有四部，故分为四库。”清代纂修《四库全书》，更加扩大了“四库”的影响。“四库”一词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古籍的代称。因此我们决定将这部大型工具书命名为《四库大辞典》。
本书的编纂程序大体是这样的：先由全书的两位主编提出编纂方案，包括全书的体例设计、辞条细则、书写规范、质量要求、实施办法等，并提供初步辞目、参考书目和各等级、各类型的参考样条，然后组织本书的编委们对编纂方案进行讨论、修订，修订后的编纂方案印发给每一位作者。编委会下设经、史、子、集四个部，每部设主编一人(分别由本书的四位副主编担任)，副主编两人。全部辞条的写作以部为单位进行。各部作者队伍的组建、人员的分工、编纂进度的督促、检查，稿件的修改、审定，均由各部主编负责。全书主编在编纂过程中负责协调各部的进度，抽查各部书稿质量、解决编纂中出现的倾向性问题，与出版社共同协商、落实本书出版的各项事宜等。
现在，《四库大辞典》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在全体编纂者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尽管还有不少遗憾，但我们毕竟为弘扬祖国的传统文化作了一点工作，我们感到非常快慰。本出从制定体例、设计编纂方案到完成初稿，总共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从修改、定稿到发排、校对，又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有许多作者以高度的热情和责任感参加了本书的编纂工作。有的就本书的体例和编纂程序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有的为如何提高本书的质量献计献策，更多的作者则在辞条撰写过程中广征博引，苦心钻研，字斟句酌，精益求精，写出了不少高水平的辞条。很多作者都是在教学和科研任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承担本书编纂任务的，他们焚膏继晷，昼夜苦战，按时完成了撰写任务，其精神令人感动。 各部的主编、副主编在编纂过程中最为辛苦，他们既要负责本部的组织、指挥，部署、检查，又要承担审稿、修改的任务，为本书的编纂倾注了很多心血。 这部大型工具书能在校短的时间内完成编纂任务，是全体作者、组织者团结奋斗，共同努力的结果。
本书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贵州大学图书馆、青海师范大学图书馆、河南大学图书馆、烟台师范学院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四平师范学院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长春图书馆以及很多高校院、系、所图书资料室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这些图书馆、资料室为我们的作者查阅图书资料提供了极大方便，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们是无法完成本书编纂任务的。我们对上述这些单位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谢意。
在本书的编纂面临重重困难的关键时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有如雪中送炭，使我们能够鼓足勇气，战胜困难，把这一工作进行到底。 我们对全国高校古委会的大力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本书的编纂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再加上我们缺少组织大型项目的经验，这部工具书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能令人满意之处，我们诚恳地希望读者们批评指正。李学勤 吕文郁
1995年11月5日 |
☚ 四库大辞典︱凡例 四库大辞典︱前言 ☛
四库大辞典︱前言 前言 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可谓浩如烟海。这些典籍是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文字载体，是我们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宝贵遗产，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现在，全世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宝贵价值，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兴起了研究中国文化的热潮。在中国，广大读者对古代典籍的需求日益增多，大批新印古籍和今注今译的古籍在图书市场上长盛不衰便是明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整理中国古代典籍，已经成为广大文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适应这种需要，一些古籍出版机构和社会团体不惜耗费巨资，正在大张旗鼓地组织人力、财力，积极地编纂、出版像《续修四库全书》和《四库存目丛书》这样的大型古籍汇编，这无疑会对研究、整理中国古籍的热潮起推动作用。
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还没有一部能够满足广大文史哲工作者需要的现代化的古籍工具书。人们研究和学习中国古代典籍时常常使用的，乃是二百多年前清代乾隆年间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是当年四库馆臣们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他们每编完一部书，都要写一篇《提要》附在书前。《四库全书》编完后，便把各书的《提要》集中编为一书，并由总纂官纪昀等人对各篇《提要》统一进行加工、润饰，印行于世。由于四库馆臣都是当时最著名的学者，而纪昀等人学识尤为渊博，因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代表了当时最高学术水平。这部书问世后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成为指引广大学者治学门径的重要工具书。但是这部书毕竟产生于二百多年前，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或阶级的局限。众所周知，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借标榜“右文”之名，以消除人民的反清思想，进而维护清王朝的政治统治。《四库全书》完全是按照清代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编纂的，书中贯穿了清代统治者的文化专制主义，处处体现了清代统治者们的政治偏见，把很多有价值的书，特别是明末清初具有反满思想倾向的著作，一律视为“违碍”之作，有的被查禁、销毁，有的则被窜改、删削，使很多有价值的著作毁于一旦。据不完全统计，纂修《四库全书》时被全毁之书有两千四百多种，抽毁之书有四百余种，被烧毁或局部铲毁的书板多达六七万片，被焚烧的书籍总数多达十万部。当时私家藏书因害怕获罪而自动销毁的更是不计其数。所以鲁迅先生曾说：清人编《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四库提要》对那些销毁之书不置一辞。而那些遭受窜改、删削之书则在《提要》里被加上许多诬蔑不实之辞，当然也就很难揭示原书的真实思想内容。即使我们抛开《四库提要》的政治偏见不谈，这部书作为一部工具书也很难满足今天广大读者的需求。因为《四库全书》编纂时，有很多应收而未收的书，如古代的佛教典籍和道教典籍、明代的著述、历代的戏曲、小说作品等，《四库全书》很少收录，《提要》中当然也就很少提及。清代的学术堪称发达，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代，各类著述层见叠出，《四库全书》编成以后，新刊行的著作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四库提要》中著录书和存目书的总和。《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共著录清代四部之书二万零七十一种，而山东大学王绍曾教授主编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在两书基础上又增补了清代著述五万四千八百八十种(见《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280期第7页)，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四库全书》未收之书。可见《四库提要》中收书数量是很有限的。自晚清直至民国初年，很多人都提出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或《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的主张，但因种种原因，都未能实现。本世纪20年代中期，日本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成立。该所利用日本退还我国的部分“庚子赔款”，组织一批学者开始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前后用了十几年时间，共撰成提要稿三万余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经费短缺，该委员会只把提要稿油印了一万零八十篇。日本战败之后，主持这项工作的日本人桥川时雄回国，其余稿本现在保存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1972年，台湾商务印书馆依据保存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其前身为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收藏的油印本重新编排，出版了铅印本《续修四库全书提要》。 此书所收的提要数量大约是原稿的三分之一，由于油印稿错误较多，整理时又无原稿校核，因而舛讹疏漏之处颇多。且此书发行量很有限，大陆的读者很难见到。 1983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古籍组开始整理、修订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遗留的旧稿，准备陆续出版。到1993年，仅出版了该书的经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整理稿较油印稿有很大改进，但其整理工作仅限于对原稿的分类作适当调整，订正原稿的错讹衍漏，基本上保持了半个世纪前原稿的风貌，距当代读者的要求仍有较大的距离。
广大读者普遍呼吁，希望有一部反映现代学术水准，包罗中国古代全部重要文化典籍的大型工具书早日问世。 《四库大辞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酝酿的。
1992年6月，李学勤应邀到吉林大学主持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会。会后由吕文郁陪同走访一家出版社。当这家出版社向李学勤咨询选题时，李学勤建议他们搞一部书目解题性质的古籍大辞典。这家出版社接纳了李学勤的建议，初步商定书名为《正续四库全书解题大辞典》，随后又对这一选题进行了论证和市场调查。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一选题中途搁浅。
1993年初，吉林大学出版社的仲怀民先生得知我们的这一选题后，很感兴趣，经他多方努力，这一选题终于正式列入该社出版计划。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分类，肇始于西汉刘向的《别录》。 尔后刘向之子刘歆摘取《别录》以成《七略》，把中国古籍分为七大类。 东汉的班固又删改刘歆的《七略》而成《汉书·艺文志》，对古籍的分类完全因袭《七略》。西晋的荀勖在《中经新簿》中首创四部分类法，即经、子、史、集四大类。东晋的李充在《晋元帝四部目录》中又对荀勖的分类法略作调整，改变了四部中子、史两集的次序，而以经、史、子、集为四部之序。 自是以后，相沿成习，《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直至《清史稿·艺文志》，均以四部分类法载记历代典籍，于是四部分类法遂成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方法。 隋唐以后的皇家图书馆及秘书省、翰林院等重要典藏图书之所，均按四部分类法将图书分为四库。《唐六典》云：“书有四部，故分为四库。”清代纂修《四库全书》，更加扩大了“四库”的影响。“四库”一词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古籍的代称。因此我们决定将这部大型工具书命名为《四库大辞典》。
本书的编纂程序大体是这样的：先由全书的两位主编提出编纂方案，包括全书的体例设计、辞条细则、书写规范、质量要求、实施办法等，并提供初步辞目、参考书目和各等级、各类型的参考样条，然后组织本书的编委们对编纂方案进行讨论、修订，修订后的编纂方案印发给每一位作者。编委会下设经、史、子、集四个部，每部设主编一人(分别由本书的四位副主编担任)，副主编两人。全部辞条的写作以部为单位进行。各部作者队伍的组建、人员的分工、编纂进度的督促、检查，稿件的修改、审定，均由各部主编负责。全书主编在编纂过程中负责协调各部的进度，抽查各部书稿质量、解决编纂中出现的倾向性问题，与出版社共同协商、落实本书出版的各项事宜等。
现在，《四库大辞典》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在全体编纂者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尽管还有不少遗憾，但我们毕竟为弘扬祖国的传统文化作了一点工作，我们感到非常快慰。本出从制定体例、设计编纂方案到完成初稿，总共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从修改、定稿到发排、校对，又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有许多作者以高度的热情和责任感参加了本书的编纂工作。有的就本书的体例和编纂程序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有的为如何提高本书的质量献计献策，更多的作者则在辞条撰写过程中广征博引，苦心钻研，字斟句酌，精益求精，写出了不少高水平的辞条。很多作者都是在教学和科研任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承担本书编纂任务的，他们焚膏继晷，昼夜苦战，按时完成了撰写任务，其精神令人感动。 各部的主编、副主编在编纂过程中最为辛苦，他们既要负责本部的组织、指挥，部署、检查，又要承担审稿、修改的任务，为本书的编纂倾注了很多心血。 这部大型工具书能在校短的时间内完成编纂任务，是全体作者、组织者团结奋斗，共同努力的结果。
本书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贵州大学图书馆、青海师范大学图书馆、河南大学图书馆、烟台师范学院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四平师范学院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长春图书馆以及很多高校院、系、所图书资料室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这些图书馆、资料室为我们的作者查阅图书资料提供了极大方便，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们是无法完成本书编纂任务的。我们对上述这些单位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谢意。
在本书的编纂面临重重困难的关键时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有如雪中送炭，使我们能够鼓足勇气，战胜困难，把这一工作进行到底。 我们对全国高校古委会的大力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本书的编纂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再加上我们缺少组织大型项目的经验，这部工具书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能令人满意之处，我们诚恳地希望读者们批评指正。李学勤 吕文郁
1995年11月5日 |
☚ 四库大辞典︱前言 四库大辞典︱四库大辞典编纂委员会委员 ☛ 00011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