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词 | 四川省概述 | |||||||||||||||||||||||||||||||||||||||||||||||||||||||||||||||||||||||||||||||||||||||||||||||||||||||||||||||||||||||||||||||||||||||||||||||||||||||||||||||||||||||||||||||||||||||||||||||||||||||||||||||||||||||||||||||||||||||||||||||||||||||||||||||||||||||||||||||||||||||||||||||||||||||||||||||||||||||||||||||||||||||||||||||||||||||||||||||||||||||||||||||||||||||||||||||||||||||||||||||||||||||||||||||||||||||||||||||||||||||||||||||||||||||||||||||||||||||||||||||||||||||||||||||||||||||||||||||||
| 类别 | 中英文字词句释义及详细解析 | |||||||||||||||||||||||||||||||||||||||||||||||||||||||||||||||||||||||||||||||||||||||||||||||||||||||||||||||||||||||||||||||||||||||||||||||||||||||||||||||||||||||||||||||||||||||||||||||||||||||||||||||||||||||||||||||||||||||||||||||||||||||||||||||||||||||||||||||||||||||||||||||||||||||||||||||||||||||||||||||||||||||||||||||||||||||||||||||||||||||||||||||||||||||||||||||||||||||||||||||||||||||||||||||||||||||||||||||||||||||||||||||||||||||||||||||||||||||||||||||||||||||||||||||||||||||||||||||||
| 释义 | 四川省概述要目
地理位置 四川省位于中国西南的腹地，与湖南、湖北、贵州、云南、西藏、青海、甘肃、陕西接壤，是中国唯一周围有八省区毗邻的省份，也是连接西南、西北和华中三大区的天然纽带。省境介于东经97°21′～100°12′、北纬26°03′～34°19′之间，南北宽900余千米，东西长1200余千米，东、西边境时差达51分钟。总面积56.7万平方千米，次于新疆、西藏、内蒙古和青海，居全国第五。四川省居长江中上游，是中国西部各省区出海的重要通道； 往南、北，经铁路和公路，沿北方和南方的古代丝绸之路，是四川连接西部各省区的要道和中国通往西南、西北各邻国和欧洲、南亚具有发展潜力的国际通道。 自然环境和资源 地质构造、地貌和土壤 地质构造 四川省的地质构造和地貌东部与西部截然不同。构造东部属地台区，西部属地槽区； 地貌东部为盆地，西部为山地和高原。二者大致以广元、都江堰市、雅安、康定、冕宁、木里一线为界。该线本身就是一条深大断裂带，北段为龙门山断裂带，南段为金河、箐河断裂带。 四川省东西部具有不同的构造体系。东部是较为稳定的地台区，是巨大的菱形构造盆地核心，其结晶基底大致以华蓥山深断裂为界。以西为花岗岩类基底，具刚性特征，埋深3000米～6000米； 以东为浅变质岩系，呈相对塑性，埋深6000米～9000米。基底以上的盖层由未变质的震旦系至第四系的碳酸岩、碎屑岩组成，而盆地的上部普遍为侏罗系、白垩系红色砂岩、泥岩层所覆盖，故有 “红色盆地” 之称。四川盆地的新构造运动，以大面积间歇性上升为主。盆地中部，龙泉山大断裂与华蓥山之间，是比较稳定的东部地台区中历次构造变动的稳定中心，而盆地内和盆周山地各地质时期形成的大断裂却是新构造运动最活跃的地带。盆地四周山地继承古构造发展，普遍表现为强烈上升，尤以龙门山断裂带上升活动最为显著。盆地内部总的趋势是以上升作用为主，但与盆周山地比较，则表现为相对沉降。盆地内东部上升速度较中部、西部为快，北部上升较南部为强。成都断陷是四川盆地内表现最明显的相对沉降区，沉积了厚达300米左右的第四系砂砾层。东部地台区的西南缘有一条近南北走向的构造岩浆带，是从地台向地槽过渡的康滇地轴，北部在四川省境内，南部在云南省，从四川的丹巴以南，经康定，沿大渡河、安宁河，经石棉、西昌、攀枝花进人云南，南北伸延500多千米，东西宽几十至一百多千米。该区新构造运动活跃，为沿断裂带差异性的、中等幅度的上升区。这个地带具有一系列平行展布的南北向深大断裂和线状褶皱，在地貌上形成一系列南北向的山脉和河流。 西部是活跃的地槽区，是西藏地槽区的一部分。从震旦纪或寒武、奥陶纪开始，已发生巨型拗陷，进入地槽发育阶段。在整个古生代期间，沉积了最厚可达七八千至一二万米的碎屑岩和碳酸盐岩，其间局部为火山岩。这套沉积以二叠系较为普遍，三叠纪末，印支运动使地槽普遍回返，隆起成陆，结束沉积并受到侵蚀。地槽区由一系列复背斜和复向斜构成，它们组合成一系列的弧形、反S形和南北向的构造带。构造走向在甘孜、康定一线以北多北西向，以南多为南北向，平武、茂县一带为北东向。这些褶皱的形成是多期的，复背斜的形成时间较早。该区褶皱最后定型于三叠纪末。南部地区的新构造运动，表现为大面积大幅度整体抬升，形成了巨大的高原，并沿断裂发生差异性运动。高原上的主要河流都沿断裂发育，如金沙江、雅砻江、鲜水河等，河流的流向与断裂的走向一致，上游呈北西一南东向，下游转为北一南向。断裂带上的陷落部分往往形成宽谷和盆地。如雅砻江上游的竹庆盆地、绒坝岔到甘孜的宽谷，鲜水河从侏倭经炉霍到道孚的宽谷，理塘河上游的毛垭坝、理塘坝、藏坝等宽谷。这些盆地与宽谷的边缘，都有非常明显的断层崖。 这样的构造特点，决定了四川省的地震活动具有东强西弱的显著差异。M≥6级的强烈破坏性地震全部都发生在东经104°以西 （包括龙门山） 高山高原的强烈活动性断裂上，东部的四川盆地内没有M≥6级的地震，5.5级的地震也很少。四川西部的强震具有沿活动性断裂分布的特点，所有6级以上的地震都发生在活动断裂带上。根据地震的活动性，可划出鲜水河、龙门山、安宁河、理塘和马边5个地震带。如M≥7级强震，鲜水河地震带已发生过5次，龙门山地震带发生过4次，安宁河地震带发生过2次，理塘地震带发生过1次。 地貌 四川地跨四川盆地、青藏高原、横断山区、云贵高原和秦巴山地五大地貌单元，地貌类型复杂多样，以多山和多高原为特色。地形大势，西高东低，东部为盆地，西南部为山地，西部为高原。东部四川盆地海拔一般250米～750米，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由岷江等河流冲积物堆积而成，面积约8000平方千米，是四川最大的平原，也是构成川西平原的主体部分。地势平缓，土壤肥沃，利于发展自流灌溉，垦殖历史悠久，至今仍是中国和四川重要的粮油基地。盆地中部为方山丘陵，占盆地总面积62%，主要由紫红色砂页岩组成。岩性疏松，其风化物富含磷钾，自然肥力较高，宜于种植多种农作物和经济林木。盆地东部有一系列东北—西南走向的低山丘陵，山丘和宽谷相间并行排列，称为川东平行岭谷区，也是四川的重要农业区。华蓥山主峰海拔1800米，为盆地的最高点。盆地周围为海拔1000米～2500米的群山环绕，盆地西南缘的峨眉山主峰海拔3099米，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之一。西部的川西高原，属青藏高原东南翼，海拔4000米～4900米，由北向南倾斜。高原西北部仍保持高原面积，南部夷平面已被强烈切割成高山深谷相间排列的山地景观，愈往南河流下切愈强烈，在高原南部形成岭谷相差达2000米～3000米的深切河谷。南北走向、相间排列的金沙江、沙鲁里山、雅砻江、大雪山、大渡河、邛崃山、岷江、岷山等构成了川西高原的主体，即横断山脉的主体。深切河谷落差大，多跌水，蕴藏着丰富的水能资源。高原面下的断陷盆地和宽谷，海拔稍低，地势较平，成为川西种植业和县城分布地段。大雪山的主峰贡嘎山海拔7556米，为四川省的最高峰。 表1 四川省主要地貌类型
土壤 四川省土壤类型复杂多样，水平、垂直地带性分异明显。由于地理环境和成土因素的地区差异大，土壤分布也有显著的区域性。 各类土壤类型中，面积最大的是紫色土，其次是高山草甸土、水稻土、黄壤、亚高山草甸土、暗棕壤、黄棕壤、棕壤和石灰土，褐色土、沼泽土、寒冻土也有分布。具有从南亚热带到寒带的各类土壤，是中国土壤类型较多的省区。东部盆地广泛分布各种水稻土和紫色土，是四川省农业生产的基础； 西部高山峡谷区和盆周山地发育的是各种山地森林土壤，是四川森林的主要分布区； 而川西原林线以上是高山草甸土的分布区，是四川省的牧业基地。 气候水文 四川气候类型多，水平和垂直方向空间差异大，是全国最复杂的省区之一。降水量的分布是东南多而西北少，迎风坡多而背风坡少。大部地区年降水量800毫米～1200毫米，龙门山一夹金山迎风的东坡年降水量1300毫米～1800毫米，是中国的多雨区，而背风的西坡年降水量只有700毫米左右。气温的分布规律是南高北低，东高西低，但是年日照时数的分布却是东少西多。东部四川盆地全年日照时数仅1000小时～1400小时，是全国著名的少日照地区之一，该区受太平洋暖湿气流的影响，属温暖湿润的东南季风气候。川西南山地为干、湿季分明的西南季风气候，川西高山峡谷区为垂直分异的山地气候，川西北高原为长冬无夏的高原气候。 四川盆地是中国亚热带气候的主要分布地区。1月平均温度5℃～8℃,7月平均温度25℃～29 ℃，年均温15℃～19℃,≥10℃的年积温5000℃～6000℃，无霜期280天～300天，与中国同纬度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比较，具有突出的冬暖春早特点，1月平均温度一般都高出3℃以上，极端最低气温一般高出10℃以上 (见表2)。 表2 四川盆地冬温与长江中下游比较
川西南山地冬半年在南支西风急流的控制下，晴朗少雨； 夏半年在暖湿的西南季风影响下，降水集中。一般6月～10月为雨季，而从1 1月开始到第二年5月底或6月初，持续7个多月的是干季。金沙江河谷地区全年长夏无冬，如攀枝花1月均温12.0℃，年均温20.3℃,≥10℃的积温7500℃，已属南亚热带气候。川西山地的高山峡谷区，虽然冬、夏两个半年仍分别受西风急流和东南与西南季风的影响，仍有干、湿季之分，但由于山地的阻碍，季风影响已大为减弱，而垂直气候分异却格外明显 (见表3)。 表3 川西山地沿北纬30℃的城镇海拔与气温
川西北高原大部地区长冬无夏，春、秋相连，降水量少而集中，日照强，昼夜温差大，多风且多大风。甘孜石渠年平均气温-1.6℃,1月均温-12.5℃，极端最低气温-35.0℃，被称为四川的“寒极”。 在地质构造和地貌的控制下，四川的东部和西部水系展布各异。东部嘉陵江、沱江、岷江、乌江等均由盆地四周的山地向盆地底部汇集入长江，山河多呈斜交，但北岸支流多而长，南岸支流少而短，构成极不对称的向心状水系。西部的河流大都走向南北，山河平行排列，如自西向东的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安宁河等，构成典型的平行状水系。嘉陵江及其支流涪江、渠江为树枝状水系，岷江在成都平原为纺锤状水系，川东平行岭谷呈格状水系。 四川全省流域面积100平方千米以上的河流1419条，其中500平方千米以上的河流345条，1000平方千米以上的河流22条。除西北的白河、黑河由南向北注入黄河外，均属长江水系。黄河流域面积1.68万平方千米，占全省总面积3%，长江流域面积占全省总面积97%，占长江流域总面积28%。长江在宜宾以上称金沙江，在四川境内长1580千米，流经川西高原山地之间，至宜宾与岷江汇合后始称长江。宜宾以下流经四川的长江河段又称川江，长1033千米，绕盆地南缘东流，横切巫山而形成著名的长江三峡。 四川省天然湖泊不多，面积也不大，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以泸沽湖最大，湖泊面积51.8平方千米，次为邛海，面积31平方千米，均为构造断裂湖。由强烈地震引起的堰塞湖，最有名的有1933年8月25日叠溪发生7.5级地震形成的大、小海子 (面积364平方千米)，雷波的马湖 (湖泊面积7平方千米)，黔江的小南海 (湖泊面积2平方千米)。沼泽主要分布在川西高原，总面积约2600平方千米。现代冰川也主要分布在川西高原，估计冰川约200余条，总面积572.1平方千米。 自然资源 土地资源 四川土地总面积5670万公顷，约占全国5.9%，居全国第五位。据1995年资料统计： 耕地、林地、牧草地、园地、交通用地、工矿及城乡居民点建设用地、水域、未利用地分别占总面积的10.9%、33.9%、31.4%、0.7%、1.1%、2.2%、2.8%、17.0%。四川土地资源总量大，人均面积小，人均耕地仅0.06公顷。 东部盆地区为宜农地主要分布区，是中国最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之一； 在丘陵山地区，以宜林地为主，经济林木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 西南山区垂直结构明显，河谷、盆地和低山丘陵分布的是宜农地，热量条件优越，为四川省第二个商品粮基地，发展经济林木的潜力也很大，中、高山分布的是宜林、宜牧地； 川西高原区是四川宜牧地的主要分布区，垂直带结构复杂，河谷和谷坡地带也有宜农、宜林地分布。 水资源 四川省气候温和，降雨丰沛，水资源丰富。水资源以河川径流资源最为丰富，达3131亿立方米，冰川210亿立方米，人工水体 （水库）37.5亿立方米，湖泊沼泽25亿立方米，合计3403.5亿立方米。四川的河川径流资源加上从上游外省区流入的径流量1377亿立方米，共4508亿立方米，约占全国河川径流总量的17%，是中国河川径流资源最丰富的省区之一。地下水资源也相当丰富，天然储量约710亿立方米，其中盆地区125亿立方米，盆周山地204亿立方米，川西南山地123亿立方米，川西高原258亿立方米。四川盆地地下水储量以成都平原和盆周山地最丰富，盆地中部红层丘陵最贫乏。 能源资源 四川省已探明可开发的能源储量折含标准煤500亿吨。 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1.5亿千瓦，占全国总蕴藏量的22.2%，次于西藏，居全国第二位。可开发量9168万千瓦，占全国的24.2%，居第一位。装机在25万千瓦以上的大型水电站可建63座，装机容量7160万千瓦，年发电量4051.5亿千瓦时，分别占全省可开发容量和电量的78.1%和78.7%; 装机在2.5万千瓦～25万千瓦的中型水电站可装机1490万千瓦，年发电851亿千瓦时，分别占16.2%和16.5%。开发利用不到6%，潜力巨大。 四川的天然气理论储量7万亿立方米～8万亿立方米，到1995年底探明储量达4700亿立方米。总量大，但富集程度较低，以中小型气田为主。 四川煤炭资源累计探明储量110亿吨，保有储量约100亿吨，仅占全国1%。资源比较贫乏，煤层储存条件和煤质都较差，但又开发过度。 生物质能源每年有薪柴1395.22万吨，秸秆5570.71万吨，人畜粪便3827.42万吨，在四川农村生活用能中占80%，主要是直接燃烧，效率很低。由于秸秆还田较少，给农业生态造成了负面影响。四川沼气发展较好，年产沼气5亿立方米，仅占可开发量的5.5%，发展潜力很大。 太阳能、风能和地热能资源都有一定规模，太阳能可供开发量每年约74.3万吨标准煤，风能4.5万吨标准煤，地热能6.9万吨标准煤。这些能源的开发还处于试点阶段。 矿产资源 四川是中国矿产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已发现矿藏123种，探明储量82种，储量居全国前三位的有28种。其中钒、钛储量居世界首位，天然气的储量和产量居全国第一，锂、银、硫铁矿、熔炼水晶、光学萤石、钙硭硝、碘、水泥配料等储量居全国第一，铁、溶剂石灰岩、镉、溴、石棉、岩盐、白云母、水泥石灰岩、玻璃用白云石、石榴子石等储量居全国第二位。已探明的矿产资源的特征是： 共生矿多，单一矿种少； 资源分布相对集中，为建设各具特色的矿产基地提供了有利条件； 不足之处是大多数矿产为贫矿，富矿较少。四川经济发展是以资源开发为动力，矿产资源对经济发展作用很大。 生物资源 四川自然环境多种多样，为种类繁多的动、植物提供了繁殖和生存的条件。 四川有脊椎动物1238种，其中兽类225种，鸟类615种，鱼类232种，两栖类89种，爬行类77种。有155种全国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占全国的38.2%。其中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有大熊猫、川金丝猴、黔金丝猴、华南虎、白唇鹿、四川梅花鹿等33种，二级保护动物有小熊猫、猕猴、穿山甲、大灵猫、小灵猫等122种，分别占全国的34.3%和40.1%。此外，属国家重点保护的水生动物有中华鲟、长江鲟、白鲟、胭脂鱼等8种。 四川有高等植物近万种(见表4)，其中蕨类植物708种，仅次于云南居全国第二位；裸子植物88种，居全国第一位； 被子植物8453种，居全国第二位。此外，还有800余种高等真菌和种类繁多的苔藓地衣类植物。四川有国家珍稀濒危保护植物82种，其中属一级保护的有银杉、桫椤、珙桐、水杉、秃杉等5种，属二级保护的有荷叶铁线蕨、伯乐树等36种，三级保护的有长色冷杉、樟叶槭等41种，分别占全国各级保护种数的62.5%、23.9%和19%。 四川森林面积1153万公顷，占全国森林面积的8.96%; 森林覆盖率20.3%。四川天然草地分布广，面积大，是全国五大牧区之一。四川草地面积1633万公顷，可利用草地1423万公顷； 草山草坡面积661万公顷，可利用面积546万公顷，位于新疆、西藏、内蒙古和青海之后，居全国第五位。四川草地资源在分布和利用开发方面具有以下特点： 天然草地分布连片集中，草地类型多样，可以满足不同类牧畜的需要； 天然草地生产力强，载畜力高； 受气候条件限制，牧草生长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冬春饲草饲料不足。 表4 四川省维管束植物与全国对比 单位： 种
四川珍稀、特有植物动物种类丰富。自1963年以来，已建立29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201万公顷，主要保护区有以保护大熊猫、金丝猴、牛羚及自然生态为主的卧龙、王朗、唐家河、马边大风顶、美姑大风顶、九寨沟、黄龙、蜂桶寨、小寨子沟、白河、喇叭河自然保护区，以保护梅花鹿为主的铁布自然保护区，以保护银杉等珍贵树种及自然生态系统为主的金佛山自然保护区，以保护亚热带针阔叶常绿林及自然景观为主的缙云山自然保护区，以保护苏铁树为主的攀枝花苏铁林自然保护区。其中，卧龙自然保护区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参加了联合国国际生物圈保护网，是世界上第一个大熊猫研究中心。 气候资源 四川地处中纬度地带，大部分地区热量条件丰富。四川盆地属中亚热带及北亚热带，盆地南部河谷有南亚热带飞地存在。全年温暖湿润，水热资源丰富，全年为农耕期，但是光能资源却比较贫乏，川西南山地气候垂直带清晰，其中南部谷地热量资源和光能资源都十分丰富，可发展南亚热带经济作物和林木，但冬春连旱期长，水热矛盾突出；山地热量资源锐减，但是降水增多，宜于林牧业。东部盆地及川西南山地河谷地区，≥10℃以上的活动积温5000℃～6000℃，无霜期280天～320天，可满足农作物一年二熟至三熟的需要。5月～10月，各地降水量占全年的80%～90%，雨、热同季，有利于农业生产。川西高原光照资源丰富，全年太阳总辐射量大部地区达5000兆焦尔/平方米～6800兆焦尔/平方米，属中国的光能丰富区，但由于热量资源贫乏，生长季短，作物对光能的利用率不高。降水量少，且冬春连旱，水、热同期的温湿期短促，成为限制农业发展的因素。高原北部热量资源贫乏，属纯牧区； 高原南部热量资源稍好，属牧、林为主，辅以部分种植业区。 人口 四川自然条件优越，李冰治水后农业发展很快，物产日益丰富，为人口的大量增加提供了物质条件。四川的古代社会，由于地理条件特殊，是一个封闭的地区，受境外战乱的影响较小，有利于人口的发展。但是，当境内长期战乱造成人口大量耗损之后，省外人口受四川优越的自然条件吸引，便出现移民 “填川” 的情况，人口恢复增长。所以，四川人口规模在全国具有重要意义。 古代四川人口增长缓慢。《汉书·地理志》载，汉元始二年 (公元2年) 四川 (除今甘孜、阿坝和凉山东部外) 全省共765048户、3524217人，户平均4.6人； 占当年全国人口的6.1%，人口规模名列各州的第九位。这是最早的有史籍可查的四川人口数。至宋嘉定十六年 (1223年)，《文献通考》 卷11载全川6141343人，占当年南宋总人口的21.7%，创人口空前记录。此后，直至清康熙初年，人口均未超过1000万。形成人口增长缓慢的原因，除受到社会经济的制约外，四川自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后，由于境内的战争破坏，出现三次人口数量大幅度下降过程也是重要因素。东汉末至东晋末的200余年，全国长期战乱，四川地区由于各种势力的反复争夺，战乱不息，人口锐减。南宋末年，社会动荡，元蒙军入蜀，纵兵长期掳掠，四川空前残破。元至元十九年 (1282年)，全川共12万户(《元史·世祖本纪》)，按户平均5人计也仅有60万人。明崇祯十七年 (1644年) 至康熙十九年 (1680年) 的37年间，四川境内发生长期的大规模混战，人口耗损十分严重，仅残存50万人左右，是四川人口史上的最低谷。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人口与赋役紧密相连，民众常常隐匿户口以逃避赋役，加之因种种原因造成的人民流离失所，所以当时记载的户口数仅是政府掌握的向国家纳税服役的人口数，不是当时实际的户口数量，这些人口记录一般都比实际的人口数少。 清代前期，中国人口增长迅猛。顺治八年 (1651年) 到乾隆六年 (1741年) 的90年间，中国人口的年均增长率0.69%左右； 康熙六十年 (1721年) 到嘉庆十六年 (1811年)的90年间，年均增长率达到1.17%。乾隆十四年 (1749年) 至嘉庆二十四年 (1819年)的70年间，四川人口由250余万增加到2560余万，年均增长率高达3.4%，创地区的长期高速增长记录。至道光三十年 (1850年)，四川人口超过江苏，一跃而成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此后一直保持领先地位。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打击了豪绅和地主，战后自耕农增多，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为人口增长打下了物质基础，也出现了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 清初实行促进农业生产、减轻人民负担、有利人口增长的政策； 水稻的推广，玉米、洋芋、红苕等旱地高产农业新品种的广泛种植，使农业不仅可以养活更多的农村人口，也能提供更多的商品粮； 商品经济和商业城市的扩大，商业、运输业和工矿业的发展，在一定时期内为增加的人口提供了广泛的谋生机会； 社会的进步，人口寿命延长，使死亡率有所降低。上述因素，促使全国人口猛增。除全国共同的因素之外，“湖广填四川” 的大量移民，人口的机械变动，也是四川人口迅猛增长的重要原因。雍正年间，推行 “摊丁人亩”的政策，取消按丁征收赋役的制度。乾隆六年 (1741年)，实行保甲门牌编审，户口统计和上报的口径为 “大小男妇”，这在理论上为当时的人口实际数量。此后由于废除按丁征派赋役的制度，隐匿户口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必要，政治上还可能带来恶果，加上官吏的多报邀功和工作不负责任，所以这段时期上报的人口和户口数多含有一些水分。 四川近代人口虽然日趋缓慢地自然增长，但人口规模始终处于扩大之势。这一时期人口发展具有如下阶段性特征： 1840年～1911年，清代后期的四川虽然不是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的主战场，但人民的负担日益加重； 人口密度加大，人均耕地和粮食占有量日渐减少，已经失去此前的人口高速度增长的政治、经济条件。但是和同时的南方各省相比，社会仍较稳定，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作用，使四川保持着人口增长的势头。70年间，人口由2600万增加到4344万，年平均增长率0.69%，在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下，增长的速度不低。 1911年～1937年民国前期的20多年间，四川的政局混乱，战争频繁，社会动荡； 过重的地租率和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使人口生活条件恶化。人口密度进一步加大，人均粮食占有量下降。总人口增加到5043.8万人，年平均增长率0.56%。 1937年～1949年民国后期，中国处于社会大动荡和大变革时期，也是政治、军事斗争空前尖锐激烈的时期，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等原因，四川在全国各省区中还是相对安定的。抗战初，大批工厂迁入，加快了工业经济的发展； 工人、教授、学生等的大量涌入，不仅抵消了出征人数，而且大大改善了人口的整体素质。由于国民政府的重视，农业经济有所发展，亩产维持了适度的增长，粮食人均占有量有所回升。但是，抗战胜利后情况日渐改变，农业生产出现萎缩，壮丁入伍和逃匿，影响了农村妇女生育率； 人均耕地1.99亩～2.32亩，人均粮食占有量265市斤～310市斤，但扣除押金、地租、田赋正副额、借征和积谷以及数十种捐税、地方摊派后，四川绝大多数农民的粮食占有量早已低于维持生存和繁衍的最低水平，人口死亡率也随之增高。这一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0.28%，人口规模在5000万上下徘徊。与全省相比，近代四川主要少数民族彝族和藏族的人口状况却有所不同，他们的人口再生产均属减少型，有材料表明康区藏族人口曾经出现60年的出生率下降和负增长，这是奴隶制和农奴制社会形态决定的。 1950年以来，从增长速度的变化看，四川人口的发展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1950年～1957年，全国完成民主改革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出现空前良好的生存条件。人口年平均出生率28.7 ‰，死亡率下降到1957年的12.07‰，年均自然增长率2.68%。总人口由5730万人增加到7081万人，8年间增加人口23.58%，是人口高速增长时期。 1958年～1962年，由于工作的失误和自然灾害，全川人民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人口年平均出生率下降到18.46‰，死亡率上升到34.03‰，人口连年负增长。总人口由7081万人减少为6485.6万人，4年间减少人口8.41%，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人口发展的低谷时期，但少数民族人口状况好于全省水平。 1963年～1975年，人口年平均出生率39.37‰，其中1963年高达50.11‰，死亡率10.38‰，年均增长率2.95%。总人口由6485.6万人增加到9467.2万人，13年间增加人口45.97%。这一时期，除补偿性的生育高峰的影响外，“文化大革命” 的动乱造成人口发展失控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70年代初，政府恢复各级计划生育管理机构，并于1973年将人口计划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人口发展进入崭新时期。此后，四川的人口生产状况因年龄结构和工作关系虽有波动，但总趋势是向现代型的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过渡。少数民族由于照顾性的生育政策，其变化情况稍低于全省水平。在1976年～1982年，人口年平均出生率15.7‰，死亡率7.31‰，自然增长率8.39‰，总人口由9467.2万人增加到10022.1万人，7年间增长5.86%，人口处于缓慢增长状态。到1990年，出生率17.78‰，死亡率7.06‰，自然增长率10.72‰。总人口达到10721.8万人，8年间增加人口6.98%，平均每年增长0.91%。据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四川人口出生率17.08‰，死亡率7.21‰，自然增长率9.87‰; 总人口11281万人，5年间增长5.22%，年平均增长0.97%。 四川人口历来分布不均，东、西部差距很大。当前人口压力大，后备劳动力有余； 文盲、半文盲人口虽下降到12.81%，比例仍然较大； 城镇人口比重由20.17%上升为25.73%，城市化水平逐渐提高。 民族和宗教 民族 四川是多民族的内陆省份。四川各民族源远流长，对祖国的缔造均有卓越贡献。 远古的新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几乎遍及全川。他们所创造出的原始文化既有独特的地方特色，又与西北及中原的原始文化有关，这是四川各民族先民活动的反映。 先秦时期，四川的巴、蜀尚未进入华夏，基本上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巴与蜀既是两个方国，又是民族的称谓。当时巴、蜀两族尚统率众多民族，《华阳国志·巴志》 说其属有“濮、賨、苴、共、奴、儴、夷、蜑”，《华阳国志·蜀志》说其属有 “滇、僚、賨、僰”。此外， 蜀境内还有邛、 笮、 冉、 駹、 青衣等族， 巴境内尚有称为盘瓠种的民族。 巴、 蜀各民族在先秦时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明，广汉三星堆文化和涪陵小田溪巴王室墓葬就是当时高度文明的杰出代表。 秦汉以来，中原人大量进入四川，在历史长河中逐渐与巴、蜀土著融合。但盆地东、西两侧一直是少数民族的传统居住区，这种状况迄今没有多大改变。 现在，四川省除汉族外，还聚居着14个世居的少数民族。据1990年7月1日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有彝族 (1784165人)、藏族 (1087510人)、土家族 (1075891人)、苗族(535923人)、羌族 (196195人)、回族 (108638人)。人口在5万以下、4000以上的民族还有蒙古、傈僳、满、纳西、白、布依、傣、壮等族。此外，还有1949年以后由全国各地迁来的少数民族干部、职工。加上14个世居民族，民族总数达53种之多。 四川少数民族聚居的东西部地区，已建立凉山彝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等3个自治州，以及马边彝族自治县、峨边彝族自治县、木里藏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和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等8个自治县。此外，尚有107个民族乡。全省民族地区面积32.44万平方千米，占全省总面积的57.21%。少数民族人口逾500万人。 四川各少数民族的语言分属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讲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的民族有藏族、彝族、羌族、傈僳族、纳西族和白族，讲壮侗语族语言的民族有壮族、布依族和傣族，讲苗瑶语族语言的民族有苗族。回族讲汉语。四川的蒙古族和满族原讲阿尔泰语系的语言，现已通用汉语。土家族的语言也属汉藏语系，但语支未定。这说明四川各民族在历史上有着长期的共处关系。 四川各民族的来源，总的来说，藏缅语族的各族与古代的氐羌族系有关，壮侗语族的各族与古代的百越族系有关，苗瑶语族的各族与古代的三苗族系有关，他们都是四川的古老居民。其他民族进入四川则较晚，如回族是元代以来，蒙古族和满族主要是在清初才进入四川的。 由于多种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四川各少数民族还停留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一般而言，大、小凉山彝族地区处于奴隶社会，甘孜、阿坝藏族地区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土家族、苗族和羌族等民族地区则处于封建地主制社会，其社会经济反映出人类所经历的几个历史发展阶段。 在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中，各社会等级按照血缘关系、生产资料占有和在生产中的地位，基本划分为奴隶主、一般劳动者和奴隶三个阶级。奴隶主利用无偿劳役、地租以及强制性摊派、高利贷等手段盘剥人民。凉山彝族奴隶社会未形成统一政权，各土司和统治者的家支按照习惯法行使统治权力。在交通沿线和彝汉杂居地区，其社会经济已进入封建制形态。 在甘孜、阿坝两州和木里县的藏区，1949年以前基本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以土司、头人和上层喇嘛为代表的农奴主统治着整个社会，广大农奴则处于社会底层。农奴主世代占有土地、牲畜，并拥有直辖庄园，采用劳役地租、杂役、摊派和高利贷盘剥农奴。四川藏区世俗与宗教的封建统治机构虽各自分立，但又紧密联系，形成一套完整的统治体系。木里藏区则实行 “政教合一” 的统治制度。 在四川的土家族、苗族、羌族等民族地区，1949年以前的形态是封建地主制。但这些地区仍保留一些民族和地域特点，比如土地集中程度较低，乡规民约在社会中作用较大等。 四川的藏、彝、纳西、满、蒙古族有本民族文字。藏文典籍以往以木刻本为主，数量浩大，德格印经 （书） 院闻名于世。彝文典籍多以手抄本形式流行民间。纳西的东巴文被称为象形文字的活化石。 流传于各民族中的民间文学丰富多彩。其内容有传说、故事、格言、谚语、叙事长诗等，语言简练，比喻贴切，或娟秀隽永，或诙谐幽默，富于人民性与浪漫色彩。藏族英雄长诗《格萨尔王传》、彝族史诗 《勒俄特依》 和训世诗 《玛木特依》、土家族史诗 《摆手歌》、羌族叙事长诗 《羌戈大战》 等享有盛誉。 少数民族民歌题材广泛，语言生动，生活气息浓厚。内容有劳动歌、苦歌、颂歌、情歌、仪式歌、酒歌等。彝族的苦歌 《阿罗阿沙》和 《阿姆尼惹》及情歌 《表妹蒙渣》、土家族劳动歌 《薅草锣鼓》、羌族 《割麦歌》等深受群众喜爱。各民族的民间歌曲、乐曲也种类繁多，风格各异。藏族歌曲主要分谐体 （弦子）、鲁体 （山歌） 和卓体 （锅庄），谐体悠扬，鲁体高昂，卓体雄壮。彝族山歌曲调明快，对唱和赛唱曲调婉转。各民族乐器丰富，较特殊的有彝族的口弦、羌族的羌笛、苗族的芦笙、土家族常使用的木叶 （或草叶） 等。 各民族的传统舞蹈是舞坛上一朵奇葩。藏族舞蹈最流行的是锅庄，动作矫健，节奏明快，变化多样。弦子流行于康巴地区，舞者彩袖飘飘，舞姿轻盈，伴以胡琴，韵味深长。彝族舞蹈有锅庄、都火、对脚、披毡舞等，一般节奏舒缓，舞姿含蓄。土家族的摆手舞、苗族的芦笙舞也很驰名。有的民族的巫舞也颇具特色。 藏族戏剧在四川省分为德格藏戏、安多藏戏和嘉戎藏戏等几种流派。川东南土家地区流行的阳戏、土戏与秀山花灯皆各具特色。阳戏演出要戴各色面具，实为一种傩戏。 四川各民族中流行着许多传统体育活动。如藏族的赛马、射箭、格吞和奔牛，彝族的摔跤、斗牛、蹲斗、磨秋、跳火绳，土家族的板凳龙、三板鼓及羌族的推竿等，既是体育活动，又有舞蹈，民族特色十分鲜明。 各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风格各异、技艺精湛的民间工艺美术。藏区喇嘛寺建筑宏伟。寺中的壁画、唐卡画与版画章法严谨，线条明快； 泥塑与石刻造型生动，气象庄严。藏族的金银饰品和佩刀，图案精美，技艺精湛。彝族的木胎漆器，色彩鲜明，质朴大方。土家族织锦 “西兰卡普”、苗族蜡染以及羌族的建筑技术和挑花丝绣均各具特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各族人民步入历史新纪元。尤其是改革开放10余年以来，民族地区的各项事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民族地区建立了民主政权，增强了民族团结，发展了社会生产。1951年～1954年完成了土地改革，1956年～1957年在彝、藏族地区完成了废除奴隶制和农奴制的民主改革。民主改革采取缓和方式，使用赎买办法，减少了改革阻力。此后，国家又对发展民族地区的生产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所采取的基本政策。全省民族聚居区已基本实现民族区域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总人口827万，其中少数民族451万。除自治地方外，尚有6个县（区） 在政策上享受自治县待遇。至1994年，全省自治地方有民族干部7万余人，占民族自治地方干部总数的40%。各民族充分享受使用本民族文字的权利。民族地区已普遍使用双语教学。《羌文拼音方案》 正在试行，《藏汉大辞典》 和 《汉彝词典》 已经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民族地区的经济是单一的封闭式自然经济，基本没有工业，农牧业生产水平很低。目前，这种情况已经有根本改变。1994年，全省民族自治地方工农业总产值146.52亿元，其中工业产值76.22亿元，农业产值70.30亿元。农牧民的纯收入人均555元。粮食总产量328万吨。农村牧区正在健全农技推广、农资供应为主的社会服务体系。民族自治地方已建立中小型厂矿企业400多个，拥有数百种产品。公路交通四通八达，90%的乡通公路。成昆铁路贯穿乐山、凉山和攀枝花的民族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教卫生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得到发扬，文化网络正逐步形成。民族自治地方现有专业艺术表演团体12个，剧场9个，文化馆 （站） 714个，图书馆23个，博物馆5个，电影放映单位1782个，广播电台6座，电视发射及转播台1109座，电视台3座，卫星电视地面站约1000座。民族教育成绩显著，正规教育、寄宿制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协调发展的格局业已形成。三州有中等专业学校30所，高等学校5所。有约占民族自治地方人口65%的17个县和240个乡普及初等教育。民族医疗卫生事业初具规模，一改过去缺医少药的状况。目前，民族自治地方有各类医疗机构近3000个，有医疗卫生人员近3万人，民族自治地方传染病发病率从1952年的200‰降到73‰。人均寿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30岁左右延长到56岁。传统民族医药的继承与发扬取得可喜进展，藏医药、彝医药和蒙古骨伤科医药学的发掘、整理、研究正在深入进行。 宗教 四川是多宗教的省份，有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五种主要宗教，此外，在彝、土家、羌、傈僳、纳西等民族中还保存着原始宗教信仰。四川的各宗教都有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以及广大的信徒。 道教是中国早期封建社会形成的宗教，东汉顺帝时创立。四川是道教的发祥地。沛国丰邑 （今江苏丰县） 人张陵 （即张道陵） 汉明帝时任巴郡江州 （今重庆市） 令，后弃官退隐，先后在北邙山、龙虎山学道，然后转入四川，在今大邑的鹤鸣山，吸取当地氐羌人的巫术创立道派 （五斗米道）。张陵将信徒组织起来，划分24个教区，即 “二十四治”。这些教区主要分布在川西、川北和陕西汉中地区。此后，四川一直是道教的中心，历代出现许多有名的道士，保留着许多著名的道观。 佛教发源于古印度，东汉明帝永平十年 (67年) 传入中国。佛教传入四川的时间缺乏明确的记载。根据近来考古发现，在乐山柿子湾与麻浩的两座崖墓中刻有三幅坐佛像。此两墓的凿造年代在东汉建安至蜀汉末年，据此可以推测其时佛教已传入四川，不过传入的路线究竟是由北方或是南方，尚有不同意见。 四川有伊斯兰教徒居住可上溯到唐末五代时期。当时梓州（今三台） 就有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李氏等留居。元明清时期才有大批回族人迁居四川。回族人信仰伊斯兰教，从此该教传播到四川各地。 明末崇祯年间(1628年～1644年)，意大利天主教教士利类思及助手安文思人川，在成都一带传教。清初康熙年间 (1662年～1722年)，罗马教庭传信部和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先后派人人川传教，将天主教传至四川各地。 基督教传入四川较晚。清同治三年(1864年)，英籍牧师石琢之始入川传教，在巴县建立教堂。此后数年间，英、美基督教各教会相继派人入川，将基督教传播到全川各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受到尊重，宗教活动场所受到保护。原已开放的宫观、寺院、清真寺、天主堂、福音堂均已恢复。还批准了一批宗教活动点。政府多次拨款维修宗教场所，以满足信教群众的需要。对信仰伊斯兰教的信徒，商业部门平价供应牛、羊肉和植物油，回族职工还享受一定的生活补贴。民族和宗教节日受到尊重，有关州县明文规定放假志庆的日期。各宗教团体还建立了宗教学院和学校，以培养宗教教职人员。 目前，全省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五个主要宗教有信教群众600万人，宗教教职人员63262人，宗教活动场所1459处。其中，道教宫观39处，佛教寺院982处 (汉传佛教280处，藏传佛教702处)，清真寺131处，天主堂190处，福音堂117处。全省有县以上宗教团体297个。全省宗教界人士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任职的有1210人，发挥了参政议政作用。 历史 原始社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考古发掘证明，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不独在黄河中下游平原的一地一域，而是呈现出 “满天星斗” 式的多元化特点。在这 “满天星斗” 中，四川地区应该属于最大最亮的一批 “星斗” 之一。 根据古人类学的发现和研究，四川的史前时代发轫于200万年以前，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和地质学年代上的更新世早期。1986年10月，在长江南岸的巫山县庙宇镇龙坪村龙骨坡发现一批包括上内侧门齿和下颌骨在内的古人类骨骼化石，经中国科学院用古地磁方法测定，其地质年代为更新世早期，距今201万年～204万年。人类学家命名为 “巫山人”。 在发现“巫山人”之前，1951年，在长江支流沱江西岸的资阳县 （今资阳市） 黄鳝溪，曾经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头骨化石，具有明显的蒙古利亚人种的特征，古人类学家认为属于新人 （晚期智人） 类型，其绝对年代距今1万年～5万年，并将其命名为“资阳人”。 四川境内迄今已被命名或被提议命名、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有三处： 铜梁旧石器地点，位于铜梁县西北的张二塘村附近，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距今约25150±310年或21450±850年； 鲤鱼桥旧石器地点，在资阳市孙家坝，距今约25100±400年；富林文化，在汉源县富林镇，遗址位于大渡河与流沙河汇合处的第二阶地上，距今约2万年。 上述五处古人类化石及遗址的发现，说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在今四川地区从东到西的广阔地带就有人类生存与活动。 到距今七八千年的时候，四川地区的原始先民先后进入新石器时代。其遗址分布很广，至20世纪90年代，发现已经达200多处，东起长江三峡，西至雅砻江、大渡河，北达广元、阆中，南及西昌、长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广元营盘梁、巫山大溪、广汉三星堆、西昌礼州等遗址。 广元营盘梁遗址位于广元市东北川陕交界区的中子铺附近，其年代距今六七千年前甚至更早，是迄今中国长江流域首次发掘的以细石器为特征的原始文化遗址。 巫山大溪遗址位于夔峡东口大溪与长江交汇处的三级台地上。同类文化遗址在长江中游及其支流的沿岸也有发现。考古学界命名为“大溪文化”。大溪遗址的绝对年代距今5300年～6000年。其早期为母系氏族公社的全盛期，晚期则是父系氏族公社的萌芽阶段。居民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辅以渔猎经济，已经有了产品交换关系。 广汉三星堆遗址分布于广汉市南兴镇的月亮湾、三星堆一带。其第一期文化遗存的绝对年代距今4000年～5000年。发现有原始的木骨泥墙式房屋。居民已进入定居的农业经济阶段。 西昌礼州遗址位于西昌安宁河东岸第三阶地上，相对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居民也是以农耕为主，器物特征与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各地都不相同，属于金沙江流域的一种典型文化。 上述新石器时代的典型文化遗存，具有各不相同的文化面貌，说明居住于四川地区的原始先民，在来源上可能分属于不同的人类群体。他们共同创造了四川地区的人类原始文明，并与黄河流域以及其他地区的原始文明交相辉映，构成中华文明起源的曙光。 传说时期 四川的古史传说，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上古巴、蜀先王世系传说，围绕黄帝系统而展开，包括嫘祖传说、禹生石纽传说等。《世本》、《大戴礼记·帝系》、《史记·五帝本纪》、《蜀王本纪》、《华阳国志》 等文献称巴、蜀先王是黄帝后裔。这一类传说实际说明了上古时代四川与中原文明及其他邻近地域文明相互影响的关系。二是巴、蜀先王活动传说。《尚书》、《蜀王本纪》、《山海经》、《华阳国志》、《后汉书》等都有反映。这一类传说最为丰富、生动和感人，如禹娶涂山、大禹导江、杜宇化鹃、鳖灵治水、廪君化虎等，说明了上古时代居住于四川广大地区的先民们与大自然英勇斗争的历史。在这种斗争中，他们既得以在四川地区生存、繁衍和发展，又创造了灿烂的四川上古文明。这一时期，大约相当于中原的夏、商、周时期。而三星堆青铜文明则可视为他们所创造的灿烂文明的代表。 广汉三星堆遗址在第一期文化遗存之上，分布着长约1000米、宽40余米、高3米～6米的 “土埂”，这是商代早期古蜀人修筑的城墙。在南城墙之外的两个器物坑里，埋藏着数以千计的大型青铜像、青铜器物、黄金制品、玉石器、象牙、海贝和陶器等。它们的时代相当于殷墟一期和殷墟晚期，即盘庚迁殷后的公元前13世纪和商末周初的公元前11世纪。 成都十二桥遗址的发掘也证明，几乎与三星堆文明同时，在今成都城西也拥有规模宏大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 在成都城北羊子山还拥有一座高达10米以上、每边长103.6米的三级四方礼仪土台。此外，在三星堆遗址的不少陶器上、成都十二桥商代地层出土的陶轮上，都刻画着类似文字的符号。这说明，至迟在商代，在成都平原上，四川先民已经进入奴隶制文明时代。前面提到的关于四川的古史传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与三星堆、十二桥等遗址一道，从口碑传说与考古发掘两个方面对这个奴隶制文明时代的存在作出确凿无误的印证，尽管史籍无征。 在商周时期，在成都平原建立的奴隶制政权蜀国可能与古史传说中的 “三代蜀王”——蚕丛、柏灌、鱼凫有关。他们当是地处在岷山与岷江河谷的蜀人部落或部族的首领。在夏商之际，他们从今茂县叠溪一带经都江堰市灌口一带迁徙至成都平原。不少学者认为，广汉三星堆遗址可能就是鱼凫王族建立的早蜀王国的都城。 “三代蜀王”之后，便是杜宇王朝。杜宇是从朱提 （今云南昭通） 进入成都平原的。他同江源 （今崇州市西南） 的女酋长梁利结合，取得当地土著的支持，因而逐渐取代鱼凫王族，改朝换代，成为蜀国的统治者。这时杜宇氏大约将蜀国的都城迁至汶山下的郫邑 (故址在今郫县城北1千米，即民间传说中的杜鹃城)，又在瞿上 （今双流县牧马山一带） 建立陪都。杜宇氏教民务农，致力于发展稻作农耕，是最早开发成都平原的主要功臣，因而深得人心，后世因之将杜宇奉为农神。 杜宇王朝大约相当于中原西周时期，采用中原的王位世袭制和职官制，成为当时西南地区的一个强大国家，其势力范围北达今汉中，南抵今凉山州、宜宾与云南、贵州，西及岷山山地和芦山、天全，东至嘉陵江。 商周时期，在今鄂西地区夷水 （今清江） 流域分布有廪君族的巴国，在汉水中游分布有姬姓的巴国，势力都很强大。其时在今川东地区虽有巴人活动，却是多个分散的部落国家，没有形成一个较大规模的统一的巴国，所以在杜宇王朝时代，巴地便很容易地成为杜宇王朝的势力范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 到蜀王开明氏时，竟会出现 “蜀王据有巴蜀之地” 的局面。 在杜宇氏统治后期，以 “荆人” 身份在蜀国为相的鳖灵因治水有功，得到蜀人拥戴，使杜宇氏 “禅位” 于他，由此建立开明王朝。这时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初，相当于春秋早期。 战国秦汉三国时期 开明王朝建立后，定都于广都樊乡 （今双流县境）。从开明二世卢帝开始，蜀王室致力于开疆拓土，征伐激烈，一度攻至秦国都城雍 （今陕西凤翔东南）。进入战国以后，又与秦国反复争夺南郑 （今陕西汉中东） 地区，终于得手，成为威震西南的一方霸主。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前后，九世开明帝开始仿效华夏礼乐制度而立宗庙，又把都城从广都樊乡迁到今天的成都。 春秋战国之交，活动于夷水流域的廪君巴人开始进入川东地区建立规模较大的巴国，曾先后或同时以江州 （今重庆市渝中区）、垫江 （今合川市）、平都 （今丰都县）、阆中以及枳 （今涪陵市） 为国都和陪都。其君主实行世袭制度。太子称巴王子，省称巴子。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年)，秦国为获取巴蜀地区富足的物质、人力资源，继而东向伐楚与统一天下，遂遣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从石牛道伐蜀，冬十月结束战争，又乘胜攻占巴国的国都江州。 秦统一巴蜀后，先后设巴、蜀、汉中3郡41县。郡设郡守，掌郡治； 设郡尉，辅佐郡守并典武职甲卒。县万户以上设令，不足万户设长，下设丞、尉，辅佐令、长。少数民族较多的县则改称 “道”。巴蜀地区逐步实行秦国的制度、政令，由此开始进入封建社会。 秦昭襄王三十年至秦庄襄王三年(前227年～前247年) 之间，李冰担任秦国蜀郡第二任 （一说为第三任） 太守，以农田水利建设为重点，采取一系列开发蜀地经济的重大措施，如修建都江堰，开凿广都盐井，疏通成都二江 (即检、郫二江，今南河、府河)，使川西平原日渐富饶，为秦始皇尔后统一天下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 秦还将关中地区及关东六国大批怀有异心的旧贵族等陆续迁入蜀地，以加强控制。其结果给地广人稀的蜀地手工业、商业带来了繁荣。如赵国卓氏、山东程郑在临邛等地冶铁铸铜，煮盐经商，大力推广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经营手段。大量移民还使巴蜀 “民始能秦言”。在移民的同时，从张若起的历任巴蜀地郡守、县令，还仿照咸阳建制兴建成都城、郫城、临邛城、江州城、阆中城，设置城防、粮仓以及盐官、铁官、市官等，又修通道路 (如 “五尺道”)。上述措施，促进了巴蜀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飞跃，入汉以后，繁华程度超过关中地区而被誉为 “天府之土”。直至今天，人们还用 “天府” 或 “天府之国”来指代四川。 汉初，封建统治者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并继续向蜀地移民。蜀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但文化事业相对落后。汉景帝 (前156年～前141年在位) 末，文翁出任蜀郡太守，首创官学，将兴办教育列为治蜀首要目标。从此蜀郡学风大盛，可与文化发达的齐鲁地区媲美。文翁兴学的经验传到巴郡和汉中郡，“巴、汉亦立文学”。汉武帝时，更 “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 汉武帝时期(前140年～前87年)，在巴蜀地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开发西南夷，最终将西南的大部分地区归入汉朝版图并设益州以统辖，治成都县 （在今成都市）。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不仅促进了西南各族人民、各地区间的相互交流与共同进步，而且还有利于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西汉末，公孙述占据益州 （今四川地区），自立蜀王，国号 “成家”，建都成都。这是自秦并巴蜀后今四川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封建割据政权。 东汉时四川复归汉有。东汉末又为刘焉、刘璋父子割据(189年～214年)。尔后，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 “汉”，改年号章武，史称 “蜀” 或 “蜀汉” (221年～263年)。蜀汉疆域包括今四川、云南的大部分，贵州全部，陕西汉中和甘肃白龙江流域的一部分。魏、蜀、吴三国鼎立，但蜀国地域最小，国力最弱。蜀汉丞相诸葛亮励精图治，严肃法纪； 广揽人才，“不限其方 ”； 劝督农桑，推行屯田； 平定南中，稳定后方；联吴抗曹，积极北伐，使蜀国社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诚如 《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袁准 《诸葛公论》所说： “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 两晋隋唐时期 诸葛亮死后30年，即后主炎兴元年 (263年) 冬，蜀国被曹魏所灭。不久，司马氏取代魏建立晋朝。 西晋后期，四川爆发震撼全国的流民起义。永兴三年 (306年)，起义领袖之一、巴氐族首领李雄在成都即皇帝位，国号 “大成”，改元晏平。至东晋咸康四年 (338年) 时，李雄侄李寿又改国号为 “汉”。历史上因之合称为 “成汉”。这是秦以后西南地区出现的第一个少数民族封建割据政权，也是 “十六国” 中最早建立的国家之一，历5代、43年。其全盛时疆土东守三峡，南至南中，西尽岷邛，北据汉中，相当于今四川盆地及陕、滇、黔等省部分地区。 东晋永和三年(347年)，桓温征蜀，四川地区重归晋朝版图。自此至隋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杨坚遣第四子杨秀镇蜀，在长达230多年的历史岁月中，四川地区先后历经东晋，前秦，谯纵，南朝的宋、齐、梁，北朝的西魏、北周共8个政权的统治。当时政治动荡，战乱频仍，社会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隋唐时期，四川地区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征伐，社会局面相对比较安定，从而使封建经济进入一个极盛时期。当时四川 (主要指剑南道，后分为东、西两川) 经济和江南经济同为唐王朝财赋的两大支柱。诚如武元衡 《奉酬淮南中书相公见寄序》 中写到： “时号扬、益，俱为重藩，左右皇都。”从安史之乱唐玄宗奔蜀起，唐朝君主在关中不能立足时，多南避入蜀，利用四川财力、物力再作恢复，如唐德宗避朱泚之乱、唐僖宗避黄巢起义。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唐王朝多以重臣、贵戚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剑南节度使等以镇蜀，如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象先，礼部尚书苏颋，宰相杨国忠、杜鸿渐、武元衡等。与此相应，在唐后期，朝廷的宰相也主要从剑南三川节度使及淮南节度使中遴选。据统计，自宪宗元和元年 (806年) 至僖宗乾符六年 (879年)，在担任三川节度使的93人中，先后有40人入朝为相。剑南三川因此被认作是 “宰相回翔之地”。 唐天祐四年(907年) 春，朱温取代唐称帝，建立后梁后，王建、孟知祥便先后凭仗四川财力、人力，建立起前、后蜀政权，分别历时18年、31年，前期都能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发展农桑，肇兴文教，加之没有出现像北方那样的战乱，遂使四川经济继续发展，战略地位更显重要。所以，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即制定出 “先南后北” 的战略方针，将南方各国中经济最为发达的后蜀列为进取的首选目标。《宋朝事实类苑》卷一记宋太祖对太宗言： “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廪虚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广、江南，则国用富饶矣。” 乾德二年 (964年) 十一月，宋军从剑门关及三峡两路入川，于翌年正月灭后蜀，然后将府库财货以舟运车载，径送京师，“号为 ‘日进”’，一直搬运数年才将 “孟氏所储之诸物悉归于内府矣”。 宋元明清时期 宋、元时期是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阶级斗争最为激烈、民族矛盾最为尖锐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在四川先后发生以王小波、李顺起义为代表的多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士兵起义；发生以吴玠、吴璘兄弟为代表的抗金战争和以余玠为代表的抗蒙战争； 发生明玉珍据蜀，建立以重庆为国都的大夏政权的割据事件。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与全国其他地区 （如北方） 相比，四川地区仍然维持一个大体安定的社会局面，加之各族人民长期的辛勤劳动和一些地方官员对发展生产的重视，使得社会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并且超过唐代，成为两宋抵抗金、蒙的一个财力资源与人力资源充裕的战略大后方。但蒙古攻蜀，使四川经历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经济遭到很大破坏，以致在整个元代都没有恢复元气。 宋代，四川的文化、科学技术同江南一样，同为最发达的地区。这一时期，四川出现一批在全国有着重大影响、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理学家，如陈抟、张行成、张栻、魏了翁等。宋代史学尤以四川最为发达，而四川史学则以当代史最具特色，如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王称撰《东都事略》，李攸撰《宋朝事实》，彭叔融撰《太平治迹统类》等。可以说，宋代最重要的史学著作多出或经蜀人之手。诚如刘咸炘 《重修宋史述意》所说： “宋一代之史学实在蜀。” 在文学上，“眉山三苏” 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占据唐宋八大古文学家中的三席，而苏轼在词及书法方面等更是一代宗师。两宋时期，四川的石刻艺术也饮誉全国，尤以大足石刻为代表。宋代，四川的科学技术也走在全国前列。如张思训改革浑天仪； 黄裳绘制 《天文图》、《地理图》； 秦九韶著《数书九章》，发明 “大衍求一术” (欧美学者称为 “中国的剩余定理”)，还把增乘开方法推广成为任意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 唐慎微编 《证类本草》，“使我国本草学从此具备了药物学的规模”； 陈希亮发明 “叠梁拱桥”； 井研县盐工发明用类似冲击顿钻原理开掘深达数十丈的小口井——卓筒井。宋代四川的科学技术在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对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既是四川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 明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发兵攻蜀，平定大夏政权，将四川地区统一到明朝的版图。明代，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其中以正德 (1506年～1521年) 农民大起义和明末张献忠入川最具典型意义。正德农民起义前后延续五六年之久，纵横川南、川北、川东及川中数十府、州、县。起义的参加者，除广大破产农民外，也有很多盐工。这标志着四川手工业工人开始登上阶级斗争的政治舞台。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入川，在四川建立 “大西” 农民政权 (1644年～1646年)，以成都为西京，全盛时领有今四川的大部分。 清代，官制方面的督、抚制逐步规范化。乾隆十三年 (1748年)，规定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驻成都，使行省制更趋完善。清代，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清初的30多年间，四川社会一直处于战乱之中，直至康熙二十年 (1681年) 以后，才算步入一个持续稳定时期。到嘉庆元年 (1796年)，又爆发以四川为中心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历时长达八九年，先后有数十万农民参加。清廷以耗费2亿两军饷、损失1名总督以及提督、副将以下军官400余员的代价，才将起义镇压下来。从此，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开始走下坡路。 宋末元初、元末明初及明末清初，四川在空前的战乱打击下，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封建统治者相应采取的重大对策便是在明初与清初两次推行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历史上称为 “湖广填四川”。两次移民运动的结果，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国性耕地不足的矛盾，又使人口缺乏、田地荒芜的四川获得大批劳动力，使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明嘉靖(1522年～1566年) 以后，特别是清康熙 (1662年～1722年) 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四川社会经济里已孕育并萌生出资本主义的因素，如农业商品化过程的出现 (表现在蚕丝、棉花、麻、烟、茶等经济作物的经营上)，各类手工业生产的扩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工场手工业特别是井盐业里的出现，多层次区域性市场的逐渐形成等。但是，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存在和清王朝政治上的极端专制主义，加之所采取的抑商、闭关和重税政策，致使四川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十分缓慢，其力量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里显得十分弱小。 近现代时期 1840年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但是，与沿海沿江地区相比，四川的资本原始积累仍晚了近半个世纪。19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重庆开埠 (1891年)，外国资本主义打开四川市场大门，四川资本原始积累和与之相应的四川社会近代化过程才算真正开始。而这一过程，则是以对四川自然经济的破坏，以对四川人民，特别是对广大农民、手工业者的掠夺，以对四川地区的中国主权如土地使用权、矿山开采权、铁路修筑权的攫取和四川社会的半殖民地化为代价的。这一方面加深了四川社会的基本矛盾，即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激化了四川人民与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四川各族、各阶层人民由此而担负起反帝反封建，同时又需要发展四川民族资本主义的艰巨的历史任务。 鸦片战争以后，四川历史上发生了许许多多引人注目的大事件： 19世纪60年代初的李、蓝起义与石达开入川，60年代～90年代以两次重庆教案、成都教案，特别是以余栋臣起义为代表的反洋教斗争； 20世纪初以 “反清灭洋” 为口号的义和团起义，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四川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和与此相关的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前的一系列武装起义，20世纪初地方官推行的包括近代教育、近代实业在内的各项 “新政”，川省商会的广泛设立 (至1911年达98个，数量居全国第一) 与联合及资产阶级立宪运动，资产阶级立宪派和革命派领导的四川保路运动与保路同志军大起义……一波又一波的近代历史大潮，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向封建主义压迫与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压迫发起冲击，最后虽然没有使四川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命运，却结束了清朝在四川的专制统治，教育并锻炼了包括近代知识分子在内的各族、各阶层人民。与此同时，四川工人阶级也逐渐形成和走向成熟。 1919年的 “五四”运动在四川促成了以先进知识分子为桥梁的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四川历史也随之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1926年中共重庆地委成立，使这个革命阶段从此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1950年3月人民解放军解放西昌，则将这个革命阶段推向辉煌的最高点。1919年至1950年的31年间，四川社会发生了许多独具特点、对自身发展起着重大作用或关键性作用而又具有全国意义的重大事件，如川陕革命根据地 （时为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的建立和发展，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活动与重庆谈判，四川军阀混战与 “防区制”，蒋介石势力人川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沿海沿江工矿企业及高等学校和文化团体的内迁，西康建省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四川作为大后方，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川输出兵员最多，除先后6个集团军外加2个军、1个独立旅计40余万人出川抗战外，8年间还向正面战场输送302.5万余名壮丁，占全国1/5强，以至当时前线有 “无川不成军” 的说法。8年出川将士累计伤亡、失踪64万余人，占全国1/5。四川负担财政开支最多，8年间约4400亿元 （法币），接近全国总支出的1/3。在出粮方面，仅以1941年～1945年计，国家向四川征获稻谷达82285990市石，占全国38.5%; 与全国征获谷、麦总量比较，占31.6%。1935年～1940年，四川先后修筑川黔、川陕、川湘、川滇4条公路干线，在川境征用民工250万人次。1943年12月至1944年5月，又在新津、彭山、邛崃、广汉修建、扩建4个轰炸机场，在成都、双流、温江、德阳、梁山新建或扩修5个驱逐机场，共动员50个县150余万民工。8年间，四川累计动员民工近500万人次，有力地支持了正面战场作战和盟军行动。1944年6月中旬至年底，美国B29轰炸机群从成都平原各机场起飞，共对日本本土和日本占领地投弹3623吨。抗战中，四川先后接纳和安置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各类机关约57个，各级干部、工作人员约5000人，迁川工矿企业约700家，工人1万多人，迁川高等学校48所，师生2万多人，还有成千上万来川的难民。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华日报》 1945年10月8日特发表一篇题为 《感谢四川人民》 的社论，充分肯定四川是 “这个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称赞四川人民 “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数千年的历史进程表明，四川不仅对祖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对人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对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对近现代国家的统一与进步、繁荣，都做出了无私贡献。四川社会在做出这种贡献的同时。也获得全国慷慨的支援并持续发展自己，终于迎来四川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迎来四川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春天。 行政区划沿革 从历史看，四川的行政区划非常复杂。 战国时期，在今川西平原和川东地区分别存在着两个较大的奴隶制国家，即蜀国和巴国。蜀国主要以成都为都城，巴国主要以江州 （今重庆市渝中区） 为都城。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年)，秦统一巴蜀，初立巴、蜀二郡，后来又从巴、蜀二郡里面分出一部分地方置汉中郡，到秦末已有3郡41县。其中蜀郡一直沿袭到唐代中叶，有1000多年的历史，所以今天的四川省又简称 “蜀”。 汉承秦制。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在全国设十三州 （部） 刺史，以益州统辖巴、蜀、广汉、犍为、牂柯、益州、越嶲、沈黎、汶山、汉中、武都等郡，治今成都市。东汉先后移治绵竹县 （今德阳市东北）、雒县 （今广汉市北）。由于今四川地区属益州部，所以又有 “益州” 的别称传到今天。东汉末置巴西、巴东、涪陵等郡，县已增到70多个。三国时 “蜀汉” 政权以成都为都城，在今四川地区共辖15个郡。 西晋时，四川北部和东部边缘分属梁州七郡、秦州阴平郡、荆州建平郡，其余为益州六郡地。西晋末，四川地区为 “成汉”政权所割据，政区多有改变，增置汉原郡，分汉嘉郡置沈黎郡，改阴平郡属梁州，巴郡、巴东郡属荆州。新置安州，改越嶲郡、平乐郡隶属安州。东晋时期因为战乱关系，北方士族和关陇流民纷纷南下，建置侨郡县，四川地区达24郡，超过100县。南北朝时，今境为南朝宋、齐、梁和北朝西魏、北周所有，州、郡、县建制更改频繁。 隋朝初年以州统县，后改以郡统县，有郡24，县174。唐贞观元年 (627年) 置剑南道。玄宗以后治所设在益州 （今成都市）。至德二年 (757年) 分置剑南东川、剑南西川两节度使。前者治所在梓州 （今三台县），辖12州； 后者治所在成都县 （今成都市），辖1府26州。在此之前所置山南东道与山南西道在今四川省境也各领4州和10州。唐中叶后以剑南西川、剑南东川及山南西道三镇合称 “三川” 或 “剑南三川”，是四川称 “川” 的来历。今川东南地区当时属黔中道，川西南地区在中唐至唐末属南诏。西部山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有羁縻州县。全境县已近300。五代四川为 “前蜀” 和 “后蜀” 所据，政区因循唐制少有改变。 宋太祖平蜀后，先于乾德三年 (965年) 置西川路，治益州 （今成都市）。开宝四年(971年) 又分置峡路 （又称峡西路）。太平兴国六年 (981年) 重并为川峡路，仍治益州。咸平四年 (1001年) 分川峡路为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四路，总称 “川峡四路” 或 “四川路”。这是“四川”得名之始。南宋初即简称 “四川”。淳化五年 (994年) 正月至五月，王小波、李顺起义军还在成都建立过大蜀政权。五代至南宋，今凉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市地区属大理政权。 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合四路置“四川等处行中书省”，简称 “四川行省”。这是“四川省”建省之始。省治成都路成都县。当时，对县大加减并，大体构成现今各县的分布格局。川西高原北部属 “陕西行中书省”，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攀枝花市地区属 “云南行中书省”。1361年～1372年，元末农民起义军首领明玉珍及其子明昇还建立 “大夏”政权，控制四川，建都重庆，对州、县建制略有改变，如复置内江、江油、垫江等县和新置綦江县等。 明洪武九年(1376年) 六月，朱元璋将全国分为13布政使司，习惯上称 “十三行省”，今四川地区仍属四川行省，且省境已达川西高原和川西南地区。先后将湖广行省的遵义府 （今贵州省遵义市） 和云南行省的镇雄、乌蒙、乌撒、东川4个军民府 (约当今云南省东北部及贵州省西北威宁、赫章县地) 划属四川行省，四川省境域大为扩大。又在川西高原的一些地区建置卫所，进行军屯。1644年～1646年，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还建立“大西” 政权，以成都为西京。 清初，分全国为18行省，四川行省辖境向西推至巴塘、理塘。后又对川、滇、黔3省境界进行较大调整，将镇雄、乌蒙、东川3府划归云南省。威宁府 （由乌撒府改）、遵义府划归贵州省。今四川省南部省界便基本确定。清嘉庆年间 (1796年～1820年)，于府、州、厅、县之上设置成绵龙茂道、建昌上南道、川南永宁道、川北道、川东道5道，以道辖该地区的府、州、厅、县。至清末，全省共有7道、15府、9直隶州、4直隶厅，另有13个府辖州、9个府辖厅、6个设治委员、119个县。 1912年，裁废道制，以府、州、厅、县直隶于省。1913年，全省分为川西、上川南、下川南、川北、川东和边东、边关7道。1914年改盆地5道名为西川、建昌、永宁、嘉陵、东川，并废府、州、厅，以县直隶于道。又裁去边东、边西2道，约划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及西藏昌都地区设川边特别区，治康定县，受四川省节制，共辖30县，在今四川省境有17县。 1935年，全省分为成都、重庆2个省辖市及18个行政督察区和西康行政督察区 （原川边特别区）。1939年，以西康行政督察区及四川省第十七、十八行政督察区地置西康省，省会驻康定市 （今县）。将全省除藏军控制的13县外，划分为5行政督察区、33县、2设治区、1实验区。时西康辖境约为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雅安地区、攀枝花市以及西藏昌都地区。同年置自贡市为省辖市； 改重庆市为中央直辖市，1940年定为“陪都”。至此，四川地区有2省、21行政督察区、167县、2省辖市、1中央直辖市。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四方面军1932年12月至1935年4月在四川东北及陕西南部地区建立以通江、南江、巴中三县地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面积约4.2万平方千米，人口500余万 (一说700万)。建立23个县和1个市的苏维埃政权，成为仅次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 1950年1月，将今四川、贵州、云南及西藏划为西南区，在重庆市设立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同时，将四川地区划分为川西、川东、川北、川南4个行署区和重庆市及西康省，隶属大区领导。4个行署区和西康省共辖21个专区、6个市、191个县。 川西行署区，辖温江、眉山、绵阳、茂县4个专区和成都市及38县。行署驻成都市。 川东行署区，辖璧山、大竹、万县、涪陵、酉阳5个专区和北碚市及33县。行署驻北碚市。 川北行署区，辖南充、遂宁、达县、剑阁4个专区和南充市及35县。行署驻南充市。 川南行署区，辖泸州、内江、乐山、宜宾4个专区和泸州市、自贡市及34县。行署驻泸州市。 西康省，辖康定、雅安、西昌、昌都4个专区和雅安市及51县。省府驻雅安市。以康定专区建西康省藏族自治区。 1950年上半年，将重庆市原有19个区 （含北碚区） 并为8个行政区。除五、六、七区属县级外，其余一、二、三、四、八区为地专级。 1952年9月1日，撤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4个行署区，恢复四川省的建制。同年10月，将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改名为区专员公署。分西昌专区建置凉山彝族自治区。 1953年改茂县专区建置四川省藏族自治区。 1954年7月改重庆市为省辖市。11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撤销。 1954年5月将区专员公署改名为专员公署。同年改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州，改凉山彝族自治区为凉山彝族自治州。10月撤销西康省，将金沙江以东所属各专、州、市、县并入四川省，金沙江以西昌都地区划归西藏自治区。11月改四川省藏族自治区为阿坝藏族自治州，改西康省藏族自治州为甘孜藏族自治州。 1965年以攀枝花矿区为中心，建置渡口市。 1968年9月专区改称地区。 1978年撤销西昌地区，所辖8县划归凉山彝族自治州，余2县 (米易、盐边) 划归渡口市。1979年析西昌县城及近郊置县级西昌市，同年增置金口河、华云、白沙3个工农区。 1981年改江津地区为永川地区。1983年撤销温江地区，辖县入成都市； 撤销永川地区，辖县入重庆市。同年析成都市、绵阳地区部分县置德阳市； 升泸州市为地级市，划宜宾地区3县属之； 将涪陵、雅安两县改为县级市； 将秀山、酉阳、黔江、彭水及石柱县改为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及土家族自治县； 将宜宾地区的富顺县划归自贡市。1985年撤销内江、乐山2地区，改置内江、乐山为地级市，分辖原2地区各县； 撤销绵阳地区，分置绵阳、广元、遂宁3个地级市； 撤销华云工农区，设立县级华蓥市； 改金口河工农区为金口河区，属乐山市。1986年撤销西昌县设置西昌市。1987年改渡口市名为攀枝花市，改阿坝藏族自治州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1988年分涪陵地区黔江、石柱、彭水、酉阳、秀山5县置黔江地区； 江油县改置江油市，广汉县改置广汉市，灌县改置都江堰市，峨眉县改置峨眉山市，均为县级。 进入90年代后，一些县、地区陆续改名或改置，并新置地区： 彭县改置彭州市，邛崃县改置邛崃市，崇庆县改置崇州市，江津县改置江津市，合川县改置合川市，永川县改置永川市，什邡县改置什邡市，资阳县改置资阳市，简阳县改置简阳市，阆中县改置阆中市，南川县改置南川市，达县市改名达川市，万源县与白沙工农区合并置万源市，巴中县改置巴中市，均为县级。撤销万县地区、南充地区、涪陵地区，改置地级万县市、南充市、涪陵市。改达县地区为达川地区。分原南充地区华蓥市、广安县、岳池县、武胜县及原达县地区邻水县置广安地区，分原达县地区巴中、平昌、通江、南江4县置巴中地区。改重庆市巴县为重庆市巴南区，泸州市纳溪县为泸州市纳溪区。 至1995年12月31日，四川省共有23个市、地、州，49个市辖区，22个县级市，142个县，8个自治县，193个区公所，4064个乡 (其中民族乡109个),2251个镇，256个街道办事处。23个市、地、州是成都市、重庆市、自贡市、攀枝花市、泸州市、德阳市、绵阳市、广元市、遂宁市、内江市、乐山市、万县市、南充市、涪陵市、黔江地区、宜宾地区、广安地区、达川地区、巴中地区、雅安地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 农业 四川是中国农业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有悠久历史。早在四五千年前蚕桑生产已经有相当规模，古称 “蚕丛之国”，后又称 “蜀国”。《说文解字》说： “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说 “蜀” 字是蚕的象形。春秋战国时期，蜀地以织造精巧的帛闻名于世，远销北方各诸侯国。秦统一中国后，蜀锦更驰名天下。从秦昭襄王后期起，李冰大兴水利，修筑都江堰，广开稻田，使成都平原成沃野千里，后称 “天府之国”。茶叶已开始生产。两晋时普遍使用牛耕和铁制农具，开山坡为梯田，开导湔江，整治都江堰，并且设官管理，成都平原成为全国的重要水稻产区，蜀锦、蜀布闻名遐迩，蜀茶、蜀酒产销兴旺，渔业由捕捞转向养殖，郫县等地开始稻田养鱼，农业迅速发展，粮食充裕。《华阳国志》称： “汉高祖伐楚，萧何发蜀米万舩而给助军粮。” 唐宋时代特别是晚唐，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继续整治都江堰，建立岁修制度，发展龙车提水，兴修小型水利，农业发展较快，稻、麦、麻普遍种植，精耕细作与湖南、湖北齐名，蚕桑、茶叶进一步发展。明代中叶以后，四川大规模整修都江堰，创立 “用水之田，计亩出夫” 的岁修制度，广泛采用畜力、水力提水，实行奖励农商和移民政策，农业进步较大。清代乾隆年间，提倡蓄冬水田，解决丘陵地区缺水栽秧问题，水稻、小麦面积不断扩大，从美洲引进玉米、红苕良种推广到丘陵、山地种植，棉花也在10多个州县种植，甘蔗在沱江、涪江流域迅速发展。内江、资中一带形成蔗糖生产中心； 什邡、新都、郫县成为全国烟叶名产区之一； 经济林木生产日益兴起，茶叶种植遍及全川，桐油、蚕丝绸远销国外； 五粮液、泸州老窖酒自明末即已出名。清朝中叶以后，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势力入侵四川，四川沦为外国倾销洋货和掠夺原料的市场，农业日渐衰退。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战争不断，更使农业遭严重破坏。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对四川农民实行更加残酷的掠夺政策，农业惨遭破坏，生产水平低下。1949年，四川粮食总产量仅1494.5万吨，棉花1.54万吨，油料23.6万吨，糖料56.9万吨，烟叶4.68万吨，蚕茧0.49万吨，茶叶0.46万吨，水果4.5万吨，水产品0.81万吨，生猪出栏305万头，大牲畜存栏555万头，羊存栏260万只。全省工农业总产值43.51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36.2亿元，占83.2%; 在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26.33亿元，林业0.67亿元，畜牧业4.7亿元，其他4.5亿元。当时四川农业生产水平极低，农产品产量少，农业结构极不合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农业随之稳定发展，由于受政策等诸因素影响而大起大落，到1978年以后才持续稳定发展，在全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粮食、油料、生猪、肉类、蚕茧、桐油等农产品产量居全国首位。 1950年～1952年恢复时期，四川相继实行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等重大措施，农业逐步恢复，通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树立了农民优势，为土地改革创造了条件。经过试点，从1951年2月开始，到1952年1月结束，完成了土地改革，实行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使占总人口65.7%的3603万农民分得320.2万公顷耕地，解放了被束缚的生产力。1952年2月全省共建立互助组81.78万个，入组农户541.38万户，占农户总数的42.6%。当年，全省粮食总产品1642.5万吨，比1949年增长9.9%。 1953年～1957年顺利完成 “一化三改造” (互助合作化，改造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颁布 《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十项政策》，农业和粮食生产上了一个新台阶。四川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经过季节性互助组、常年性互助组、互助联组到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农业合作化奠定了基础。1955年秋冬，全省基本实现了初级合作化，初级社发展到17.39万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57.1%。1956年底，全省高级社17.5万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88.3%，基本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粮食总产量2156万吨，比1952年增长31.3%。 1958年～1962年 “二五” 时期，由于政治上不断批判右倾，经济上搞 “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1958年秋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后，“一平二调” 的共产风在农村刮起来，农业受到严重损失，1959年起农业连续三年大幅度减产，到1961年粮食总产量仅1155万吨，比1949年还下降22.7%。后来认真贯彻中央指示，调整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建立集体生产责任制，重新划自留地到户，实行生猪公有私养，恢复集市贸易等政策，压缩基建和工业战线，加强农业战线，组织工业转轨支援农业，调整农业生产结构，1962年农业开始回升，结束了连续三年急剧下降的局面。到1965年，全省总产量2055.5万吨，登上了第一个大台阶，生猪存栏和猪肉产量均超过1957年水平。 1966年～1976年 “文化大革命” 期间，四川从上到下层层夺权，农村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处于瘫痪，农业遭到严重破坏，加之1976年四川严重干旱和强烈地震，农业再次走向低谷，粮、油、猪大幅度减产，人民生活极端困难，不得不从东北等省调进25万多吨粮食应急。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四川逐步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9年全省有半数以上的生产队包产到组，1980年在此基础上包产到户，1982年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基本普及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较好地解决了生产上的 “瞎指挥”、劳动上的 “大呼隆”、分配上的 “大锅饭” 等问题。以后不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提出科技兴农，“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稳粮调结构，增收奔小康” 等，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从四川农村实际出发，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坚持贯彻党在农村的多项政策，特别是农副产品收购政策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同时，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变，资源的合理配置，生产要素的合理组合，从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 耕地 40多年来，由于国家建设占用、水灾和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等原因，全省耕地变化较大。1949年～1957年，耕地量增加，由697.26万公顷增加到767.13万公顷； 以后逐步减少，到1994年减少为621.44万公顷，人平仅有0.84亩。耕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 (只有384万公顷)，人增地减矛盾日益尖锐。实行十分珍惜与合理利用土地、保护耕地、开发非耕地等措施，着重抓好 “吨粮田”、“双千田” (亩产千斤粮、亩收千元钱)，改造中低产田地，改革耕作制度，80年代以来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成效显著。全省冬水田面积由1949年的266.6万公顷减少为1994年的130多万公顷，指数由1949年的151%提高到1995年的207.4%。 水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四川水利建设很差。1949年全省除都江堰大型水利工程灌溉18.67万公顷外，仅有小型水库5个，小型引水渠堰2万多个，有效灌溉面积57.8万公顷，仅占耕地面积的8.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水利得到较大改善。1949年～1995年国家累计投资171亿元，形成固定资产211亿元，拥有各类水利工程74.9万多处，其中水库8200多座 (大型水库4座，中型水库127座，小型水库8107座)，小型渠堰7万多个，大型引水渠3条，中型引水渠90条，山平塘57.9万多处，石河堰2.78万处，机电排灌站3.5万多处，江河堤防2500多千米。到1994年，全省各类水利设施有效蓄引提水能力220.4亿立方米，其中引水工程占41.1%，蓄水工程占38.8%，提水工程占20.1%; 有效灌溉面积289.87万公顷，占耕地面积的45.4%，旱涝保收面积218.3万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370余万公顷，解决1311万多人、1283万多头牲畜饮水困难。 化肥 全省平均每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1957年仅1.8千克，1965年19.3千克，1978年128.5千克，1985年211.5千克，1990年305.7千克，1994年367.4千克 (1978年后的化肥施用量均按折纯量计算)。 农业机械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主要靠人畜力耕作。40多年来，农业机械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发展迅速，形成较雄厚的装备基础和健全的服务体系网络，对发展农业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49年，四川只有联合国救济总署援华的1台美国生产的拖拉机，另有259台轧花机，9台153千瓦提灌机械，基本上没有农机工业。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开始，建立少数地、县农机厂； 70年代初期建立一大批农业机械主机和专业配件生产厂，农业机械迅速发展； 80年代后允许多种所有制经营农业机械，农机装备迅速增加，农机服务水平显著提高。到1994年，全省农业机械总动力1531.4万千瓦，农用大中型拖拉机7659台，农用小型及手扶拖拉机15.73万台，大中型机引农具6600万部，联合收割机368台，农用载重汽车约5.4万辆，机动脱粒机15.32万台，谷物烘干机26台，农业机械化水平显著提高。全省机耕面积75.6万公顷，占耕地面积的12.1%。植保、运输、农产品加工等基本上实现机械化。全省乡 （镇） 以下提灌服务队1.22万个，机耕专业队2400个，机收专业队2700个，机播专业队4300个，植保专业队3400个。全省农机系统经济实力增强，1994年实现总收入105亿元，税利2.75亿元。 四川长期以来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又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改革开放以来，因地制宜制定 “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的方针，农村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种植业内部，粮食作物产值比重由1978年的77.6%下降为1995年的62.7%，经济作物比重由11.2%上升到15.1%。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比重由77.7%下降为54.4%，林牧渔业比重由22.2%提高到45.6%。1995年，全省农村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饮食业等非农产业产值达到840.8亿元，比1978年增长18倍多，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由19.8% 上升到52%。 种植业 四川农业的主体是种植业，种植业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盆地丘陵、盆周山区，以及川西南山地和川西高原的一部分。由于地区间差异明显，全省大体分为三种主产区： 成都平原和盆地丘陵主产区为稻、麦，盆周山区主产玉米、薯类，川西南山地和川西高原主产杂粮。种植业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及其他作物。1949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1057.53万公顷，其中粮食作物面积943.4万公顷，经济作物面积56.13万公顷，其他作物58万公顷，分别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89.2%,5.3%,5.5%。经过40多年的调整，农作物构成发生较明显的变化，到1995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1284万公顷，其中粮食作物993万公顷，经济作物143万公顷，其他作物 (包括蔬菜、青饲料、绿肥、瓜类) 148万公顷，分别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77.3%、11.1%、11.6%。目前，全省由粮、经二元结构向粮、经、饲三元结构趋势发展。 粮食作物包括谷类作物、薯类作物(红苕、马铃薯)、豆类作物等。提高粮食产量过去主要靠扩大耕地面积，进入80年代后靠主攻单产提高总产。四川粮食作物以水稻、小麦、玉米、薯类四大作物为主体。1995年，全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993万公顷，其中水稻300.3万公顷，小麦233.2万公顷，玉米171.6万公顷，薯类199.5万公顷，四大作物占粮食总播种面积91%，占粮食总产量的95.7%。同时，四大作物单产水平也不错，1995年全省粮食每公顷播种面积产量4288千克，其中水稻7345千克，小麦3597千克，玉米3876千克，薯类3396千克。除四大作物外，四川豌豆、胡豆、大豆、绿豆、燕麦、荞麦等各种杂粮均有生产，种植面积和产量多少不一，以豌豆、胡豆较多。 四川经济作物、经济林木多，有的已集中大批量生产，有的零星分散开发，但还没有形成规模效益。四川大宗经济作物有棉花、油菜籽、甘蔗、烟叶、麻类、蚕桑、茶叶、水果、蔬菜等。棉花由于光照、秋雨等原因，过去产量波动较大，80年代集中调整在川中丘陵区20个县种植，面积缩小，单产提高。1957年棉花种植33.5万公顷，产量7万吨，每公顷产210千克； 1980年25.2万公顷，产量9.5万吨，每公顷产375千克； 1992年16.2公顷，产量15.1万吨，每公顷产934千克； 1995年14.1万公顷，产量11.2万吨，每公顷产797千克。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提高价格、推广良种和先进技术等原因，油菜籽生产发展很快，播种面积和产量1949年22.9万公顷、30.99吨，1978年37.1万公顷、44.2万吨，1985年84万公顷、112.8万吨，1991年90.1万公顷、146.5万吨 （最高年）,1995年85.2万公顷、139.1万吨，总产量居全国各省市之冠，每年除省内消费外，还调拨出省菜籽油10万吨以上。1995年全省油料播种面积104.9万公顷，总产量170.2万吨。 甘蔗面积变化不大，40多年来一直在3万公顷～5万公顷之间，产量也在125万吨～264万吨间波动。1952年种植面积3.4万公顷，产量125.9万吨，1985年5.5万公顷、264万吨 （最高年），以后面积、产量逐步下降，1995年3.6万公顷、179.5万吨，主要受单产低、价格低的影响。 烟叶发展很快，区域扩大，面积增大，产量成倍增长。1952年5.3万公顷、4.9万吨，1990年15万公顷、20.7万吨，1995年11.83公顷、15.6万吨。 蚕茧发展也很快。1949年仅0.98万吨，1978年5.2万吨，以后快速发展，到1994年栽桑面积10万公顷以上，产茧21.4万吨，比1978年增长3倍多。1995年20.3万吨，略有下降。 茶叶1978年以前发展缓慢，产量稳定在2万吨左右，以后发展较快，1985年～1994年一直稳定在5万吨～6万吨左右。1995年6.1万吨。 四川水果主要有柑橘、梨子、苹果、柚子和小水果。1950年～1978年发展很慢，从1949年的4.5万吨增加到25.7万吨，以后发展加快，产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1980年产量43.2万吨，1987年104.7万吨。1995年达215.3万吨，其中柑橘140.78万吨，梨20.1万吨，苹果12.6万吨，其他41.9万吨。 为推进种植业不断发展，四川一直狠抓农业技术推广。四川省1950年开始办国营农场，进行农业技术的试验示范，到1952年全省兴办国营农场150多个。1955年大部分地县成立农业技术指导站，有的棉花、蚕茧生产县还设专业技术指导站，多数县辖区建立农业技术指导站，初步形成地、县、区三级农业技术推广体系。1979年，四川省在绵竹县建立第一个融推广、科研、培训为一体的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以后经过逐步建立完善，农业县 (市、区) 都建立了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进人80年代，四川大搞科技兴农，实行农科教统筹，良种、良法、良制配套，农业技术推广发展迅速。其显著特点是： 由单项技术向综合技术推广发展，由单纯农业部门推广转向农、科、教三结合推广，由少数高产样板试验示范向大面积高产高效发展。1994年，全省基本形成以县为中心、乡为纽带、村为基础、专群结合、上下贯通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省、地、县、乡四级已有各类专业技术管理推广机构8800多个，技术人员4.7万多人，还有专、兼职的村农技员5万多人，科技示范户100多万户。80年代以来，广大农技人员推广杂交良种、规范栽培、旱地改制、地膜覆盖、配方施肥、水稻旱育秧、病虫害综合防治等七大实用配套技术，对增产增收卓有成效。以丰收计划为龙头，先进实用技术为内容，开展 “百、千、万” 科技承包活动成效显著，1995年全省各级科技承包指导、示范面积5884万亩。 为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四川一直很重视良种选育和推广。50年代开始建立良种繁育推广网； 70年代逐步形成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着手推行种子生产专业化、品种布局区域化；80年代向加工机械化、质量标准化发展，制定实施 《四川种子管理条例》。60年代开始建立种子推广经营机构，到1994年全省已有农业原种场、良种场167处，果树园艺场47处，种蜂场1处。1981年～1994年，全省选育、审定通过新品种350多个，其中水稻、小麦、玉米、红苕、棉花、油菜六大作物占192个，累计推广面积10.45亿亩，增产粮食150多亿千克； 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小麦、玉米等实现2次～3次品种换代，棉花3次～4次更换，依靠良种增产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达35%。 四川主要农作物优良品种： 水稻有冈优22、汕优22、汕优63、汕优多系1号、K优5，玉米有成单11、成单13、成单14、川单9、鲁单203、雅玉2、稻单13，小麦有川麦22、绵阳15、绵阳19、绵阳25、绵阳26、绵农3、川育12，红苕有南薯88、徐薯18、川薯27、川薯1774，油菜有中油821、川油11、蓉油3、中双821，棉花有川棉56、川棉109、川北2、川杂4，洋芋有川芋56。 林业 四川是全国木材生产的重点省份之一，年产量仅次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福建四省区，居全国第五位。1995年，全省森林面积1153万公顷，活立木蓄积量14.69亿立方米，木材 （含村及村以下和农民） 产量450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20.3%。1950年～1995年累计生产木材1.32亿立方米。 四川从省到县都有林业管理机构。全省国有林场230多个，国有苗圃场270多个，自然保护区29个，还有一些贮木场、科研教育、勘测设计、森林植物园等企、事业单位。全省林业系统共有职工16.2万人，其中从事采伐、木材运输、加工、林化生产等15万人。 1949年～1994年国家对森工企业投资17.39亿元，形成固定资产原值13.3亿元； 修筑林区公路7700千米。1994年，森工企业总产值19.8亿元，木材总产量110万立方米。森工企业多种经营由自给型向商品生产发展，1994年多种经营产值达4.14亿元，占森工企业总产值的20.9%。 四川省50年代就开展大规模的群众造林运动。1979年以来，除继续开展群众性造林外，还陆续上了粮援造林工程项目、世界银行贷款国家造林项目、速生丰产林基地建设、飞机播种造林、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工程 (从1989年开始，先后在100个县展开，共造林33.3万公顷) 等项目。同时，从封山育林、护林防火、防治病虫害等方面加强林业管理。1995年，四川森林火灾损失率0.084‰，连续14年控制在1‰ 以下； 防治病虫、鼠害面积39万公顷，综合防治率78.2%。由于加强了造林和管理，加速了全省造林绿化步伐。1995年，盆中地区116个县 (市、区) 基本实现绿化，盆周山区50个县 (市、区) 全部完成绿化栽植任务。1950年～1995年共造林1100.51万公顷，其中人工造林保存面积366万公顷，森林覆盖率由1949年的19%上升到1995年的20.3%。 畜牧业 四川水草资源丰富，发展畜牧业条件优越，特别是以生猪为主的畜牧业，不仅是四川农村的一大支柱产业，而且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四川的畜牧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950年～1957年，以保护和发展耕畜 （牛） 为重点； 1958年～1979年，以发展养猪和小家禽畜为主； 1979年以后，以生猪为主，牛羊、小家禽畜协调发展，畜牧业由过去的家庭副业逐步形成农村经济中仅次于种植业的一大支柱产业，生产也由半自给、自给向较大规模商品生产发展。1994年，全省畜牧业系统有国有种畜场36处，市、地、县均设有畜牧局，绝大部分乡 （镇） 有畜牧兽医站、配种站或草原站，大部分县 （区） 有疫苗冷库。 畜禽结构 1950年以来，四川省大牲畜稳步发展，生猪和小家禽发展很快，生猪的存栏、出栏均居全国首位。大牲畜主要包括牛、马、驴、骡，以牛为主。1949年全省有大牲畜555万头，1975年～1985年一直保持在800万头～900万头，1986年达1010万头。1995年1189.78万头，其中牛1115.86万头，马61.66万头，驴6.45万头，骡5.81万头。生猪1949年出栏305万头，1978年出栏2155万头，此后年年持续增长，1995年7818.3万头。羊包括山羊和绵羊，1949年末存栏260万只，其中山羊150万只，绵羊110万只；1995年存栏1205.52万只，其中山羊838.06万只，绵羊367.46万只。小家禽畜主要有鸡、鸭、鹅、兔。1994年出栏鸡、鸭、鹅4.03亿只，出栏兔3812.3万只。蜜蜂，1949年产蜜150吨，1995年125万箱，产蜜20868吨。 畜产品基地 为提高畜产品产量、质量和效益，在经营方式上改分散经营向区域化、专业化、规模化发展，逐步发展各类畜牧业基地。1994年，有瘦肉型猪基地113个，水禽基地21个，商品牛 （秸秆氨化） 基地40个，禽蛋基地23个。1995年，新建8个生猪三大体系项目县、25个县级养猪示范场、20个适度规模养猪示范村、10个水禽商品生产基地、6个全国秸秆氨化养牛示范县和40个商品牛示范县。 畜禽良种 本地良种和1949年后育成的主要优良品种： 猪有内江猪、荣昌猪、成华猪、雅南猪，牛有宣汉黄牛、涪陵水牛、麦洼牦牛，奶牛有黑白花奶牛，羊有藏羊、四川铜羊、南江黄羊、建昌黑山羊，鸡有彭县黄鸡、峨眉黑鸡、米易鸡、金阳绿毛鸡，鸭有建昌鸭、四川麻鸭，鹅有四川白鹅，兔有四川白兔。 畜产品产量 1980年，猪、牛、羊肉产量171.53万吨 (其中猪肉164万吨)，牛奶13.24万吨，禽蛋18.30万吨。1995年，猪、牛、羊肉553.3万吨 (其中猪肉526.29万吨)，牛奶27.7万吨，禽蛋179.15万吨，羊毛3288吨。 畜牧业产值 1949年4.7亿元，约占农业总产值13%,1995年558.52亿元，占36.7%。 渔业 四川水域辽阔，但渔业长期未形成产业部门。70年代后才有长足发展。全省总水面95万公顷，其中可供养殖的水面61.3万公顷，占总水面的64.5%。还有300万公顷水田 (冬水田130万公顷) 也可开发养殖。全省有鱼类200种以上，8目、18种，占全国淡水鱼种类的2.7%，占长江水系鱼种类的60%。四川珍稀和名贵鱼类有10多种，驰名中外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水产资源有产于长江干流及支流的中华鲟、 长江鲟、 长吻鮠、 圆口铜鱼， 产于大渡河、岷江、沱江、嘉陵江的重口裂腹鱼、齐口裂腹鱼、雅鱼、东坡墨鱼、胭脂鱼，还有鳊鱼、鰔鱼、 鳤鱼、 大鲵、 龟、 鳖、 虾， 此外蛙、 水獭、 水貂分布也较广。 养殖的鱼类主要有草鱼、花鲢、白莲、鲤鱼、鲫鱼。80年代又引进尼罗罗非鱼、白鲫、优良杂交鲤、胡子鲇鱼等。 1949年，四川省水产品产量仅0.81万吨。50年代～60年代初以捕为主，就地取材，就地培育，就地放养。1962年以后提出养、捕并举，以养为主，国、社并举，以社为主，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的方针。1978年开始实行养殖、增值、捕捞相结合的方针。1980年全省水产品产量5.2万吨。1985年基本实现自繁自养。1985年以来，一直坚持以养殖为主，户养为主，养殖、增值、捕捞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同时不断完善渔业承包责任制，发展养鱼专业户，建立商品鱼基地等，渔业所有制由全民、集体所有制转向以个体养鱼为主的形式，渔业进入大发展时期，尤其是池塘、稻田养殖和集约化养殖得到突出发展。1995年产水产品42万吨，比1985年增长7倍。渔业产值由1957年的0.05亿元增加到1995年的29.59亿元。 科技兴渔成果显著。60年代以来主要成果有： 对中华鲟、 长江鲟、 长吻鮠、 胭脂鱼等一些名贵鱼类进行人工繁育、放养、驯化成功，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 80年代在眉山、仁寿等地试验流水、网箱养鱼和渠内金属网箱流水养鱼成功，已在全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稻田养鱼技术推广项目被评为农牧渔业部科技推广一等奖。1994年，全省水库网箱养鱼957亩，产鱼3万多吨； 水库养鱼产量5万多吨，平均亩产52千克，居全国第一； 名特优新水产养殖产量达3.37万吨。1995年，全省稻田养鱼面积达543.2万亩，产鱼10.2万吨。 乡镇企业 四川乡镇企业抓住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异军突起，从小到大，不断成长，特别是“八五” 期间，发展迅猛。1980年，全省乡镇企业固定资产原值423.6亿元，净值323.2亿元，总产值40.63亿元，经过 “六五” 到 “八五” 三个五年计划的发展，到1995年总产值 (1990年不变价) 5011.2亿元，营业收入4329亿元，利润总额39.2亿元，税金总额54.6亿元，已成为四川农村经济的主体产业和强大支柱。 1995年，全省乡镇企业252.45万个，职工1150余万人。其中： 工业企业79.1万个，职工542.4万人； 交通运输企业41.67万个，职工69.93万人； 施工企业12.86万个，职工267.88万人； 商业、饮食及其他企业116.74万个，职工252.41万人。乡镇企业有乡办、村办、联户办、户办等多种形式，发展到乡村股份制企业和企业集团。1995年，乡村股份制企业4259个，固定资产原值52亿元，总产值140亿元，营业收入110亿元，利税总额5亿多元； 建企业集团 （公司） 142个，经农业部审定批准，四川新兴集团公司、德阳钢铁集团公司、四川金炜集团、成都市双流高频 （集团） 公司、成都联益集团公司和成都恩威集团为首批全国乡镇企业集团。引进外资、合资合作企业298个，在境外办企业19个。还有出口创汇企业943个，1995年出口产品交货总额36亿余元。 1995年，乡镇企业产原煤6301万吨，水泥1222万吨，钢材151万吨，白酒70万吨，占全省同类工业产品的比重分别为63.7%、44.4%、22.3%、44.7%。 乡镇企业的发展吸纳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1995年，在乡镇企业中就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1150余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20%以上。农民从乡镇企业中得到的纯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4%以上。四川乡镇企业为农村奔小康和四川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工业 四川工业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古老手工业的兴起、近代工业的产生、现代工业的兴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工业的建设与发展。 古老的四川手工业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在众多的手工业门类中，四川丝绸和制盐业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发展史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远古时期，四川便以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开创了中国栽桑养蚕的先河，以 “蚕丝之国” 著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四川蚕丝业进一步获得发展，尤以成都的织锦名扬四方。在长达2000余年的封建社会里，四川丝绸业一直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其手工丝绸制品除满足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外，还远销海外许多国家和地区。四川制盐史也长达2000多年，源于秦昭襄王后期李冰父子守蜀时。到东汉时，四川便开始采用滑轮吊桶提取卤水和用 “牛尾灶” （火井） 熬制食盐，其制盐方法和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此外，四川还在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天然气。四川的冶炼业、金银器皿业、造纸业、印刷业等也有长达2000年左右的历史，陶瓷、制糖等行业也历经千载。 四川近代工业产生略晚，但发展可观。自清道光二十三年 (1843年) 上海出现中国第一家近代企业算起，四川近代工业的产生晚于全国30多年，光绪三年 (1877年) 才在成都创建以生产兵器为主的四川机器局。此后，随着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程度的加剧和 “洋务运动” 的兴起，在一些民族资本和封建官僚资本的推动下，四川近代工业才开始迅速发展。轻工业中的玻璃、肥皂、卷烟、面粉、机械纺纱、织布、缫丝、织绸，以及重工业中的原煤、电力和制碱等，都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四川应运而生。其间还随着重庆被开辟为商埠，外国买办资本也先后在重庆、万县等地兴办桐油冶炼厂、肠衣厂、煤矿等近代工业。 现代四川工业曾经有过大起大落，经历了兴与衰的艰难历程。抗日战争时期是四川现代工业发展的重要阶段，由于沿海等地一大批工厂的内迁和大量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涌入，四川现代工业迅猛发展。当时，工业部门几乎包括现代工业的所有门类，如重工业中的冶金、化工、机械、电子、电力、煤炭等，轻工业中的绝大多数行业 （包括传统和新兴行业） 也相继建立和发展起来。但是，由于洋货的严重冲击、官办工业腐败不堪、交通受限和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等原因，现代四川工业缺乏创造更加辉煌业绩的各种条件。加上内迁工业是在仓皇撤退的情况下经过长途辗转迁入的，机器设备残缺不全、企业内部管理混乱的现象大量存在，许多企业基本不能维持正常生产，更谈不上进一步发展。因而注定了抗战初期四川工业的 “繁荣” 难以为继，抗战胜利后众多企业纷纷关停、歇业的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工业虽几经波折，但总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为医治战争创伤、改变一穷二白的状况，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 “一五” 发展时期的建设，四川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1950年～1957年间，四川工业生产年均增速达25%左右。但1958年～1965年 “二五” 和国民经济第一次调整时期，四川工业发展受到严重挫折，整个“二五” 时期全省工业生产年均下降2.5%。随后贯彻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八字方针，使四川工业在1963年～1965年3年中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文化大革命” 期间，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四川工业一度处于无政府状态，工业发展又一次受到极大抑制。由于1965年前后开始的 “三线” 建设，才确保了四川工业有所发展。1976年后，随着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四川工业正式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其间工业发展虽然也有一定起伏，但仅是国家宏观调控欠完善所致。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随着各种非公有制生产要素的大量渗入，以非国有工业和小型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为标志，四川工业的发展引人注目，成为有史以来发展最快、相对健康的重要时期。 工业企业及组织结构 截至1995年，四川有工业企业699294家，占全国的近1/10，为全国拥有工业企业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1995年，按国家标准划分的大、中、小型企业分别有364家、813家、688117家，比1985年分别增加80.2%、152.5%、99.8%，其中在全省国民经济中起骨干作用的大、中型企业比例分别达到0.52‰、1.16‰，比1985年时提高0.13个千分点、0.53个千分点。按企业规模大小形成的企业组织结构已达到相对理想的状态。四川工业企业的组织结构还需进一步完善，尤其是要加快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发展。目前，四川工业企业组织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是大、中型企业比重偏低，与全国平均水平比分别低0.23和1.24个千分点； 二是大、中型工业企业规模偏小，档次不高，1994年全国500强企业中，四川仅有24家，略占500强企业的5%，与全部企业数占全国近10%的比重不相称，并且没有一家企业销售收入上100亿元而进入前20强； 三是大、中型企业中企业集团发展情况欠好，集团企业数与沿海省 （市） 相比，数量偏少，集团企业按经济规律自行发展起来的不多，发展质量不高，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四是小型企业发展显得薄弱，小型工业企业尽管数量宠大，发展较快，但平均规模太小，经济效益低下，发展水平不尽人意，还远未表现出较强的经济实力。 工业经济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种非公有制生产要素的渗入，四川工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1980年以前工业经济结构主要是以公有制为主，辅之以少量的私营手工企业。目前，四川工业经济结构中，除公有制经济成分获得进一步发展壮大外，非公有制工业的发展更为迅速。具体表现为： 一是经济成分由全民、集体、个体、其他等12种演变为包括国有、集团、私营、联营、股份制、外商投资、港澳台投资、个体等在内的23种； 二是各种经济成分所属企业迅速增加，1995年全省乡及乡以上工业中，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联营经济、股份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其他经济企业数分别达到3955、21648、64、265、375、267、292、11家，除国有经济外，其余均比1980年成倍增加，其中外商经济、股份制经济、联营经济中的中外联营经济等所属企业则是由无到有发展起来。 工业布局 四川工业布局与其演变历史有较大关系。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四川工业布局的演变与各阶段投资相适应，大体出现五次阶段性变化。第一次是 “一五” 期间，四川工业建设和生产布局的重点在成都、重庆两市。如重庆市，主要是对重庆钢铁厂、重庆水泥厂、綦江齿轮厂等企业以及一批纺织工业老企业进行改造、扩建，同时也新建重庆机床厂、南桐工业区等； 另一重点放在成都市，全国156项重点工程中，9个电子工业项目成都有4个，并在成都新建全国三大工具厂之一的成都量具刃具厂、以生产化肥为主的重点化工企业四川化工厂及成都机车车辆厂、成都木材综合加工厂、四川制药厂等骨干企业和其他一些国防军工业企业。第二次是 “二五” 期间，由于成渝、宝成、内宜三条铁路干线已建成，四川工业布局的原则和重点则是，紧紧依托成、渝两市，沿铁路干线推行 “渐进式” 和“阶梯式” 的工业布局，在成、渝两市继续建设一批企业的同时，又在绵阳、内江、自贡、宜宾等地建设了一批机械、化工企业。第三次是1963年～1980年，主要是 “三五”、“四五” 时期10年间，随着三线建设的全面展开和一大批企业内迁，四川工业布局开始在全省范围内，主要是盆地内全面铺开。第四次是1980年～198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尤其是在重工业已有一定基础的条件下，除继续在全省建设一批重工企业外，还进一步在全省各地建设了一大批纺织、食品企业。第五次是1989年以后，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在明确必须进一步 “改革、开放、发展” 思路的基础上，依靠国家、地方、社会各方、外资、港澳台资，又在全省范围内建设了一大批企业，其中以非国有工业企业和轻工企业的发展更为突出。 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四川工业布局已基本趋于完善，全省各地均拥有一批工业企业，且绝大多数企业可依赖本地资源或省内资源发展。其总体特点是： 工业企业主要分布在成、渝及其附近的绵阳、德阳、乐山、内江、自贡等市，七市工业企业占全省43.2%，工业总产值占70.9%; 其余散布于万县、涪陵、达川、南充等16个市、地、州。 工业部门结构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四川工业部门结构比较完善，门类比较齐全。就轻、重工业而论，截至1995年，四川工业中的轻工行业和重工行业均拥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和较强的经济实力，轻、重工业企业的比重分别为70.5%和29.5%，轻、重工业产值比重分别为43%和57%。按国家行业分类标准划分情况而论，四川工业在全国40个大类工业行业中均有一定数量的企业分布，其中： 38个大类行业拥有一定数量的大中型工业企业； 539个小类工业行业，除少数特殊行业外，99%均有一定数量的企业分布。重工部门中的机械、冶金、化工、电子等和轻工部门中的纺织、丝绸、食品等已成为全省工业中的几大支柱产业，在全省工业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四川工业部门结构仍存在一些问题，如重工偏 “重”、轻工偏 “轻” 的问题，1995年，乡以上重工企业按产值计算的比重比全国高7.85个百分点，轻工则低7.85个百分点。从有利于四川工业的发展和推进四川工业化的进程来说，亟须提高轻工的比重。又如轻、重工业内部结构不甚合理的问题，一是重工业中基础工业如电力、能源工业等仍显薄弱； 二是轻工业的大头仍在食品、纺织、丝绸等传统行业，适应经济发展和满足人民现代生活所需的、以及附加值高的一些新兴行业几乎还是空白。 工业经济实力及其在全国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四川工业的经济实力已在全国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以1995年为例，全省乡及乡以上企业52089个，居全国第一位； 工业总产值(1990年不变价) 2365.35亿元，居全国第六位； 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2470亿元，居全国第七位； 利税总额182.1亿元，居全国第十二位； 固定资产原值2506.57亿元，居全国第六位； 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1460.76亿元，居全国第六位； 流动资产1953.8亿元，居全国第七位； 全部职工年平均人数581.82万人，居全国第二位，其中各类管理人才、科技人才等在全国更具优势。是全国举足轻重的工业大省。 四川工业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 一是由于人口众多，人均工业经济实力不十分突出，还称不上是一个工业强省； 二是在全省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偏低，如1994年工业增加值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34.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94个百分点； 三是工业化进程偏慢，根据1994年统计资料测算，四川工业化程度值 (ID) 仅0.64，尽管也处于半工业化阶段 (0.5 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为备战需要，国家先后在四川建设一大批 “三线” 企业，10多年间企业个数达到358家。大规模的 “三线” 建设，使四川工业的结构和布局发生明显变化。随着一大批大中型骨干企业的建设，既填补了四川工业的空白，又为四川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还大大提高了四川整个工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和现代化程度，增强了全省工业发展的技术物质实力。由于绝大多数 “三线” 企业深居山区，交通不便，“三线” 企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一时并未完全跟上，其发展受到影响。通过不断改革，尽管有85%左右的 “三线”企业走上 “军转民” 或 “军民结合” 的道路，产生了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工业 （集团） 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长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等明星企业，但多数 “三线” 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欠好。就 “三线” 企业现阶段的实际情况看，其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人才结构仍是全省工业中的佼佼者，只要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改变其现有的生产经营机制，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发展前景仍是可观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三线” 企业必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全省工业中的新经济增长点之一。 兵器工业 四川兵器工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清光绪三年(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就在成都东门内下莲池地区创办四川机器局 (1909年改名四川兵工厂)，制造前、后膛枪，这是四川近代兵器工业的开端。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先后创办各种类型的小型兵工厂，并以缴获的达县兵工厂为基础，发展到有机器130多台、职工1000余人的红四方面军最大的兵工厂，生产 （复装） 了上百万发枪弹和手榴弹，并修理了大量的步枪、机枪和少量的迫击炮。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将地处抗日前线的兵工厂和科研院校西迁，四川遂成为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器生产基地。当时向四川搬迁工厂8个、科研单位4个、兵工学校1所，共计13个单位，还新建、5个厂、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央兵工总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的领导下，对接收的原国民党政权的兵工署第十、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五十工厂和第二十兵工厂第一分厂、二十一兵工厂第一分厂，积极组织恢复生产，支援抗美援朝战争。随后将这7个工厂分别改名为江陵机器厂、长江电工厂、长安机器制造厂、泸州化工厂、望江机器制造厂、嘉陵机器厂、建设机床厂。“一五” 时期，根据中央的方针，集中力量进行全面调整和改建，初步形成较为完整的生产体系。60年代初，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 “备战、改革、整顿、提高” 的方针，进行以整顿产品质量为中心的全面整顿，调整、完善了管理体制，促进了兵器工业的发展。80年代以来，在党中央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和“军转民” 方针指引下，四川兵器工业抓住发展机遇，加快 “军转民” 步伐，实施集团化战略，提前2年超额完成 “八五” 计划目标。1995年，生产各型摩托车216万辆，微型汽车7.9万辆，铁马重型汽车601辆； 完成民品产值130.6亿元，实现利税16.5亿元。经过40多年的建设，四川兵器工业已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以车为主的集科研、教育、生产、营销为一体的工业体系。 工业产品质量 四川工业产品的质量，单就现阶段按全国统一的标准进行评价，情况还是相当不错的。以1995年为例，全省工业品质量稳定提高率95.8%，一般企业产品合格品率基本在90%左右，其中优等品率20%～60%。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工业品质量则不能只以产品性能为主，仅仅局限于合格与不合格来进行简单评价，而应具有丰富的内涵，还应包含对工业品样式、色彩、规格、品种、结构、功能等多方面的评价。如果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现阶段四川工业品质量并不高，尚不能较大程度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满足人民不同层次的需要。近年来，四川工业品尤其是轻工业品进出川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1995年达到140亿元以上，充分表明四川工业品尽管绝大多数是合格的，但由于样式、色彩、规格、品种、结构、功能等方面的原因，销售情况并不看好。因此，须加强产品质量管理，生产出更多更优秀的产品。 国有工业及其改革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过较长时间建立起来的国有工业企业，曾经作为四川工业的骨干力量，为四川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非国有经济生产要素的渗入，四川国有工业尽管仍是四川工业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但在四川工业中的地位及其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以全省乡及乡以上工业为例，四川国有工业完成的工业总产值占全省的比重已由1980年的81.1%下降为1995年的55.2%，今后国有工业的发展，外延式的扩张力度不可能太大，其发展主要依靠内涵壮大，发展速度将慢于非国有工业。加上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国有企业的利益分配方式已发生较大变化，工业利润向国家、个人、流通、投资、运输等领域或环节分流，经济效益提高难度较大。为了国有工业的生存和发展，进一步深化改革才是其关键所在。四川国有工业改革主要是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标志，实行放权让利和推行生产经营承包制开始的。到80年代末期，仍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目标，先后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第二轮承包、厂长 （经理） 任期目标责任制等各项改革。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力度的加大，改革的方式和范围及内涵均不断丰富。从改革的方式上看，除继续推行完善承包制、股份制等方式外，还采取租赁、拍卖、改组、改造、调整、破产、兼并、合资等多种灵活方式。从改革的范围看，国家不仅继续注重对工业企业的微观改革，而且也开始涉及国家宏观方面的改革，如1994年及以后逐渐推行的财税、劳动、分配、外贸、金融等方面的改革即如此，这些措施的出台，对企业改革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从改革的内涵看，除继续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外，还进行了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在理清国有企业产权关系方面进行改革，逐渐理顺国有企业资产的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等方面的关系，以期建立一套“政企分开”、“责权清楚”、“产权明晰”、“管理科学” 的国有企业生产经营机制。 地县工业 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十年的建设，尽管全省各地、市、州工业发展仍处于不平衡状态，但各地工业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就现阶段而言，四川地县工业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是全省所辖的221个县 (市、区) 都分布一定数量的企业。二是全省乡及乡以上工业总产值超100亿元的地区除成都 (492.97亿元)、重庆 (556.34亿元) 之外，绵阳(182.74亿元)、德阳 (130.11亿元)、内江 (105.94亿元)、乐山 (143.98亿元) 也榜上有名； 工业总产值上10亿元的县 (市、区) 有43个。三是各地 (市、州) 初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工业体系。由于各地交通条件、基础设施、自然资源不同，加上以前国家在工业布局上有所差别，现阶段四川各地工业大都具有一定的特色。一方面各地以本地资源为依托，建设起一大批具有当地特色的工业体系，如重庆、成都、绵阳、德阳、自贡、攀枝花等建立起以重工为主、轻工为辅的工业体系，南充、乐山、遂宁等建立了以轻工为主、重工为辅的工业体系； 另一方面，各地以自身的优势，以创名牌为目标，发展或壮大起一批全省乃至全国闻名的明星企业，如绵阳的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的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工业集团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长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成都的成都全兴酒厂、成都卷烟厂，宜宾的宜宾五粮液酒厂，泸州的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遂宁的四川沱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的宏声卷烟厂等。 工业污染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同时又是污染环境的主要部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一段时期四川在全面发展工业时，没有对治理和控制工业污染引起足够重视，全省工业污染源和污染面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增加和扩大之势。尽管各方面自90年代开始逐渐注重环境保护，加强对工业污染的控制和治理，但四川工业污染形势依旧严峻。1995年，全省工业废水处理率虽达到55.6%，但工业废水总排放量仍达19.2亿吨； 工业废气虽得到一定程度的治理和控制，但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仍达7230万标立方米； 工业固体废物处理率虽比1994年提高8.6个百分点，但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仍达4290万吨，比1994年增加8.5%。 从现阶段四川工业对环境污染的方式看，除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外，还有工业噪声对环境的污染。几种污染方式共同作用，对四川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威胁。纵观各种工业污染方式的产生，工业废水主要来自于化学工业，电力、蒸汽、热水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造纸和纸制品业，采掘业，机械、电气、电子设备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工业废气主要是由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建材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工业等行业排放； 工业固体废物主要以采掘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化学工业排放量最大； 工业噪声对环境的影响更为普遍，几乎各工业行业均有存在。由于工业污染与工业发展状况和工业行业的分布情况有密切关系，因而工业污染对各地区的影响存有较大差异。工业废水排放量较大的地区有重庆、成都、乐山、内江、宜宾、泸州、涪陵、绵阳、攀枝花、南充、万县等市 （地）; 工业废气排放量较多的地区有重庆、成都、绵阳、乐山、宜宾、内江、达川、泸州、自贡等市 （地）; 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较多的地区有攀枝花、宜宾、万县、广元、雅安、德阳、达川、重庆等市 （地）; 而工业噪声，只要有工业的地方都不可避免。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条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控制和治理工业污染为主，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已日益重要。近年来，四川针对工业污染的实际情况，明显加强了对工业污染的控制和治理工作。1995年，不仅加强了环境法制建设和执法监督检查，还强化了 “环境宣传教育”、“环境规划” 等工作，制定了一系列对工业污染的控制措施和治理办法。今后，尚须依靠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各方面的协调配合，并利用先进科学技术，采取综合措施，才能更为有效地对工业污染予以控制和治理。 工业普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四川按全国的统一部署，先后进行了三次工业普查。早在1950年，四川便对一些较大的工矿企业进行第一次全国工业普查。虽然普查范围较小，指标不多，但对弄清当时的工业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工业状况不断发生巨大变化。党和国家为摸清国情国力，又于1986年进行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通过这次普查，了解了全省514376家工业企业的基本情况，为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以及编制长远规划，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技术改造，提供了比较全面、详细的基础资料，也切实加强了工业企业的统计、会计、经济核算工作。1986年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四川工业的总体规模和企业规模再度迅速扩大，国家统计局根据国务院的建议，决定每10年进行一次工业普查。1996年进行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四川花费一年多时间，县级以上普查单位全面采用计算机对普查资料进行加工处理，普查资料更为丰富全面，不仅摸清了全省699294家企业的家底，而且对以往的工业统计资料进行了一定修正，为各级领导进行工业经济的重大决策、制定全省“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提供了重要依据。 交通通信 四川交通源远流长，古蜀时期就开辟不少村野小路，以后又陆续修筑一些征战、纳贡和商贸道路。杜宇王治蜀时期，开始开辟通境外的交通线。 四川与中原和西北地区的交通始于夏朝。至战国时期，巴蜀先民绝壁凿孔，开辟石梯，突破巴山秦岭险阻，修成通往关中和西北地区的陈仓、褒斜等栈道。 四川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交通，古时为避三峡险阻，多绕道湖北清江进出。战国时，秦伐楚，为用兵之需，长江逐步发展为进出川的通道。 四川与云、贵地区的交通，有石门、清溪两条古道。石门道为秦朝所修，起自宜宾，由筠连入云南大姚，过保山、腾冲等地可达南亚、西亚诸国。 在众多古道上，除少量民间商贸运输外，大量官方人员、物资运输及邮递工作均由官办的驿运 （又称驿传） 机构办理。四川驿运始于西汉，初期职能是传宣政令，递送公文，飞报军情，接送宾客，递运人员和官物（含贡品）。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唐代开始用驿运办理客、货运输。 汉时蜀道五里一邮，十里一亭，三十里置驿(驿备有驿卒、驿马，为信使和官员提供食宿和交通工具)，主要驿运工具是车马。蜀汉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出围祁山，创制木牛 （独轮车）运粮。 唐代，四川驿制渐趋完备，各驿配有驿长和驿夫。车马多寡按事务繁简而定。由于唐玄宗破例为杨贵妃驿运荔枝，自此所有驿运均可运物，并准私人在驿道沿线开设旅馆。 元朝，四川行中书省设水陆驿站132处，其中陆驿48处，水驿84处。在各州县设有传递官物的急递铺及担负客货运输的递运所。 清代，四川设有驿、塘、站、所、铺等驿运机构。省内腹地重镇设驿，关外 （指康定以西）设塘，传递军事文报、运军事物资设站，运官家物资设所，传递普通公文设铺。驿站备有骡马、扛抬夫、马夫等。康熙年间，四川设水、陆驿85处，其中陆驿51处，驿马1989匹，夫役4045名，平均每年支驿政费约8万两。 光绪三十年(1904年)，英军入侵西藏，清廷任命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兼驻藏大臣，在川藏南北两条干线普设站台，用以传递军事文报和储运军事物资。所设站台在驱逐英国入侵中发挥重要作用。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成立邮传部。邮政信件、电报、电话逐步取代驿运的部分职能。民国3年 (1914年)，全省驿站裁撤。对促进四川古近代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团结起了重要作用的驿运制度宣告结束。 铁路 四川铁路建设最早可追溯到清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 法国人要求修建滇越铁路开始，法国人企图延至成都，而英国人则要求由成都达重庆。光绪二十九年 (1903年)，美国人又要求修建成都至汉口的铁路。光绪三十年 (1904年) 设立川汉铁路公司，并开始筹集资金。由于当时各种矛盾激化，1911年爆发保路运动。1931年，四川军政当局发起修建成渝铁路，1936年正式开始修建，到1937年7月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工，仅完成工程量的14%。战后复工时，四川人民强烈要求四川铁路由中国人自建，反对外资渗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于1947年7月将成渝铁路收归国有。成渝铁路从1936年开工至1949年四川解放时的13年中，工程时停时续，工程量只完成旧线的39%，工点多在重庆至内江间，沱江大桥只完成部分桥墩，内江至成都间完成龙马河大桥墩台和部分小桥涵。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四川人民和参加勘测、施工的广大工人、工程技术人员为修建川汉铁路及成渝铁路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无奈当时统治者腐败无能，以致一事无成，寸轨未铺。 1939年，川籍实业家卢作孚等人，为解决北川等煤矿的短途运输问题，发起组建北川民业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沿北碚附近的嘉陵江左岸修了一条长16.8千米、轨距仅610毫米的轻便铁道。这条铁路是矿区自管自营的专用铁路，也是四川人民自办的第一条铁路。 抗日战争时期，各兵工厂大量内迁至重庆一带，为保证这些工厂生产所需的煤、铁原料供应，1943年国民党政府组建交通部綦江铁路工程局，计划从长江南岸的江津县江口镇修一条经綦江到三溪 （今三江） 长86千米的准轨铁路 (轨距1435毫米)。这条铁路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只修了38千米。战后续建，至1947年，江口至綦江段67千米线路勉强建成通车。但綦江至三溪段到四川解放时一直未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国家百业待兴，财政十分困难，但是为振兴四川经济，人民政府一直把铁路建设列为重点，组织10万军民，仅用2年时间于1952年7月1日建成成渝铁路并改造了綦江铁路。接着，宝成、川黔、内昆 （内江至安边段）、成昆、襄渝等6条铁路干线和9条支线、350条厂矿铁路专用线以及成都、重庆枢纽先后建成，还建成一批与铁路建设、运营配套的设计、施工、科研、教学、卫生医疗、通信设备等部门和机车、车辆、轨枕、桥梁制造基地。在国家集中力量组织修建主要铁路干线的同时，四川还以地方为主，集资修建隆泸、万南等一批地方铁路，作为国家铁路干线的支脉和补充。到1995年底，全川准轨铁路运营里程3024.4千米，比建国初增长44倍，现正在建设达成、宝成复线铁路和对渝达、成昆铁路进行电气化改造。初步构成四川铁路骨架，其中4条干线出川，从东、南、北三个方向与全国铁路网连通，铁路吸引区域辐射98个县市，以铁路为主轴线，沟通四川绝大多数城镇的公路网逐渐形成。省内各类型的牵引机车由建国初的5台增加至760台，其中内燃、电力机车的比重上升很快，宝成、成渝、成昆、川黔、襄渝的牵引动力实现电气化和内燃化。在成都铁路局所属的四川铁路线中，50千克以上的重轨占正线的94%，各类客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4辆简易车厢增加到1900余辆。现开行有直达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合肥、浦口、西安、太原、郑州、武汉、兰州、乌鲁木齐、重庆、贵阳、昆明等大城市和省内沿县、市之间的特快、直快、旅游和其他列车。 公路 四川第一条公路成灌马路民国2年 (1913年) 筹建，民国14年 (1925年) 建成。至1949年底，四川 （包括原西康省） 共建成公路8581千米，但因标准质量差，实际通车里程仅占56.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40年间，四川新建公路92177千米，比1949年增长近10倍。 四川经历军阀割据、抗日战争和“大跃进” 时期的三次修路热，公路建设取得三次大的发展，共修公路3万多千米。总的特点是数量多，质量差，通过能力小。80年代，眉山县倡导并推广到全省的公路加宽改造，使公路建设进入第四次大发展时期，全省加宽改造公路3万多千米，使公路建设实现从 “数量型” 到 “质量型” 的转变，拉开了四川公路技术改造的序幕，是公路建设史上一次大的突破。特别是 “七五” 期间，省委、省政府出台一系列促进交通发展的优惠政策，公路建设重点抓了干线公路和山区公路两个方面。至1990年底，全省公路里程97234千米，尤以一、二级公路增长较快； 新建和改造1万千米山区公路； 新建桥梁1821座、69000延米； 完成成都—灌县 （都江堰市）、成都—温江—邛崃、大件路北段、成都—乐山—峨眉、成都—新津、重庆红旗河—双凤桥、16个大中城市进出口公路改造及20座特大桥等10个重点公路建设项目； 重点整治油路700千米，新铺油路2597千米，公路好路率由1985年的37%提高到56.8%; 全省实现县县通公路。 进入80年代，四川公路在数量上居全国之首，技术质量指标却落后于全国。为缓解快速增长的交通量与落后的公路技术状况之间的矛盾，省交通厅制定了 《四川省公路水运交通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按照规划，全省将形成以3条国道主干线和1条国边防公路组成的 “大” 字形公路主骨架，并以此为依托，构成 “一环、二枢、四横、五纵” 由26条国、省道公路组成的干线公路网系统。公路路网将以高等级公路建设为重点，提高整个路网的等级，从而发挥公路运输在综合运输中的重要作用。 “八五”期间，四川公路建设投入最多，发展最快，质量最好，重点是 “三路两桥”(成渝路、川陕路、内宜路、万县和涪陵长江大桥)。采取 “以工代赈”、“公路建设大包干”和 “交通发展年” 等措施，全省新建、改建公路10458千米，先后建成大件公路、贵州大方—四川纳溪、南充—新民、绵阳—江油等高等级公路和成渝高速公路。还建成标美路6000多千米，整形路2万多千米。为在2000年建成 “人” 字形，进而建成 “大” 字形高等级公路主骨架，成绵高速公路和一大批高等级公路相继开工，全省交通干线的全面升级改造攻坚战已拉开序幕。 1995年，全省公路总里程达100724千米，居全国第一位。有国道7594千米，省道11299千米，县道37600千米，乡道41475千米，专用公路2756千米，其中等级路59350千米，占59%，二级以上高等级公路2876千米，占3%。建成公路桥梁16599座、518053延米，居全国第一位。国道有桥梁1844座、80917延米，省道有桥梁2411座、86470延米，县道有桥梁6726座、202020延米，乡道有桥梁5284座、139877延米，专用公路有桥梁334座、8769延米。其中，大型桥梁928座、138803延米，特大型桥梁45座、19138延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公路运输的发展趋势是： 运输线路由盆地腹心和大中城市不断向盆周山区和农村区乡延伸； 运输工具更趋现代化，货车向小型、低吨位发展，客车实现大、中、小结合，高、中、低档全面发展，尤以出租车和高档豪华车发展迅速； 社会运力不断增强，大大超过专业运输企业，以民用汽车为例，1949年交通运输企业有2902辆，占59%,1995年，交通运输企业有26522辆，仅占5%；公路客、货运量大幅度增长，1949年公路客货运量为19万人和38万吨，1995年分别为1949年的7105倍和2105倍。 “八五”期间，随着民工潮的兴起，开辟和发展超长线路客运，跨省客运线路达288条，可直达13个省区，年运送民工约100万人次； 随着城镇经济的发展，出租汽车在中、小城市迅猛发展起来，仅归交通部门管理的就达1.4万辆； 成渝高速公路建成后，掀起了高速公路客运热，一批高档豪华客车陆续投入，一批新型骨干运输企业陆续涌现，一系列全新的经营服务方式不断推出，成渝高速公路通车半年客运量达76万人次，初步展现了四川运输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1995年，全省民用机动车总数近110万辆，其中： 民用汽车533451辆，为1949年的108倍； 其他机动车542471辆； 汽车站1179个，业务组、代办站和招呼站11000多个，客运线路8253条； 日发客运班车6万多车次； 全年完成社会客、货运输量13.5亿人、370亿人千米和8亿吨、340亿吨千米，分别为全省社会客货运输总量的92.9%、58.1%和88.9%、39.7%。 内河航运 四川内河航运历史悠久，也较发达。长江横贯全省并与金沙江、岷江、沱江、嘉陵江、涪江、渠江、乌江7条干流和120多条支小河流相通，形成天然水路运输网络。现全省有通航河流88条，通航里程7904千米； 通航县市125个。轮船航道4720千米，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增长近3倍，其中可常年通行100吨驳船的6级以上航道1679千米； 民用船舶13000艘，其中民用机动船舶5322艘，总载客能力16.54万座，载货能力18.22万吨。1995年，全省完成轮、驳船社会旅客运输量0.51亿人、34.3亿人千米，社会货物运输量0.22亿吨、89.3亿吨千米，约占社会运输总量的3.5%、5.4%和2.4%、10.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四川内河航运发展较快，但与省内其他交通工具比较，又相对落后。一方面，航道的整治改善、机动船通航里程的增加、木船机动化以及船舶技术装备的提高，使内河运输能力提高很快，客、货运输量大幅度增长； 另一方面，随着铁路、公路和航空的发展，内河运输在全省社会客、货运输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却由1950年的43.8%、12.2%和75%、81.8%下降为1995年的3.6%、5.4%和3.1%、10.5%。 现长江干流的客、货运量约占全省内河客、货运量的80%，重庆以下航段的客、货运量约占长江干流客、货运量的80%，进出川运输的客、货运量约占重庆以下航段客、货运量的80%。随着三峡旅游热的升温，长江客运起步并快速发展。1995年与 “七五” 期末比较，出川客运企业由5家发展到27家，旅游客船由28艘、14500客座发展到122艘、55400客座。客运线路11条。长江出川货物周转量64.7亿吨千米，比 “七五” 期末增长67%。集装箱运输从无到有，年运量5226吨箱。 民用航空 四川航空活动始于1915年。1931年8月，中国航空公司在重庆设立办事处，是四川最早的民用航空机构。同年10月21日，汉口至重庆航段正式通航，这是四川最早的一条民用航空定期航线。1933年6月4日，重庆至成都航段正式通航。至此，沪蓉航线全线开通。 1950年1月，军委民用航空局在重庆成立驻渝办事处，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四川成立最早的民用航空机构。1950年8月1日，天津至重庆的第一条航线飞行开始，当年四川仅发运旅客1885人，货邮87.1吨。1958年7月4日，军委民用航空局驻渝办事处升格为民航成都管理局。1959年7月，四川省政府在成都双流机场成立四川省民用航空管理局，1960年底撤销，1965年7月1日在重庆市白市驿机场再次成立民航四川省管理局，隶属于民航成都管理局。 1987年10月15日，民航成都管理局改为民航西南管理局。现四川省内的民用航空机构有中国西南航空公司、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中国民航西南管理局空中交通管理局、中国航空器材西南公司、中国航空油料西南公司、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中国民用航空第二研究所、四川航空公司、长城航空公司等。到1995年底，中国民航西南管理局在四川地区的局直属、民航四川省局、双流机场、空中交通管理局等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共有职工5199人，其中各级干部1805人，干部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44%，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占15%。省内共有各型飞机154架，其中运输机58架，训练机96架。 到1995年末，开辟国内航线95条，通航里程120018千米。国际、地区航线有成都至新加坡、成都至曼谷、成都至香港、重庆至香港等4条，通航里程8295千米。1995年，全省完成航空运输总周转量77852.59万吨千米，运输旅客659.63万人次，货邮115719.5吨； 各机场的旅客吞吐量达680.5万人次 (其中发运旅客323.46万人次)，货邮吞吐量达124469.2吨 (其中发运货邮54816.9吨)。 四川通用航空飞行始于1944年，使用飞机航测长江三峡的水利建设，以无结果而告终。通用航空飞行真正起步始于1957年。到1988年底，累计作业飞行31040小时，作业项目有航空物探、航空调查、航空护林、航空化学、防治农林业病虫害及大量的飞播造林。作业地区除四川省外，还在云南、贵州、广西等省 （区） 作业。仅林播和防治病虫害等作业面积就达7075.36万亩。1989年以后，通用航空飞行由贵州双阳航空公司执行。 邮电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四川始设电报机构。民国2年 (1913年) 始设电政管理机构。光绪二十三年 (1897年)，成立由海关兼办的重庆大清邮政官局。其后，邮政局所渐增。民国12年 (1923年) 划为东川、西川二邮区，分设邮务管理局于重庆、成都。清末和民国时期，邮政、电信在中央一级虽受邮传部和交通部统辖，但省内一直分设，各成管理体系。四川解放后，1950年底实行邮、电合设。省内管理机构经川东、川西邮电管理局演变为邮电部四川邮电管理局、四川省邮电管理局。 “八五”期间，通过实施“搭骨架，通经络” 的发展战略和三期数网工程，邮电通信事业取得重大成就，邮电公众网的整体实力大大增强，规模容量显著扩大，技术层次、服务水平都发生质的飞跃，开创了四川省邮电发展史上的新局面。 截至1995年底，四川邮电固定资产原值120亿元； 长途光缆5488千米，建成除康定、马尔康外覆盖市地州城市和经济发达县城的光缆干线网，数字微波干线5814波道千米； 新建卫星地球站11个； 长途自动交换机150490路端； 长话业务电路48607路； 局用电话交换机容量2751596门； 公用网电话主线用户164.4万户，电话机213.2万部； 电话普及率1.96%，县以上城市电话普及率达到10.7%，住宅电话比重达62%; 公用分组数据交换网已覆盖各市地州和132个县，端口848个，用户493户； 建成除甘孜、阿坝外覆盖全省县以上城市的移动通信网，模拟A、B两个系统实现全国漫游，信道总数5466个，用户12.3万户； GSM数字移动通信首期工程72个基站正在建设； 公众无线寻呼实现全省主要城市之间的大联网，用户65.2万户； 会议电视、160、168、200、800、信息服务等电信新业务使用范围日益扩大。 已有邮电局、所7461处，邮路3301条，总长度15.6万千米； 邮政通信车辆1895辆；邮政贺年有奖明信片、商业信函、商业包裹等邮政新业务得到较快发展； 邮政储蓄余额88.6亿元。 四川省电信网已完成人工网向自动网的过渡，基本实现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的转变。全省长途传输数字的比重达到96.5%，局用电话交换机程控化比重达到97.6%。全省实现县以上城市电话自动化，省到市地州通信干线传输数字化，市地州以上城市交换程控化；建成省内格形数字传输网、省内公用分组数据交换网、省内移动网、公众无线寻呼网，基本建成少数民族地区卫星通信网，数字同步网、NO.7信令网、电信管理网等支撑网正在建设之中。 气田天然气集输 四川气田经过30多年的建设，已形成由川东、川南、川西南、川西北、川中五大开发区和一套环形输气干线组成的融采集、净化、输配为一体的较为完善的天然气地面生产系统。各开发区均建有完善而又相对独立的区域性集输和配套设施，环形输气干线又把各开发区与分布全川的用户有机地连为一体，还建成向云南省天然气化工厂、贵州省赤水天然气化工厂供气的专用管线，形成向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供气的整体网络。到1995年底，建成气井井场装置11800套，天然气装置12套，集气站新建281座、扩建159座，计量、配气站149座，集、输气管线8197千米，历年累计向云、贵、川三省的700多家企业和136万户居民供气1309.6亿立方米，占历年天然气产量的88.2%，为西南三省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商业 四川是经济开发较早的地区，商业历史悠久。商代以前已开始商品交换活动。商周时期出现集市。春秋时期同陕西有通商往来。两汉时期，成都、重庆成为较大的商品市场，丝绸、蜀布销往南亚各国。唐宋时期出现定期集市和专业市场，丝绸、茶叶、纸张、药材等大量销往省外。宋代成都出现带有纸币性质的交子。清代有大小场镇4000余个，城乡间、省内外物资交流活跃。 鸦片战争后，英、日、美、法、德等国先后来川倾销商品，掠夺工业原料，买办商业随之产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商业逐步形成。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全国救亡图存和变法维新的影响下，清政府采取奖商、保商措施，鼓励兴办实业。辛亥革命后，统治当局继续“保护发展商业贸易，奖励实业”，全省生产贸易有较大发展。1918年～1934年军阀割据，战争频繁，苛捐杂税繁重，关卡林立，币制混乱，流通阻滞，市场萧条。1934年国民政府统一四川，废除防区，整顿财经，统一税率，统一币制，市场渐趋活跃。抗日战争爆发后，沦陷区工商企业纷纷迁川，大量资金内移，四川经济空前繁荣，流通规模扩大，商户猛增，五金、交电、颜料、石油、新药等先后从百货行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行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外省工商企业迁回原籍，在川的不少工商企业抽调资金，转移上海、香港等地。内战爆发后，由于国民政府滥发纸币，造成市场混乱，发生恶性通货膨胀，使得流通萎缩，商户减少。据1950年3月工商登记，全省共有商户73.1万户、99.2万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商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950年～1957年是建立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阶段。1957年底，全省社会商业、饮食服务业人员106.9万人。商业人员82.5万人中，国营占45.6%，供销社占18.3%，集体商业占31.7%，个体占4.4%，社会商品零售总额35.34亿元，比1952年增长84.9%。1958年～1978年是曲折发展阶段。1958年～1960年 “大跃进” 期间，大购大销，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商品、财产、资金损失严重。公私合营和合作商业升为国营，停止城乡集市贸易，商品流通渠道趋于单一，市场供应紧张，粮、油、肉、糖、布等商品人均供应量大幅度下降，凭票供应的商品越来越多，锅、碗等生活必需品也很缺乏。1961年～1965年，贯彻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市场供应状况好转，省商业厅系统购进总值由1962年的最低点10.2亿元上升至1965年的14.31亿元，增长40.3%; 销售由1962年的25.9亿元上升到1965年的34.5亿元，增长33.2%。“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讲核算，不计成本，破 “四旧”，砸烂招牌，停售 “有问题” 商品，取消许多服务项目，再一次把公私合营和合作商店并人国营，关闭集市贸易，商品供应紧张，服务质量下降，商品、财产、资金损失严重。1978年以后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原来的少渠道、多环节、管得过多、统得过死、封闭式的商品流通体制被冲破，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少环节、开放式的商品流通体制初步形成，商品供应丰富多彩，市场繁荣活跃，商品购销总额、商业机构、网点、人员成倍增长，各种经济成分所占比重也发生很大变化。1995年底，全省全社会共有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的法人机构42894个，附营机构1543个，网点154.8万个，人员322.5万人。法人机构中，国有经济占19.5%，集体经济占64.6%，其他经济占15.9%。人员中，国有经济占16.96%，集体经济占18.96%，个体经济占60.13%，私营经济占2.27%，其他经济占1.6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00.5亿元，其中国有经济占27.1%，集体经济占22.3%，个体经济占24.4%，私营经济占3.8%，联营、股份制、外商投资、港澳台投资商业合计占4.3%，其他经济占18.1%。 货币金融 古代货币 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大量贝币，与中原货币 “贝化” 时期，将海贝从装饰品转化为物物交换的等价物相吻合。秦入巴蜀后，在秦王朝的倡导推动下，加上外来移民的影响，四川地区货币经济迅速发展。当时已经使用黄金、桥形币，以后又有两锱钱、秦半两。秦汉至三国两晋及隋朝，四川虽已流入战国时期的刀币、圆钱等货币，但还是以秦半两及五铢钱为主。其间，蜀汉时期出现 “直百五铢”、“平定一百”、“蜀五铢”，并流入王莽和东吴的“大布黄千”、“大泉五十” 等。唐代以后，四川大量使用 “开元通宝” 钱币，结束了以重量计钱值 （五铢钱等） 的统治，开始以年号为标志的通宝钱制，直至民国。四川各地大量出土的 “开元通宝” 钱，五代十国时期王建、孟知祥所铸前后蜀钱币，如 “永平”、“天汉”等钱，均为世之珍品。 宋代，银两制度更趋完善。四川被规定为铁钱专用区，禁止铜钱流入，与全国银钱并行。四川成为铁钱专用区后，先后在雅州、益州、眉州、邛州、利州等地设局铸造铁钱。这些铁钱的流通影响到中原和南方，形成陕西、河东、淮南等铁钱专用区或铜、铁钱兼用区。 宋初，由于铁钱笨重不便携带，民间自发出现存单性质的 “私交子”。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朝廷下旨在四川发行 “官交子”，产生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的使用很快推广到陕西、河东、京西等地。交子曾先后改名为钱引、关子、会子等纸币名称。北宋后期至南宋，都是靠发行交子、钱引这类纸币以维持统治者的财政开支。故四川在两宋时期财政经济居全国最繁荣的重要地位。 元承宋制，在货币金融上也以发行纸币为主，先后发行 “中统元宝交钞”、“至元通行宝钞” 等。元代，四川封建经济发展虽缓慢，但也 “家给人足，民庶晏然。年咨丰衍，号称治平”。元末，农民起义军明玉珍在重庆创立大夏政权，发行“益州通行钞” 纸币和 “天统元宝” 等铸币，为时虽短，也让蜀中 “民安乐业” 一段时期。 明代中叶至清代嘉庆年间，统治者实施安抚政策，使四川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超过前代，城乡经济和货币金融活动更加繁荣。 明、清两代，铜钱称为 “制钱”，均奉行银、钱并行制，大数用银，小数用钱，制钱只能官铸，不准私铸。明代仿元制用纸币，发行 “大明通行宝钞”。清代也在中晚期发行 “户部官票” 和 “大清宝钞”，两朝纸币制度均不及元代严格、完善。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的制钱，除京师设局制铸外，各省均设局制造。雍正十年 (1732年)，四川也设“宝川局”铸制钱。嘉庆以后至咸丰、同治、光绪、宣统等朝，内忧外患频至，鸦片战争后割地赔款，白银外流，四川货币金融濒临崩溃境地。 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货币金融 辛亥革命后，四川政局反复多变，财政金融紊乱无章。大汉军用票发行失信于民后，曾发生四大券 (滇中券、川中券、浚川券、军用券) 事件。讨袁、靖国、护法等战役后，四川逐渐形成各派军事集团割据统治、长期混战的局面。全省分为若干防区，实行所谓“防区制”，实质上是 “割据筹饷制”。军阀们特别注重通过货币的种类和流通攫取钱、粮，搜刮民财，货币制度五花八门，钱两、制钱、银元、铜元、各种纸币和代用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公私机关、部队均可铸造银币、铜币和发行纸币。军阀们筹饷——扩军——再筹饷——再扩军——再争防，造成恶性循环。在货币金融上，通过货币发行窃取民财，其方式是减少铜元的重量，降低银元的成色，发行纸币等。在各派军阀的纵容和支使下，全省各种私钞杂票纷纷出笼。成都 “执照” 泛滥成灾，重庆 “划条” 充斥，各县的铜元票、铜钱票、锡钱等不可胜数，民不堪命。 1935年，四川统一取消防区制度，接着推行法币政策，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大银行发行的纸币称为 “法币”，一元纸币抵一元银币使用，禁止金、银、铜币流通。由于法币连年贬值，到抗日战争胜利时，法币发行量比战前增长近400倍。战时，“陪都” 重庆物价指数上涨1500倍，通货膨胀给工农业生产、商业贸易和民众生活带来极大灾难。随后金元券、银元券的涨幅更超过法币，民国37年 (1948年)，法币彻底崩溃，以金元券1比300万的比例兑换法币。到民国38年 (1949年)，金元券发行额达249922亿元，完全失去信誉，四川各地普遍恢复使用银元。同年7月，民国政府废止金元券，恢复银本位，发行银元券，但已失信于民，市面自发流行银元和物物交易。民国35年～38年 (1946年～1949年)，四川金融业在恶性通货膨胀中，市场利率由抗战前的10‰～15‰上涨到700‰～1020‰，仍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致使正当的存、放、汇业务无法开展，存、放均采取比期存款或日折的方式，银行资本蜕变为投机性的商业资本，金融业纷纷倒闭。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了人民币的发行和兑换，才使四川工、农、商、贸、金融业得以恢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金融体系的建立 1949年底，西南地区相继解放，各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奉命接管原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的国家银行，逐步改造私人资本金融机构，在旧银行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的人民金融体系。 在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员金融部（处） 的领导下，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 《共同纲领》关于 “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 的规定，对官僚资本主义银行进行接管。各地的接管工作是与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在四川的分支机构同时进行的。各地派出军代表和接管人员对重庆市、成都市 （含川西区）、川东区、川南区、川北区各地分别进行接管。全部接管工作1951年5月结束。共接管银行155家，其中国家金融机构7家，省市地方银行8家 (四川省银行、西康、云南、贵州、湖南、陕西、广东、甘肃等省行驻川机构)，市、县银行135家，受官僚资本家直接控制的商业银行5家 (山西繁华银行、中国矿业银行、川康银行、川盐银行、大川银行) 连同下属分支机构共201个，加上原西康省接管的中国、农民、省县银行及分支机构11个，共212个。还接管中国保险公司、中国农业保险公司、中央信托局产物保险处3家在川机构。全川 （含原西康省） 接管员工6636人。 在接管官僚资本银行的同时，对私人资本金融业采取有别于官僚资本银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对重庆、成都、自贡、内江、万县等城市的112家私营金融机构进行清理整顿，保留9家继续营业。1952年11月，将9家合营银行分别在重庆、成都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隶属全国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1958年1月，全国14家公私合营银行与当地人民银行合并，成都、重庆的公私合营银行宣告撤销。 1950年1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西南区行在重庆成立，下属重庆、云南、贵州、川东、川西、川南、川北、西康8个分行，负责建行和开展金融业务工作。到1951年5月，全区共建立分支机构632个。1954年12月，西南区行撤销，所辖各分行由人民银行总行直接领导。 1952年9月，随着原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个行署的撤销和四川省人民政府的成立，撤销原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人民银行分行，在成都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1955年9月，人民银行西康省分行并入四川省分行，此后，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四川省分公司、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中国银行等在川机构曾先后并入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文化大革命” 后又先后分别成立。 1976年，四川开始对外汇开支进行监督管理，1980年4月建立国家外汇管理局四川分局，与中国银行成都分行合署办公，由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代管，业务受总局领导。1982年8月，国务院决定将国家外汇管理局划归中国人民银行领导，1985年先后成立四川省外汇管理局自贡、乐山分局。 金融体制改革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首先在金融系统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开辟新的服务领域，实现多渠道筹资，多功能服务，逐步扩大银行信贷活动范围。1980年，银行开始对企业发放固定资产投资贷款，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1983年实行流动资金由银行统管，财政不再增拨企业流动资金。对专业银行实行企业化管理进行了成功的探索。这一时期社会主义金融市场得到了较快发展。 1984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与中国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正式分设，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中国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作为国家专业银行和经济实体，受工商银行总行领导，承担原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城镇储蓄等业务。 为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根据国务院指示，本着因地制宜、由小到大、稳步发展原则，逐步开办信托业务。1982年末，全省银行系统有信托机构67个。同时，非银行金融信托投资公司、企业财务公司、经济开发投资公司、农村信用合作社、城市信用合作社均有较快发展。 90年代以来，为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宏伟目标，国家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增强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职能，逐步将国有专业银行转为国有商业银行，把政策性银行与经营性银行分开，新开办股份制银行，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在川设立代办处或分支机构。至此，一个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并存分工协作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与宏观调控体系初步形成。 货币金融现状 信贷收支 1995年末，全省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2504.2亿元，各项贷款余额2804.2亿元。其中国家银行各项存款余额1791.1亿元，各项贷款余额2230.4亿元。贷款的增加，一是重点支持农业生产和农副产品收购，全省行、社农业、农副产品收购和乡镇企业三项贷款比年初增加135.9亿元； 二是支持工商企业生产经营、外贸出口创汇、高科技产品开发和重点项目建设。 货币流通 1995年，全省银行加强现金管理，在满足经济活动正常需要的前提下，现金投放明显减少，全年累计现金收入4351.9亿元，现金支出4421.1亿元，净投放现金69.2亿元。 金融市场 1995年，全省金融市场在规范中稳步发展。省融资中心进一步发挥融资功能，全年累计融资315亿元，调度短期融通资金12.25亿元，为加入全国统一拆借市场创造了条件。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活跃，从3月1日起，成都、重庆外汇交易中心正式开办人民币与日元的交易，全年银行间外汇市场共办理外汇交易106038万美元。证券市场逐步规范。省证券交易中心组织代理认购东方电机等10个新股上网发行，圆满完成长征机床、川长江、蜀都、四川电器上市前的托管工作。深、沪国债期货交易和深圳国债回购业务先后开通。全年累计发行各类有价证券21.4亿元，转让各种有价证券277.1亿元。 结算业务 1995年，全省会计工作由核算型向核算管理型转变，开展电子化建设和达标升级活动，强化结算监管，重点检查执行结算 “三不准” 和汇差资金清算情况。 国家金库 1995年，全省各级国库认真履行国库职能，加快国库电子化步伐，银行与财政协作配合，圆满完成国债发行与兑付工作，确保国家各级预算收支的实现。全年各级国库共办理财政预算收支1506.5万笔，各级金库共收纳报解各级预算收入337.7亿元 (其中中央级20.6亿元，国债收入55.0亿元)，增长14.6%，办理省内各级预算拨款和国债兑付318.9亿元，增长29.7%。 金融管理 1995年，围绕 “强化金融机构监管力度，坚持金融业分业经营和管理，进一步整顿金融秩序，规范金融业分业经营和管理”，继续做好对越权批设金融机构的清理，督促完成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和四川省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支机构的撤销、保留和改制工作。 外汇管理 1995年，全省人民银行继续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人民币汇价稳中有升，全年累计结汇270270万美元，售汇200960万美元，结汇大于售汇69310万美元。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出口收入核销和出口退税挂钩的决定，严格出口收汇核销管理。正式实施对外商投资企业外汇年检。在办理外汇移存的基础上，开办金融机构外汇票据清算业务。 城市信用合作社 1995年，全省有城市信用合作社联社3家，城市信用合作社293家，从业人员6374人。信用合作社股东权益11.8亿元，资产总额156.4万元，各项存款余额147.6亿元，各项贷款余额93.2亿元。 信托投资 1995年末，全省信托机构共99家，金融租赁公司1家，财务公司2家，其中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信托投资公司23家，信托投资公司所属非独立法人的办事处76家，从业人员3600人； 年末人民币资本总额240235万元，各项存款余额1470068万元，各项贷款余额1460669万元，实现利润7813万元。 证券市场 1995年，全省拥有证券中介机构156家，其中证券交易中心2家，证券公司3家，证券交易营业部126家，证券交易厅13家。全省经人民银行批准发行的企业短期融资券1.7亿元，证券交易额597.2亿元，新上市公司5家，流通股份1.4亿股； 办理证券回购业务8.5亿元。 保险事业 全省人保系统有县级以上分支机构273个，营业所105个，职工总数5321人，建有保险业务代办网点2000余个，拥有专、兼职代理人员15000余人，形成遍及城乡的保险服务网络。全省 (含成、渝) 国内外保费收入27.98亿元，储金期末有效余额6.84亿元，上交国家营业税及附加6009.39万元。为全省经济建设和稳定人民生活做出了一定贡献。 财政税收 古代财政税收 四川自元代建省开始有省级财政。清代以来，四川财政税收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 清代，四川财政属于封建国家财政的组成部分。财政收入包括田赋、盐课、常关税及杂征等，其中田赋、盐课各占岁入总额的44%; 财政支出包括京饷、官俸、兵饷等，兵饷约占岁出总数的2/3。全省岁入、岁出都保持在180余万两白银左右，收支大体相当。赋税的征课，统一由户部规划。各税的课款都规定有额数，照额征解。支出则按照户部核准的拨册数额就收人税款坐支，不足部分另由中央划拨或指省协拨。财政管理高度集中于中央。 1840年以后，四川财政收支变化很大，增幅也比较大。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清王朝指定四川为提供兵饷的 “协济省”。为筹措兵饷，创办津贴，抽收盐厘，开征百货厘金。1861年专设筹饷局，1862年四川总督骆秉章奏办捐输，按粮多少摊派，每年180余万两。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加强对盐业控制，推行官运商销制，改进盐税征收办法，销量增加，积欠减少，税收增长，每年一切收款共得400余万两。 1891年设重庆海关，征收海关税。1894年，为筹措中日甲午战争军费，四川奉令第一次向商人举借内债，称为 “息借商款”。甲午战争失败后，四川分担战争赔款每年增收契税银10万两。1901年起每年分担庚子赔款220万两，占该项赔款全国年均总数的19%，仅次于江苏，居第二位。为筹措该项赔款，每年加派亩捐银 （即新加捐输） 100万两，随粮征收，定为常赋； 加收契税银30万两； 还加征盐、肉、烟、酒、茶厘等。至此，田赋比1840年前增加4倍以上，契税增加近5倍。 20世纪初，举凡练新军、设学校、办警察、兴实业、筹备自治等，都由地方官请准就地取给，各项附加有增无减。1908年成立经征总局，全省岁入1533万余两，其中田赋占26.4%，税厘占52.3%，杂捐占21.3%; 岁出1491万两，其中解款 (含京饷、赔款) 占42.3%，协饷占13.2%，本省支出占44.5%。1909年成立清理财政局，清理全省财政收支。1910年成立财政公所，专管财政，开始编制预算，当年全省岁入1730万余两，岁出1700万余两。 民国时期财政税收 民国元年(1912年)，四川军政府就原设经征总局改设财政部 （后改为财政司），统筹全省财政收支。为维持军政费开支，首发军用银票1500万元。1913年，根据中央颁订划分国家税、地方税草案，将税捐划分为国家税17项，地方税20项。设国税厅筹备处负责国家税征解及国家费用出纳，财政司主持省税及省款收支。地方财政与国家财政实际上从此分立。1914年6月，国、地两税合并，国税厅筹备处与财政司合并成立财政厅，税收由财政厅统收。 1917年以后，四川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把持割据的防区，各自为政，行政极不统一，财政逐渐由统一走向割裂。各军把持驻区财政，自成系统； 财政官吏由其委任，无视财政法令，任意征收，税捐混乱，各地驻军为增筹军饷于驻区内遍设关卡，重征苛敛； 预征筹垫盛行，田赋有预征到1919年的； 附加税日趋繁重，盐税附加数十种，田赋附加有的竟超过正税70倍。各地军阀敛财扩军，其收支数字也日益庞大，每年在1亿元以上。到1934年底，仅刘湘第二十一军所欠公债库券及短期息借各款本息为软性债款12139万余元，约为防区制前期所负政费债务的10倍。 1932年12月至1935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四川东北及与陕西接壤地区建立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川陕苏维埃政府颁布 《公粮条约》 和 《税务条例草案》，省、县分别设立财政委员会，负责财政收支统筹，保证红军给养和战争的基本需要。 1935年2月，四川省政府改组成立，开始对防区制时期财政的混乱状况进行清理，统筹收支，整理税务，推行会计制度，执行国、省联合预算。 1937年以后，四川财政转入战时财政。由于战时通货膨胀，财政赤字日益庞大。1937年～1941年，全省财政收入累计36285万元，中央补助收入占20%以上。1941年以后，实行新财政政策，即田赋交由中央接管，并改征实物。到1945年止，四川 “三征” (征实、征购、征借) 稻谷占全国征购总数的1/3以上； 扩大直接税体系，严格征收过分利得税；各项统税及烟酒税一律由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 凡在国内运销的货物一律征收战时消费税； 实行国家专卖制度，棉纱、麦粉等统税改征实物。战争期间，县 （市） 财政逐渐成为独立的收支系统。1942年，全国财政改为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两大系统，省财政并入国家财政。 1946年6月，推行国、省、县新三级财政制，恢复省财政，田赋仍实行征实及带征公粮。随着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各项税收不断增加。省级财政收入的13个项目中除田赋2成、营业税5成较为可靠外，其余各项均有名无实。而支出浩繁，以致省款收入与支出的差额年年扩大。1946年～1949年，中央补助收入204482亿元，为省款收入的1.4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财政税收 1950年，四川财政建立。通过接管旧财政，征收公粮和税收，统一财政收支，严格执行预决算制度、基本建设拨款制度、审计会计制度及财政监察制度，整顿城市地方财政，使全省财政收支平衡，结构改善。1950年～1952年，全省累计完成财政收入19.77亿元，财政支出6.2亿元，上交中央财政11.58亿元。1952年与1950年相比，财政收入增长84.8%，财政支出增长2.5倍，农业税比重由60.6%下降为36.8%，工商税收比重由30.1%上升到42%。 1953年～1957年 “一五” 时期，四川财政运用农业税减免和稳定负担的政策、工商税轻税和减免政策，以及增加农业投资，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合作化运动发展，在支持全民所有制企业发展的同时，促进合作经济的创立和发展，运用税收的杠杆作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5年中，全省财政收入累计46.71亿元，平均每年递增6.3%; 财政支出累计21.26亿元，平均每年递增7.8%; 地方财政超支结余5.3亿元，上缴中央财政3.46亿元。 1958年，根据中央部署，全面改革财政管理体制，下放权力。“大跃进” 中，“全民办工业”，盲目追求产值，产品质量低劣，使大量产品积压在工、商企业中，利润并未真正实现，却用大量资金上缴财政； 农业方面，高指标、虚报产量，带来高征购。这些因素造成1958年～1960年全省财政收入大幅度上升的虚假现象，导致财政支出的巨大增长，基本建设规模空前扩大，投资急剧增加。3年中，基本建设拨款32.32亿元，为 “一五” 时期的6.4倍； 基建拨款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54.2%。 1961年以后，四川财政转为调整经济服务。加强财政对农业的支援，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加强财政集中统一，以利于综合平衡； 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紧缩各项事业费用。从1963年开始，财政收支明显变化。1963年～1965年，省财政收入年均16亿元～17亿元，年均递增16.3%，超过 “一五” 时期6.3%的幅度。 1966年以后，四川财政经济状况急剧恶化，财政管理工作大大削弱。1968年，全省财政收入8.31亿元，基本上倒退到1954年的水平。1969年，强调战备需要，加强三线建设，省财政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扩大，1970年占财政支出的45.2%，国民收入中积累与消费比例又一次严重失调。此后虽有转机，但也有反复。1966年～1976年的11年间，全省财政有7年没有完成年度收入计划，有5年支大于收。 1978年以后，随着工作重点转移，四川财政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改革国家与国营企业利润分配关系，调整支农资金分配结构和支农资金管理制度，贯彻执行改革工商税收制度的规定，改革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分配关系，改革财政资金管理制度，配合有关部门进行价格、工资、科技、教育等改革，取得明显成效。 到新财税体制改革以前，1993年，四川财政收入201.4亿元，财政支出214.5亿元。财政收支规模扩大，实力增强。但是，按全省人口平均计算，收支数字都还小，同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比较，四川财政还处于后进地位。1950年全国人均财政收入12元，四川仅7.58元； 全国人均财政支出12.33元，四川只有1.73元。1993年，全国人均财政收入增加到429.3元，比1950年增加34.7倍，四川只有183.05元，增加23.1倍； 全国人均财政支出增加到446.13元，比1950年增加36.17倍，四川只有194.95元，虽比1950年增加112.69倍，但只有全国人均财政支出的43.7%。价格补贴、亏损补贴长期成为四川财政的两大 “包袱”。 对外贸易与对外经济合作 四川对外贸易始于2000年前的汉代。当时四川所产的绸缎、生丝类货物，沿着丝绸之路输往印度及西亚、非洲、欧洲等地。现代意义的对外贸易则始于19世纪末。按照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的规定，四川的第一个通商口岸重庆1891年正式开埠，重庆海关也同时开关。当年5月，第一条装载黄丝、白蜡的货船从重庆海关发运国外。此后20年间，四川出口的货物有生丝、桐油、猪鬃、猪肠衣、牛羊皮、药材、山货等，输入的是洋纱、洋布、洋油、染料等。在辛亥革命后20多年内战动乱时期中，四川外贸每况愈下，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又经历一次大起大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50年代初期直至1978年，四川无直接出口，主要是组织收购货源，调拨给国家指定的口岸出口。在这20多年中，四川的出口商品收购值累计增长7.5倍，年均增长8.6%，出口目的地为苏联、蒙古、朝鲜、越南等； 进出口贸易略有盈余，但是其中10余年为逆差。1977年开始，四川直接自营出口少量商品，输往香港、澳门。出口以农副产品及加工品为主，其中轻纺工业品所占比重逐渐增大，大宗的有蚕丝、猪肉、桐油、菜油、食品罐头、柑橘、茶叶、中药材、榨菜、猪鬃、猪肠衣、山羊皮等，还有少数几种初级工矿产品。进口以钢材、化工原料、农药等为主，其金额仅限于国家分配给四川的地方外汇数额之内，每年从几十万美元至1000万美元不等。70年代末期起，随着全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四川外贸跨入新的大发展时期，呈现根本性的变化。扩大出口经营权，自营出口额逐年增大，从1979年的2681万美元增至1984年的2亿美元以上。出口目的地扩大到86个国家和地区。同期，自营进口额从2094万美元增至9032万美元。到1985年，四川绝大部分进出口商品均已变为直接对外成交。1988年，进出口总额首次超过10亿美元。1990年与1985年相比，进出口总额的增幅高达162.5%，其中出口额的增幅(220%)远大于进口 (45%)。从1991年起，实行外贸企业自负盈亏的新体制，进出口总额飞速增长，1995年全省进出口总额41.4亿美元，比1990年增长203.7%。从“六五” 到“八五”，四川的进出口一直是顺差，1995年达到最大顺差额 (近10亿美元)。 四川利用外资起步于1979年，由 “三来一补” (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逐步发展到举办三资企业（直接引资） 和利用外国政府、国际金融组织、外国银行的贷款 （间接引资）。1983年，四川首家外商投资企业诞生，至1991年，共有513家；从1992年开始，由于实行扩大开放、增强招商引资工作力度的战略，兴办三资企业的数目急速增长，至1995年末，累计达6268家，合同利用外资总额达74.7亿美元，实际到位23.1亿美元； 间接引资45.91亿美元，实际到位40.24亿美元。两项合计，全省利用外资共计120.61亿美元，实际到位63.34亿美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进入四川投资或者寻求合作伙伴的外商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是香港、台湾、澳门地区和美国、新加坡、日本、菲律宾、泰国等国家，其中有美国的国际金融、亚洲战略投资、摩托罗拉、美林证券、通用电气、百事可乐，加拿大的通用电气、国际航空，德国的拜耳、赫司特、西门子，法国的阿尔斯通，日本的味之素、丰田、日立、雅马哈等著名的跨国公司。外商投资的领域主要是房地产、服装、轻工等40余个行业。进入90年代，投资交通、能源、基础工业和高新技术的项目显著增多。为鼓励外商来川投资，1992年12月通过并颁布地方性法规 《四川省鼓励外商投资条例》。 四川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从开始时单一的承担国家援外项目发展到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兴办海外企业、开展同联合国和某些国家的多边或双边合作等多种形式。1980年～1995年，签订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共计36.93亿美元； 输出劳务人员数逐年增长，1995年超过1.46万人次。 旅游 四川山河秀丽，历史悠久，文化发达，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非常丰富，自古以来就是著名游览胜地。 根据历史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 (前111年)，大历史学家司马迁曾到过都江堰游览。这是有文献记载的第一个到都江堰游览的人。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四川地处西陲，社会相对安定，不少文人学士，或由于仕宦游学，或由于访友避难，到四川游历的不在少数，他们在各风景名胜区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对当地景物有不少题咏赞颂。南朝刘宋盛弘的 《荆州记》 描写三峡风景，是一篇优美的旅游小品，被人传诵至今。 唐宋时期，四川迎来继秦汉以后又一个发展高潮。中间的五代十国，虽全国分裂，但四川处在前、后蜀的统治下，没有受到多少战争的破坏，因而经济继续发展，商业和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旅游活动也开展频繁。《宋史·地理志》记载： “ （川峡四路） 其所获多为邀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日。” 成都作为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成了旅游中心。二月有踏青节，是春日郊游的节日，也是当时四川地区民间最重视的最盛大的节日。最初踏青散在四郊，后来张詠治蜀时以为群众性自发的郊游 “不若聚之为乐”，于是以南门万里桥为起点，“以锦绣器皿结彩航数十只，与群僚百官分乘之，妓乐数船，鼓吹前导，命曰游江，于是郡人仕女，骈罗于八九里间，纵观如堵，抵宝历寺桥，出宴于寺内。市内则一蚕市，纵民交易，嬉游欢乐，倍于往岁，薄暮始归”。(陈元靓 《岁时广记》卷一引 《壶中赘录》) 成都春日游江的风俗，早在唐代就已经开始。崔圆为剑南节度史时，游江的场面非常壮观，百花潭和浣花溪成为泛舟的好地方。到宋代，更以农历四月十九日这一天为高潮。据宋人庄绰《鸡肋篇》 卷上记载： 这一天 “太守乘彩舟泛江而下，两岸皆民家绞络水阁，饰以锦绣。每彩舟到，有歌舞者，则钩帘以观，赏以金帛。以大舰载公库酒，人支一升，至暮遵陆而归”。可见当日奢丽壮观的景况。明清以来，游锦江的活动不及唐宋之盛，但是每年春夏，江中仍然有彩船绣舫，供人乘坐。直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锦江水少，这些船只才绝迹。 当时群众性的旅游多数是结合节日庆典、集市、庙会进行。如唐代后期在成都出现的蚕市，到宋代每年正月到三月都要举行多次，举行的地点有城东的大慈寺、城南的五门、城西南的圣寿寺和大西门等。宋人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九记载：“耆旧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丛所在致市居，此遗风也。又蚕将兴以为名也，因之货蚕农之具及花果草药什物。” 除了蚕市，还有正月的灯市、二月的花市、四月的锦市、五月的扇市、六月的香市、七月的七宝市、八月的桂市、九月的药市、十月的酒市、十一月的梅市、十二月的桃符市。这些 “市” 既是交易物品众多的繁荣集市，也是达官贵人游乐观光的场所。元代成都人费著撰的 《岁华记丽谱》 记载了宋代成都地区民间的游乐风俗，按时间顺序记叙从正月开始到冬至民间节日游玩的情况和官员们的邀游活动。 这个时期，四川的旅游景区已不限于成都，长江三峡、峨眉山、青城山和其他一些地方都成为人们旅游观光的地方，川籍和外地来川旅居的文人学士在各地写下不少诗篇，既是当年丰富多彩旅游活动的见证，又为今天旅游资源的开发增添了不少珍贵的内容。 花会是成都的又一游乐内容，有近1000年的历史。明清之际，花会活动与农副产品的交易相结合，地点集中到城西的青羊宫，正期是农历二月十五日，据说这天是道教始祖李老君的生日。清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官府借花会举办 “劝业会”，使旅游与贸易结合的格局定型下来，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民国初年，在花会期间还组织 “打金章” 的武术擂台赛，戏曲界及其他江湖艺人也来此献技。 外国人来川旅游最早的是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他经陕西入川，到了成都。在 《马可·波罗游记》里有当时成都情况的叙述。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到四川的渐渐多起来，最初是欧洲的传教士来四川传布天主教，随后美洲的传教士也进入四川，后来也有一些领事官员、教师、医生入川，以职业活动为主，结合旅游考察。傅崇矩的 《成都通览》记载光绪三十三年 (1807年) 十月到第二年十月来川的外国人计212人，行止 “远达茂州、打箭炉、松潘、宜宾、遂宁等地”，“来往均由地方官员派人护送，按县交替”。 进入民国，四川境内战乱频繁，虽然外国人入川受到一定影响，但国内的旅游者仍看重四川这块旅游宝地，时有人前来游览。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成为 “陪都”，大批军政要员、富商大贾、文化名流都汇集到此，寓居四川的外国人也多起来。相对安定的 “后方”显得繁荣，旅游活动也比较活跃。重庆逐渐成为当时一个旅游活动的中心城市。但由于战争的关系，真正旅游人数相对说来还是比较少的。 四川旅游企业大约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初。为配合民生公司的川江航运，开办川江旅行社，服务项目有承办旅客食宿和行李托运。旅行社还编印一本宣传手册《从上海到峨眉》，介绍沿途主要城市、旅游景点、交通工具、所需时间和经费，给旅游者提供了较大的方便。抗日战争开始，川江旅行社改组为四川旅行社，先后在成都、万县、嘉定 （乐山）、叙府 （宜宾）、汉口、贵阳、昆明、香港、河内、海防等国内外一些城市设立分社，在合川、奉节、巫山、巴县、广州等地设立办事处，服务项目有 “办理运输公票、报关保险等业务，为客商解决种种困难”。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在重庆总社增加食宿接待和代办出国护照的服务项目。 上海的中国旅行社创建于20年代后期，抗日战争期间迁来重庆，服务项目比四川的旅行社更为广泛，但主要客源是靠广告招徕和上门委托，在社会上影响并不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连续的政治运动和经济建设集中了全民的思想和力量，四川旅游显得十分冷落，许多有名的风景名胜也日渐荒芜，甚至受到破坏。虽然为国际交往的需要建立了旅游事业管理局，政府机构内还设有交际处，但开展的活动并不多。 1978年以来，四川旅游事业飞速发展。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各级旅游管理机构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现已有政府设置的县以上旅游局或旅游办公室100余个； 旅游服务公司或旅行社360余家； 涉外旅游饭店120余家，其中星级饭店90余家； 旅游商品厂家100余家。旅游交通设施状况有很大改善，江河航运客舱接待条件有很大改观，改造和新建了多条公路，铁路运输电气化，民航发展，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在旅游景区的建设方面，原有的旅游景点得到恢复，还增辟了一批新的旅游景点。 闻名世界的风景名胜长江三峡80年代以来增辟了一批新的旅游景点，先后将万县市、忠县的石宝寨、云阳县的张飞庙和奉节县的白帝城正式作为旅游参观景点，随后开放巫山县大宁河的 “小三峡”，丰都县名山景区也开始接待各地的旅游者，壮美的三峡成为人们入川必游的风景名胜区。 川南的风景名胜经过10多年的开发建设颇有规模。在千年盐都自贡市西秦会馆里开设了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馆内陈列的盐业史料非常丰富，展现了1000年来这一地区制盐的历史情景。自贡市大山铺的恐龙博物馆是世界上最有特色的恐龙博物馆。自贡灯会在近年也有长足发展，每年会期吸引不少游客。宜宾城西北翠屏山的哪吒洞，近年因台湾嘉义市道教寻根团的活动而成为台湾同胞在大陆 “朝圣旅游” 的一个热点。这一地区还有长宁、江安的蜀南竹海，珙县的僰人悬棺，兴文县的石海洞乡，泸州市的玉蟾风景区和内江市的资中重龙山景区，都有很高的旅游价值。尚待开发的旅游景点还有筠连的山水洞穴奇观、合江的福宝景区、古蔺的黄荆景区和叙永的丹山景区等。 四川西部以成都为中心，辐射附近属县，连接乐山市所属旅游景区，形成川西旅游片。这一地区有丰富的山水风光和珍贵的文物古迹，是四川省最发达的旅游地区之一。峨眉山是四季可游的游览胜地，大自然的神妙造化和千百年的文化古迹，加上近年来的开发，使这座名山更具吸引力。乐山不仅有世界闻名的乐山大佛，最近又发现 “隐形卧佛” 新景观。成都附近的郊县，古老的旅游景点和新辟的风景区构成 “四季旅游风光带”。 西北方面，九寨沟、黄龙寺成为新辟的景点。以绵阳三国遗迹和广元剑门关、女皇武则天皇泽寺为主的 “剑门蜀道旅游区” 都正在开发建设中。 现省内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8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26座；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3处，省级274处； 民族节庆60多种；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3处，省级26处。 四川作为一个旅游资源大省的地位已为全国旅游界所公认。 教育 四川官学教育创始于汉景帝末年的蜀郡守文翁，在成都建 “石室”，招收各县俊秀少年入学。汉武帝知道后，即下诏郡国都立学，当时四川境内约有11所官立学校。自此，四川逐渐赶上中原文化区而跃为全国的文化发达区。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四川地区经受战乱之苦，学校教育受到一定破坏，官立学校除汉代文翁所建蜀郡学还能勉强维持外，其余官学则时兴时废。民间私学仍绵延不断。隋唐时期，四川官学始恢复，极盛时有官学生9000人左右。唐德宗贞元年间，遂宁县建立张九宗书院，影响深远。两宋以后，四川官学时盛时衰，北宋三次兴学，四川各级官学逐渐恢复或改建，有书院28所。元朝统治时期，四川地方教育由于民族矛盾和隔阂等原因，始终未达到两宋时期水平。明代，四川地方教育由于中央政府的提倡和诏令，相继恢复、改建，创办府学、州学、县学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儒学170余所，培养许多初、中级人才，并推动了社会风气的改变。清代，四川地方学校的设置与管理大都和明代相似，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四川应设立官学174所。光绪年间，学生人数3万人左右。清末，在民主进步力量推动下，清政府在学校教育方面被迫引进西方国家的办学形式和教学内容，出现新式教育。四川地处西南边陲，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引进新式教育较晚，清政府颁布 “癸卯学制” 以后，四川各地的儒学和书院等旧式学校开始瓦解，新式学堂才逐步建立起来。 辛亥革命摧毁了封建教育制度，教育迅速向近现代教育转变，四川教育在变革过程中经历了两个阶段： 民国前期，由于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经济衰退，教育事业停滞萎缩；民国后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一些学校先后迁入四川，大批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入川办学，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据国民政府四川省教育厅统计，1945年全省有幼儿园367所，在园幼儿2.1万人； 小学52711所，其中初级小学47340所，完全小学5371所，在校学生约382.5万人，入学率80.4%; 中学521所，其中省立24所，县市立222所，私立275所，学生20.3万人 (初中生16.1万人，高中生4.2万人); 中等师范89所，在校学生2:4万人。抗战胜利后，外省学校纷纷迁返，省内一些学校先后停办，学生流散。到1949年，全省仅有幼儿园172所，在园幼儿1.9万人； 小学2.45万所，在校学生139万人； 中学469所，在校学生9.9万人； 中师50所，在校学生1.7万人。学校分布极不平衡，中学绝大多数设置在城镇，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不少县份没有一所中学，不少乡镇没有一所小学，全省85%以上的人口是文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经过46年的发展，全省已形成包括幼儿教育、特殊教育、成人教育、干部教育在内的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至1995年底，全省有各级各类学校129325所，在校人数2217.3万； 已在占总人口98%左右的地区普及小学教育，38个县 (市、区)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特殊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三类残疾适龄人口入学率72.7%; 幼儿教育蓬勃发展，3岁～6岁幼儿入园率46%; 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迅速，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在校生占整个高中阶段在校生总数的58%; 成人教育成绩显著，179个县 (市、区) 达到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标准，青壮年文盲率控制在5%以下，年均培训职工、农民1000万人次以上，成人高等和成人中等专业学历教育在校生30.5万人；每万人中有大专及以上学生18人，高中生62人，初中生290人。 师资培训体系初步形成。1995年底，全省有高等师范院校16所，中等师范学校87所，教育学院17所，教师进修学校196所，基本上能满足教师队伍的补充和提高。教职工103.55万人，其中专任教师79.48万人； 幼儿教师7.54万人。在普通中学教师中，高中教师学历合格者占58.64%，初中教师学历合格者占66%; 职业高中教师学历合格者占28.7%，职业初中教师学历合格者占63.7%; 小学教师学历合格者占73.5%，其中大专以上学历者占4.1%。 1995年，全省共毕业研究生1900人 (博士生197人)，招收研究生2820人 (博士生547人); 毕业大学生63219人 (本科22475人，专科40744人)，招收66375人 (本科28567人，专科37808人); 毕业中专生60069人，招收92873人； 成人高校毕业学生34292人，招收37451人； 成人中专毕业学生48086人，招收92689人。 基础教育 幼儿教育 1949年，全省有幼儿园172所，人园儿童19047人，教职员700人。1950年～1952年，政府陆续接管外国人兴办的幼稚园、孤儿院和一批私立幼稚园，大型厂矿、大专院校、部队、机关相继兴办一批幼儿园。到1952年低，全省幼儿园发展到753所，人园幼儿66399人，教职工2472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幼教事业健康发展。到1995年9月，全省有幼儿园 （班） 18531所 （个），在园幼儿235.48余万人，其中学前班101.11余万人； 教职工9.2万多人，其中专任教师75368人。 小学教育 1949年，全省有小学24487所，专任教师5.7万人，在校学生139万人，按当时全省总人口计，平均每万人中有小学生243人。学龄儿童入学率20%左右。1950年～1952年，在接管、接办民国政府所办小学和外资津贴小学的同时，在城市增设公立小学，在农村实行鼓励群众办学的政策，以恢复和发展小学教育，满足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子女入学的要求。1952年，全省小学恢复发展到47939所，在校学生526万人，比1949年分别增长95.8%和2.78倍，学龄儿童入学率上升到39.7%。到1995年9月，全省有小学68436所，在校学生998.87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98.4%，小学毕业升学率88.3%，辍学率降为1.38%; 小学教职工493460人，其中专任教师438420人。 普通中等教育 1949年，全省有初中272所，在校生7.1万人，高中197所，在校生2.8万人，教师7896人； 40多个边远县无初中，120多个县无高中，中学教育相当落后。1950年～1953年，各级人民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接管、接办旧公立学校，接收、改造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处理了接受外国津贴的中学。1950年，全省有私立中学230所，占普通中学总数的48.2%，学生45564人，占学生总数的34%。1952年秋，先后停办、查封79所，接办122所，次年又接办29所，私立中学全部接办完毕。另外，1950年初，川东、川南、川西、川北行署和重庆市共有接受外国津贴的普通中学21所，学生4934人，当年停办5所，次年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的6所，1952年底将其余的10所全部改为公立。 “一五”期间，四川省中学教育在结束学校混乱现象的基础上，贯彻执行 “整理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 的方针，数量稳步增长，质量明显提高。到1957年，城市办二部制初中117所，民办初中107所； 教育部门还在34个边远县和少数民族地区新办高中，在7个县新办初中； 全省中学增加到754所 (其中教育部门办642所)，在校高中生8.7万人，初中生41.56万人； 确认重点中学15所，其中成都市第四中学由教育厅直接领导； 另将高中和完中分为三类，第一类26所，占高中和完中总数的18.2%; 第二类99所，占总数的69.2%; 第三类18所，占总数的12.6%。试图重点办好第一类学校，以带动第二类学校，并对第三类学校进行必要的整顿，体现了办学的计划性和整体性。 到1995年9月，全省有普通中学6259所，其中高中1091所，初中5168所； 在校学生369.16万人，其中高中生43.94万人，初中生325.22万人； 初中毕业升学率 (包括升入普高、职高和中专) 44.7%，辍学率降为6%，高中毕业升学率46.9%; 教职工32.99万人，其中专任教师25.77万人 (初中教师21.82万人，高中教师3.95万人)。 特殊教育 1949年，全省有盲、聋哑学校3所，即成都市中西慈善团基督教盲哑学校、成都私立明声聋哑学校、重庆私立扶青聋哑学校，共有学生110人，教职工42人，其中教师28人。1951年，成都市军管会接管成都两所学校，合并改名为成都市盲哑学校；1956年，重庆市人民政府接管私立扶青聋哑学校，改名为重庆市聋哑学校。接管后，两所学校扩大招生，到1957年，发展到25个班，在校学生431人，教职工51人，其中教师31人。之后，部分地区民政部门举办了一批盲聋哑学校 （班）。到1965年，全省有盲聋哑学校13所 (教育部门办3所，民政部门办10所)，在校学生969人，教职工108人，其中教师85人。1978年以后，全省盲聋哑学校有了新的发展，到1985年底，有盲聋哑学校14所(教育部门办8所，民政部门办6所)，盲生11班，聋哑生45班，在校学生837人，教职工243人，其中教师143人。“七五” 和 “八五” 期间，盲聋哑教育获得飞速发展，到1995年9月，全省有盲聋哑学校76所，其中盲校1所，聋校71所，盲聋哑学校4所，视力残疾儿童入学3720人，入学率32%。 1984年，在乐山师范附中首先试办弱智儿童辅读班，开设语文、数学、体育、图画、手工、歌舞等课程。次年，省内其他城市又举办7个弱智班，连同乐山师范附小1个班在内，共有学生102人，教师19人。到1995年9月，全省有弱智学校9所，智力残疾儿童入学57513人，入学率81%。 以特教学校为骨干，以特教班和随班就读为主体，到1995年秋，全省有85所特教学校，还有特教班436个，随班就读点4万多个，特教入学率平均72.7%。 乐山师范特教部1990年开始招生，为各地提供了一大批合格的特教新师资。成都盲哑学校、重庆聋校和重庆盲校近几年来坚持举办短期师资培训班，保证了各地新建聋校和开展盲童随班就读所需的师资。重庆师范学院成立弱智教育研究中心，为指导全省弱智教育的教学、科研做了大量工作。 工读学校 四川省的工读学校于1959年开办，到1963年有8所，其中成都3所，重庆4所，泸州1所。当时工读学校多数是小学，仅成都有1所是中学。“文化大革命”期间，工读学校被停办，1981年8月重新恢复创办。到1995年9月，全省有工读学校13所，在校学生204人，教职工256人，其中专任教师141人。 中等技术教育 中等职业技术教育 1957年秋，新繁县办起全省第一所半工半读的农业中学。次年，在中央号召推动下，农业中学迅速发展起来，达到3582所，学生25万人。1965年3月，以各种中等以上半工 （农） 半读学校为骨干的职业技术学校发展到1608所，学生13.6万余人，其中各类半工 （农） 半读职业学校和技工学校248所，学生3.4万多人； 农业中学1303所，学生9万多人。 1980年，全省开始改革中等教育结构，试办职 （农） 业中学。到1985年底，职业高中校点发展到808个，其中单设校411所，普通中学附设职高班的有398所，共计2507个班，在校学生10.7万人，职高生占普职高在校学生总数的18%。职业初中校点175个，其中单设校89所，共计491个班，在校学生约2.4万人。“七五” 与 “八五” 10年间，职业技术教育有了很大发展，据1995年9月统计，全省有职业中学639所 (初级职业中学37所，高级职业中学602所)，在校学生约25.3万余人 (初级职中1.13万人，高级职中24.17万人)，职业高中学生占普职高在校学生总数的35.5%; 教职工31983人，其中专任教师20606人 (初级职中教师796人，高级职中教师19810人)。 技工学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国民经济恢复和解决大量失业人员就业的需要，全省技工教育重点抓了失业青年工人的转业训练。“一五”期间，根椐新建和扩建企业对技术工人的需要，成、渝等地陆续开办以机器制造业、航空工业、电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为主的技工学校，到1957年底，全省有技工学校7所，在校学生1058人。1978年以后，技工学校迅速恢复和发展，遍及20个市、地、州和20多个行业，设置了300多个技术工种。1985年，全省有技工学校3444所，在校学生近6.4万人，专职教师7246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者占23.5%。1995年9月，全省有技工学校190所，在校学生18.82万人，教职工2.82万人，其中专任教师12326人，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占60.07%。 中等专业教育 1949年，四川有相当于中等技术学校性质的职业学校62所，在校学生6771人，专任教师933人。1952年秋开始进行调整，次年底结束，计有学校56所，并将中等技术学校统一改称为中等专业学校，招初中毕业生。至1956年底，中专学校有68所，在校学生54426人，教师3835人。1978年以来，中专教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国家对教育进行调整整顿，办了一批重点学校，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改善办学条件，加强领导管理。到1985年底，全省中专学校发展到162所 (其中全国重点中专20所，省属重点中专5所)，设置专业288个，实际招生学校148所，在校学生66135人，教职工23769人，其中专任教师8731人。据1995年统计，全省有中专学校277所，其中工业学校59所，农业学校28所，林校1所，医药学校38所，师范学校87所，财经学校36所，政法学校5所，体育学校4所，艺术学校6所，其他学校13所； 在校学生约25.54万人； 教职工3.83万人，其中专任教师1.77万人。 中等师范教育 1949年，四川有师范学校50所，其中单设中师21所，初师4所，合设师范25所 (中、初师合设，中、幼师合设，中技、中学与师范合设等)。1950年，国家对上述学校全部接管，并对其进行改造。至1957年，中等师范学校发展到65所 (单设中师37所，单设初师4所，合设师范24所)，在校学生31989人 (中师生27375人，初师生4614人)，教师1628人。 1977年以来，中等师范教育得到迅速发展，当年招收高中毕业生1.3万人，举办培养初中教师的文科、数理科、数化科二年制专业班。次年除继续招收9500人的二年制专业班外，又招收1500人的高考落榜生，举办一年制初中教师专业班，并在条件较好的6所中师办起高师专科班。1980年以后，中师工作重点转移到培养合格小学教师上，省教育厅确定了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师18所。1985年2月，全省重新调整中师的布局和规模，将106所中师调整为98所，转为培训小学在职教师的9所，中师在校学生49520人，专任教师4043人。1995年底，全省中师调整为87所，在校学生6.42万人； 教职工9683人，其中专任教师5151人，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占60%以上。 中等幼儿师范教育 1955年，重庆市和成都市按照教育部有关指示，新建幼儿师范学校各1所，1956年秋开始招生。1960年全省幼师发展到12所，次年调整到5所。到1965年共有幼师学生859人，专任教师111人。“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幼师全部停办。1973年，重庆、成都幼师恢复招生，次年万县、江油幼师恢复招生，当年幼师在校学生500人，专任教师60人。1981年，重庆幼师被列为重点学校，学制改为四年； 次年，成都幼师也被列为重点学校。到1985年，全省4所幼师有学生1560人，专任教师188人。近10年来，幼师发展重在提高质量。至1995年9月，4所幼师有学生2903人，教职工461人，其中专任教师244人。 高等教育 1949年底，四川有高等学校36所，占全国205所高校的17.6%。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根据中央指示，1952年前后和1956年前后对高等教育进行两次大的调整。第一次调整是 “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第二次是为适应国民经济布局，局部调整院系设置。1956年底，四川有高校22所，其中综合大学1所，工科大学5所，农科大学2所，医科大学3所，师范院校4所，外语、财经、政治、民族、体育、美术、音乐院校各1所。此后，又新建四川石油学院、重庆交通学院、重庆邮电学院、四川农机学院、四川林学院、泸州医学专科学校等6所院校。1965年，为适应大三线建设需要，唐山铁道学院 (1972年改名为西南交通大学) 迁峨眉，清华大学在绵阳建分校，上海化工学院在自贡建分院。次年初，南京大学、东北林学院的2个专业并入四川林学院。至此，全省有高校32所，设置专业179个，在校学生45724人，专任教师9171人。 1978年以来，四川以师范教育为重点发展地方高等教育，1978年～1979年两年新建内江、绵阳、江津、万县、西昌、达县、宜宾、阿坝等8所师范专科学校，以及成都气象学院、四川畜牧兽医学院、四川建筑材料工业学院 （清华大学绵阳分校改）、绵阳农业专科学校、西昌农业专科学校、成都大学、渝州大学等。1982年又新建涪陵、温江、乐山等3所师范专科学校。为发展短缺专业和地方高等教育事业，1985年前后还新建攀枝花大学、自贡师范专科学校、四川商业专科学校、成都纺织工业专科学校、重庆建筑专科学校、重庆钢铁专科学校、四川烹饪专科学校、康定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和凉山大学等9所高校。到1985年底，全省有普通高等学校58所 (其中全国重点大学9所，省属重点大学5所); 设置专业569个； 在校学生117583人； 教职工59109人，其中专任教师22627人； 有博士学位授权点39个，指导教师48人，硕士学位授权点217个。 “七五”和 “八五” 期间，全省普通高等教育又有很大发展。1995年底，有普通高校64所 (中央部委属26所，地方属38所)，其中综合大学2所，工科院校22所，农业院校5所，医院院校5所，师范院校16所，财经院校4所，艺术院校2所，外语、政法、体育、民族院校各1所，短期职大4所； 在校学生20.92万人，其中研究生0.84万人 (博士生1484人，硕士生6944人)，本科生10.49万人，专科生9.59万人； 教职工6.9万余人，其中专任教师2.58万人 (正高级1811人，副高级7040人，中级10778人，初级4428人)。学校数和在校生数均居全国第二位。高校科研取得科技成果近3000项，推广科技成果近1000项，“八五” 期间增加社会经济效益150多亿元，为全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成人教育 在四川成年人口中，大多数是直接从事工农业生产的工人和农民。1949年以前，工人、农民文化落后，约80%以上是文盲、半文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工农教育，将农民、职工、干部和市民作为成人教育的主要对象，分别开展农民教育、职工教育和干部教育。 农民教育 四川是一个农业大省，全省人口85%以上是农民。1950年开始，全省以冬学运动为主要形式，对农民开展时事、政治教育，结合进行识字教育，以提高其政治素质。1956年以后，农民教育转向以扫盲为主，以配合全省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当年有1124万文盲参加学习，扫除文盲57万人。在此基础上，各地先后办起业余中小学和红专学校9万余所，在校人数360万人。从1963年起，农民教育以举办会计和记分员学习班为主，学习形式以函授教育和技术夜校为主。1978年以来，技术教育和扫盲又成为农民教育的主体。1986年，有乡 （镇） 农民文化技术学校5000余所，在校学员60余万人，农村青壮年文盲也由1949年的90%下降为14.8%。据1995年底统计，全省有农民中专27所，在校学员8106人，教职工743人 (专任教师426人)，兼任教师127人； 农民中学396所 (高中45所，初中351所)，在校学员39718人 (高中4561人，初中35157人)，教职工2525人； 农民技术培训学校42772所，在校学员635.89万人，教职工2.49万人 (其中教师1.19万人); 农民初等学校 （班） 9215所 （个），其中扫盲班4745个，在校学员79.75人(其中扫盲班学员约40.22万人)，教职工11572人 (其中教师4869人)。 职工教育 1951年9月，各级政府要求在三五年内基本扫除职工中的文盲，达到识字1000个左右，具有阅读通俗书报的能力，建立二年制职工业余学校或学习班，开设语、算和常识课。到1952年12月，全省办起职工业余学校561所，在校学员152833人。从1960年起，职工教育重点从识字教育转向业余初、中等教育，出现了一批业余高小班和中学班。到1962年，全省职工中共扫除文盲近100万人，有8.4万余人达到高小毕业文化程度，1033人达到高中毕业文化程度。1982年6月，职工教育开展对青壮年职工文化、技术补课活动。到1985年底，共有220余万青壮年职工达到 “双补”合格。还举办职工中等专业学校 （班），全省42个部门、系统举办职工中专校 （班） 186所 （个），其中职工中专校64所，中专班122个，设置专业148个，在校学生26627人，教职工3009人，其中专任教师1372人。 50年代中期，全省有职工业余大学9所。“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办，另办 “七·二一”大学284所。1978年以后开始整顿、调整。到1985年底，共有职工 （业余） 大学58所，均为专科层次，设置专业97个，招收有2年以上工龄的在职职工入学，在校学生11353人，教职工2833人，其中专任教师1509人。 1986年～1995年10年间，全省职工教育呈现全面发展态势。至1995年底，有职工高等学校46所，在校学员1.64万人，教职工5266人 (专任教师2646人，其中正高级13人，副高级584人)，兼任教师954人； 职工中专80所，在校学员4.5万人，教职工3129人 (教师1530人)，兼任教师1078人； 职工中学83所 (高中70所，初中13所)，在校学员16345人 (高中11799人，初中4546人)，教职工966人 (高中854人，初中112人)，其中专任教师486人 (高中382人，初中104人); 职工初等学校35所，在校学员2507人，教职工189人 (其中教师140人); 还有职工技术培训学校612所，在校学员14.93万人，教职工0.36万人 (其中教师0.21万人)。 干部教育 1949年以后，工农干部培训成为成人教育重要内容之一。1952年底，全省办起机关干部业余文化学校72所，在校干部7680人。到1956年，有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266所，干部 （脱产） 文化学校104所，工农干部文化学校43所，学员78045人。1978年以后，对干部提出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要求，除在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举办干部专修科和培训班外，还大力建立管理干部学院。到1985年底，经中央部委和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同意备案的管理干部学院有8所，设置专业20个，在校学员1798人，教职工1488人，其中专任教师616人。还建立干部函授学院1所； 干部中等专业学校11所，设置专业47个，在校学员3678人，教职工596人，其中教师215人。经过 “七五”和 “八五” 的发展，全省干部教育上了一个新台阶。据1995年底统计，有管理干部学院11所，在校学员7475人，教职工2454人 (教师958人，兼任教师136人); 干部中专28所，在校学员9333人，教职工1328人 (教师564人，兼任教师207人)。 科学技术 四川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古代、近代、现代3个历史阶段，出现过战国末年和秦汉时期、洋务运动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三线” 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5次发展高潮。 四川是中国古代文化、科技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四川的古代科学技术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农业生产技术较早地实现从粗放经营到精耕细作的转变。水利工程技术创造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工程。工业技术方面，拥有漆器、织锦、瓷器、造纸、制糖、印刷、井盐采制等独具特色的创造。中医、中药有不少具有重要影响的名医、名著。数学、天文学一度在全国领先。古代四川有全国一流的科学家、技术家，科技成果和科技著述、科学技术力量和水平居全国前列。四川各少数民族在科学技术上也有独创之处。藏、彝医药历史悠久，有一套独特的医学理论，以治疗慢性病著称。藏、彝族的天文历算都有很高的水平。各少数民族在纺织、炼染、火药制造和使用方面都有创造发明。 四川近代科学技术以引进为特点。随着近代产业的引进，四川建立起采矿、冶金、机械、电力、纺织、面粉、火柴、缫丝、造纸、印刷、玻璃等近代工业生产技术体系。农业方面，棉花和果树从国外引种栽培获得成功。近代自然科学从地质、矿产和植物资源的调查开始萌芽。 抗日战争时期和“三线” 建设时期，全国科技力量先后两次向四川大规模转移，四川聚集了各种专业的科技机构和数量庞大的科技队伍。两次科技力量的大转移，不仅为四川的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也改变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不平衡的布局，对中国科学技术进步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四川在全国率先进行科技体制改革。80年代初期，摸索出扩大科研单位自主权、农业技术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厂矿企业办科研三条成功经验。1985年起，按中央的决定，进行科技体制的全面改革，取得一些突破性进展。1990年，确定“科教兴川” 战略，相继出台 “科教兴川50条” 和13个配套政策文件及 “知识分子工作23条”。1994年提出 《四川省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方案要点》，开始启动实施科技兴川“千亿工程” (到2000年全省科技产业实现产值1200亿元)。这些重大举措极大地推动了四川科学技术的改革与发展。 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 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几十年的努力，四川已建成学科门类齐全、专业技术配套、地方特色突出、同生产结合比较紧密的科学技术体系，基本上覆盖了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地学、生物学、农学、林学、畜牧与兽医学、水产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与卫生学、西药学、中医学与中药学、测绘科学技术、材料科学、矿山工程技术、冶金工程技术、机械工程、动力与电气工程、能源科学技术、核科学技术、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计算机科学技术、化学工程、纺织科学技术、食品科学技术、土木建筑工程、水利工程、交通运输工程、航空与航天科学技术、环境科学技术等主要学科、专业。 在四川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适应四川自然、资源条件所创造开发的科学技术占有重要地位，其水平多属全国或世界领先。如大熊猫繁殖与保护、高原与山地测绘、西南低涡、农业综合增产技术、钒钛磁铁矿冶炼、井盐开采与井卤综合利用、天然气化工、沼气开发与利用、酿酒发酵工程、成昆铁路建设、公路桥梁与船闸的设计与施工、地震预测与预报、滑坡与泥石流、川产中药、钩端螺旋体及钩端病、藏族和彝族等少数民族医药学等方面的研究。 奠基于“三线” 建设时期的高技术有长足发展，已建成比较完整的高技术体系，包括原子核、计算机、电子通信、光电、激光与光纤、航空与航天、生物技术等门类，其中原子核、光电和航天科学技术在全国居领先地位，许多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高技术体系的完整性不仅表现在学科领域宽广方面，还表现在研究类别齐全方面，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展研究配套成龙。基础研究既有出色的实验工作，又有创新的理论研究； 应用和发展研究既有工艺、设备的研制，又有新产品的开发，研制对象有材料、元件、器件和基础设备、专用设备，所有高技术门类均与生产、应用有较紧密的联系，应用也从军用逐步扩大转向民用。 四川科技机构和队伍日益状大，数量众多，已具相当规模，布局、结构逐渐合理，素质、水平不断提高。1994年，四川有各类国有科技研究与开发机构1607个，民营科技机构8870个。在国有科技研究与开发机构中，县级以上政府部门隶属的独立研究与开发机构319个，科技人员10万人。其中中央和军工属64个、6.9万人，省属80个、1.6万人，市地州属175个、1.5万人； 高等学校科技机构442个，科技人员6.42万人，研究与开发人员1.93万人； 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机构709个，技术开发人员11.12万人，技术开发研究人员3.84万人。全省有各类科技人员近200万人，其中中央在川单位约40多万人，四川地方单位152.86万人； 工程技术人员22.70万人，农业技术人员4万人，卫生技术人员18.12万人，科学研究人员0.66万人。 四川已初步形成财政拨款、金融贷款、企业自筹和社会集资等多渠道、多形式的科技投入机制和体系。财政科技投入逐年增长。1992年～1994年，净增1.5亿元，年均增长7550万元；3年平均科技投入占财政支出的1.83%; 3年平均财政支出增长速度16.60%，财政科技经费增长速度19.56%，后者高于前者2.96个百分点。近年来，全省每年科技事业费1.2亿元，省级财政科技三项经费6000多万元，争取国家部委科研经费1.5亿元，争取银行科技贷款10多亿元，企业自筹资金近20亿元，全省共投入技术改造资金174亿元。1994年，政府部门属研究与开发机构经费收入34.17亿元，其中政府拨款18.32亿元； 高等学校课题科研经费投入2.76亿元，研究与发展拨入经费2.49亿元； 大中型工业企业筹集经费23.57亿元，其中上级拨款3.86亿元； 企业技术改造经费支出总额60.54亿元。 近年来，四川省农村科技工作结合 “星火计划”、“丰收计划”、“燎原计划” 的实施，大力开展农业科技攻关，推广、转化先进、成熟、适用的农业科技成果，积极推动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和区域支柱产业发展，进行区域性综合开发试点、示范，为全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八五” 以来，农林牧系统共承担各类研究课题645个，转化重大科研成果241项，获经济效益112亿元。1994年，全省共培育出新品种 （组合） 21个，累计推广面积5475万亩，新增产值8.682亿元； 安排 “星火计划” 项目184个，产值上亿元项目5个，产值达3000万元的项目20个。已初步建立起德阳星火科技产业带，实现工农业产值233亿元，形成产值上亿元、税利超千万元的企业8个； 全省6个技术综合开发试点县 (市、区) 实现工农业总产值41.4亿元，财政收入5亿元，乡镇企业产值132.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近千元。 “八五”以来，四川省通过开展创建科技先导型企业试点，组织实施工业科技攻关和工业产品结构调整，实施 “火炬计划” 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等措施，极大地推动了企业技术进步。1994年初授予24家企业 “四川省科技先导型企业”称号，他们的科技进步贡献率由创建前的平均33.7%提高到54.7%; 实施工业科技攻关项目300多项，研制开发出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新产品390多项，通过示范、推广，实现新增产值5亿多元，利税9500万元，创汇2400万美元； 列入国家 “八五”计划的200项重点科技攻关、工业试验、工程研究中心计划项目及列入省转化计划80项重大项目的实施工作进展顺利，引进、消化、吸收先进适用技术，开发近3000项新产品，列入国家级新产品的300多项中，达国际先进水平的占25%。1994年，全省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实现技工贸总收入44.68亿元，利税7.5亿元，创汇1680万美元； 科技产业产值144亿多元，其中科研院所科技型企业25亿元，高等学校校办产业50亿元，民营科技企业50亿元。 随着科技事业发展，科技学术交流和普及活动日趋活跃。1994年，全省科协系统有学会1283个，会员770780人，其中省学会152个，会员246827人，市地州学会1131个，会员523953人； 举办国内学术会议2787次，参加251633人次，交流学术论文41176篇，举办在国内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55次，参加6494人次，交流学术论文1815篇； 举行科普讲座3988次，参加679235人次； 举办各类各级科技培训，参加407750人次。 “八五”期间，四川省科技口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科技、经济交流。4年共组织3500多人次出国 （境） 进行科技交流活动； 组织国际性学术会议41次，5000多人参加； 邀请外宾4000多人次到四川进行科技、经济交流活动；聘请国外技术和管理专家到四川工作580人次； 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591项； 向国家申报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项目78项，承担56项，已完成29项。1993年、1994年两年，帮助创办三资企业73个，引进外资3.17亿元人民币，协议引进外资3.1亿美元。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省获得了丰硕的科技成果。1978年～1994年，全省登记的省级重大科技成果12327项，获省重大科技成果奖和科技进步奖5054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14项； 应用技术成果7786项，占全部成果数的91.96%。1985年～1993年，四川省科技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17项，国家发明奖87项，科技进步奖379项，星火奖18项。1985年～1994年，全省累计专利受理量20106项，专利批准量10449项。 社会科学 四川省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经历过一段曲折的路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四川省没有专门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1959年，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成立，在分院下设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1950年～1965年，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在文科教材建设、古代文献典籍的整理校勘、少数民族问题、南亚问题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等方面取得一定研究成果。但由于 “左” 倾错误的影响和干扰，使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方针的贯彻受到严重影响，从而阻碍了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 “文化大革命”，更使四川省社会科学事业备受摧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左” 的错误，社会科学事业才获得大的发展。各类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相继建立，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社会科学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局面。 建立起了具有一定规模、学科门类较齐全的专业研究机构，包括综合性研究机构，如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重庆社会科学院、成都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和一大批省内大专院校的专业研究所 （室），如四川联合大学的宗教学研究所、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学研究所等。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95年底，全省有社会科学各类研究机构160多个，其中省市级和高等院校中较有影响的研究机构50多个。经过多年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一批具有一定特色、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优长学科和某些方面的研究优势，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南亚问题研究、中国道教史研究、考古学研究、民族学研究、先秦史研究、古文字学、汉语言学研究、教育学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郭沫若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等。 各类学术团体蓬勃发展。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学术交流的增多，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四川省相继成立了不少全省性学会、研究会、协会。截至1995年底，有各类全省性社会科学学术团体171个，涉及学科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法学、哲学、文学、美学、史学、语言学、教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拥有会员25万多人。在学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1981年成立了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继后，重庆、成都、乐山、达川、绵阳、自贡、内江、泸州、南充、雅安、遂宁、涪陵、攀枝花、凉山、巴中等15个市、地、州也相继建立社科联。社科联和所属的学会、研究会、协会在增进党和政府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联系，团结四川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发挥人才荟萃、知识密集的优势，普及社会科学知识，开发智力、培训人才、咨询服务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其他组织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 推出了一批具有相当学术水平和社会价值的研究成果。1978年～1994年，四川省社会科学工作者共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242项，四川省重点研究课题277项，国际资助项目40多项，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16年来，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获各类全国性奖励141项，获省政府优秀科研成果奖励1680项。 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研究队伍由研究机构的专业研究人员和高等院校、各级党校从事文科教学的人员以及党政部门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组成。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有社科研究人员1.4万人，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近3000人。 文化 文学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川籍和旅居四川的文人自古以来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汉赋的奠基者司马相如，汉代著名辞赋家王褒，著名辞赋家、哲学家、语言学家扬雄，名炳史册。陈子昂力挽颓败，开拓唐一代诗风。李白同在四川写出主要诗作的杜甫一道，为世界人民留下了如群星璀璨般的诗篇，被尊为 “诗仙”、“诗圣”。宋代和明清之际，四川两次出现人才辈出的高潮。苏氏三父子，尤其是苏轼的诗文，影响久远。宋代的苏舜钦、苏过、文同，明清的杨慎、黄娥、李调元、张问陶等人在诗、文、曲、画方面的成就，历来为人所称道。 近代，川籍文人学士纷纷投身于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中。光耀史册的 “戊戌六君子”中就有杨锐、刘光弟两个四川人。在新文化运动的发轫时期，成都人吴虞站在时代思想的前列，在 《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大量思想新颖、言辞犀利的文章，大声疾呼，给封建礼教以沉重的打击。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郭沫若开一代诗风，倡导革命文学，功绩卓著，成为与鲁迅并列的中国文化战线的又一面旗帜。巴金、李劼人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巴金以 《家》 为首卷的 《激流三部曲》，给中国几代人以深远的影响。在新文学运动萌生初期的二三十年代，无论在上海、北京，还是在家乡，四川文学青年表现都十分突出，引人注目。1922年，邓均吾、陈翔鹤、陈炜谟等人在上海与冯至等成立文学社团 “浅草社”，创办 《浅草》文艺季刊。1925年，陈翔鹤、陈炜谟等又与冯至、杨晦等人组织被鲁迅誉为 “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 “沉钟社”。康白情、阳翰笙、沙汀、艾芜、罗淑、周文、任白戈、何其芳、方敬、谢文炳、林如稷等人都是早期文坛上最活跃、最富创作实力的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北平、上海等文化中心城市随同大片国土沦于敌手，大批文化人汇集于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有力地促进了四川文学运动的进一步发展。1938年成立于武汉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同年9月即迁至重庆，协会所办的文艺刊物 《抗战文艺》 也随之迁渝，从第二卷第五期起就在重庆编辑出版，一直坚持到1946年5月。1938年4月，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成立，郭沫若担任厅长，阳翰笙担任主任秘书，广泛团结抗日爱国的文化艺术界人士，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许多进步的文学期刊和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纷纷在重庆、成都出版发行，培养了一大批文学青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的文学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世界文学的翻译、介绍，很早就受到四川文学界人士的重视。巴金从1927年赴法国留学开始，直到回国后的几十年间，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始终没有放松对法、俄等国文学的译介，进入晚年仍以惊人毅力进行赫尔岑 《往事与随想》 的翻译。李劼人1912年～1924年在法国留学时，就已翻译莫泊桑、都德、福楼拜、左拉、罗曼·罗兰等人的作品，其中仅长篇小说就有5部，回国后的一段时间内，尽管生活和写作条件十分恶劣，仍没有放下译笔。三四十年代以后，有更多川籍文学家投入世界文学的翻译工作，四川文学创作也从各民族的文学中吸取营养。邹绛40年代开始从事外国诗歌翻译，锲而不舍，终身不辍，翻译出版的 《黑人诗选》、《聂鲁达诗选》等，在诗作者和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四川省文联、四川省作家协会和各种文学艺术团体先后成立，《四川文学》 (曾名 《草地》、《峨眉》、《现代作家》)、《星星》、《红岩》 等文学期刊先后创办。老一辈作家不论在省内还是在中央各部门及其他省市工作的，都焕发青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郭沫若、巴金、李劼人、阳翰笙、何其芳、沙汀、艾芜、陈炜谟、林如稷、王朝闻等，在担任文学领导、文学教学研究工作的同时，不断捧出新作。中青年作家、诗人，如雁翼、孙静轩、傅仇、高缨、流沙河、揭祥麟、吴琪拉达、克非、榴红等，都表现出旺盛的创作态势。尤其是在1956年中央提出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四川文学创作很快就出现了第一个高潮。艾芜的长篇小说《百炼成钢》，沙汀的短篇小说《卢家秀》、《过渡》，李劼人修改后出版的 《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在中国文坛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年轻作家和诗人，也开始崭露头角。雁翼的诗集《大巴山的早晨》，孙静轩的诗集《海洋抒情诗》，傅仇的诗集《森林之歌》，流沙河的诗集 《农村夜曲》，以及克非、化石的短篇小说，揭祥麟、榴红的儿童文学作品，都获得了广泛好评。对民族民间文学的发掘、整理也初见成效，如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 的发现，藏族民间故事 《青蛙骑手》、彝族长诗《妈妈的女儿》等的整理出版等。 1957年 “反右” 斗争的扩大化，使四川文学创作受到严重挫折。1961年以后，在周恩来同志的主持下，中央调整文化政策，重申 “双百” 方针，四川文学工作者精神振奋，创作再次出现高潮。长篇小说《红岩》 (罗广斌、杨益言)、《大波》 （李劼人）、《清江壮歌》（马识途）、《逐鹿中原》 （柯岗），短篇小说集《南行记续篇》 （艾芜），短篇小说《一场风波》（沙汀）、《老三姐》（马识途）、《达吉和她的父亲》（高缨），诗歌 《山歌传》（戈壁舟）、《山泉集》 （梁上泉），散文 《夏三虫》 （李伏伽）、《扁豆》 （张秀熟） 等，显示了四川文学界的巨大潜力。 “文化大革命”时期，四川文学创作几近死灭。粉碎 “四人帮” 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四川文学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恢复和新办的文学期刊，重版和新出的文学作品，远远超过历史最高记录。老一代作家笔力尚健，不断有新作问世。沙汀陆续写出《红石滩》、《青桐坡》、《木鱼山》等中篇小说。艾芜以八十高龄第三次南行，写出 《南行记新篇》。马识途在出版长篇小说 《夜谭十记》等作品的同时，撰写大量散文、杂文，现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方敬焕发诗的青春，连续推出 《拾穗集》 等3部诗歌新作和 《花环集》等散文集。同时，一大批新生力量登上文坛，成为文学创作的生力军。周克芹的长篇小说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1979年由 《红岩》 季刊发表后，在全国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1982年获全国首届茅盾文学奖。老作家王火的长篇小说 《战争和人》三部曲出版后，获得全国文学界的高度评价。在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影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方面，四川已经拥有一支素质较高、人数众多、更为年轻的队伍，尤其是新诗的创作与理论研究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四川民间文学三套集成 （国家卷） 正在编纂出版。1988年10月，四川省文联和四川省作家协会设立四川郭沫若文学奖和四川省文学奖。1991年5月，四川省文联设立巴蜀文艺奖。 艺术 四川艺术中起源最早的是音乐、舞蹈。四川各地出上的文物有商、周、春秋和战国时的编钟、编磬、铜鼓、铜铃等乐器。反映夏禹治水的歌舞音乐《大夏》 也是古代巴蜀人民的杰作。商代巴人有著名的巴渝舞，其后进入宫廷，历代相传。 汉唐时期，巴蜀的音乐舞蹈十分繁荣。乐器除编钟、铎、钲、鼓外，还有琴、瑟、竽、笛、箫。四川的汉代画像石、陶俑以及后蜀王建墓中的砖石上，有许多乐舞百戏、弹琴吹箫、击鼓歌唱的场面，反映了当时音乐舞蹈的盛况。 20世纪初，新兴音乐逐步萌芽。1912年，成都人叶伯和留学日本归国，在成都多所学校教授西洋乐理、乐谱、钢琴和小提琴，还撰写了中国第一部 《中国音乐史》。 抗日战争时期，不少音乐家流亡四川，抗战歌声响彻巴蜀大地，产生了 《嘉陵江上》、《长城谣》等著名抗日歌曲。舞蹈家吴晓邦、戴爱莲先后在四川进行教学、创作和表演活动，推动了四川舞蹈事业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音乐舞蹈事业进入崭新阶段。省和各市、地、州陆续建立专业文工团和歌舞团，创办 《川西音乐》、《西南音乐》等刊物。五六十年代，四川陆续创作了一批优秀歌曲，如 《歌唱二郎山》(时乐蒙曲，洛水词)、《好久没到这方来》 （茅地曲）、《太阳出山》 (羊路由曲，陆棨词)、《毛主席派人来》 (阎树田词，科会曲)。同一时期，四川舞蹈也形成自己的特色，产生了舞剧 《芙蓉花》、群舞 《披毡献给毛主席》、《凉山酒舞》、《快乐的罗嗦》、《飞夺泸定桥》、《康巴的春天》、《巴山背二哥》、《幺姑娘》、《阿哥啊！ 追》、《向阳花》、《招工乐》、《板车号子》等优秀舞蹈作品。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川音乐舞蹈事业遭到浩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音乐创作很快繁荣。民族器乐合奏作品 《蜀宫夜宴》 (朱舟、俞抒、高为杰曲)、《达勃河随想曲》（何训田曲）、交响乐 《云岭写生》 （李忠勇曲）、交响诗 《草地往事》 (高为杰、唐青石曲)、管弦乐 《打双麻窝子送给你》（黄万品曲）、交响诗 《血花》 （何训田曲），先后在全国音乐作品评奖中获大奖。著名作曲家常苏民创作的 《心上人，快给我力量》 (电影 《神圣的使命》插曲)、《船工号子》、《人家的船儿桨成双》 (电影 《旋涡里的歌》插曲) 等歌曲在全国传颂一时。1981年～1995年，四川举办了5届 “蓉城之秋” 音乐会以及其他形式的综合音乐会、个人作品音乐会、纪念性演出、会演、调演、巡回演出等活动。音乐理论研究、音乐刊物、音乐教育、对外音乐文化交流也取得显著成就。 经过恢复调整，四川舞蹈进入繁荣兴盛的阶段。《观灯》、《燃烧吧！ 节日的火把》、《喜背新娘》、《月下》、《春潮》、《哑人的欢乐》、《班布歌》、《甜甜的山泉》、《鼓声》、《嘉戎姑娘》、《九寨情思》 等一大批优秀作品在全国和省级舞蹈比赛中获奖。 作为造型艺术的美术，在四川源远流长，成就卓著。巫山大溪沟古文化遗址和广汉三星堆的发掘，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广元千佛岩造像和大足、安岳石刻艺术，宝樊寺的壁画，充分显示出四川古代美术的高度发达和博大精深。黄荃父子、石恪、苏轼、文同、龚晴皋、张大千等人的绘画，将四川的绘画带入新的历史里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美术界在以李少言为代表的艺坛老将的带领下，创作了大批优秀的作品。50年代，四川版画成就突出，名列全国前茅。60年代，雕塑异军突起，大型泥塑 《收租院》 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70年代后期以来，油画得到迅速发展，罗中立、汪建伟、龙泉、何多苓等一批中青年画家成就斐然。90年代以来，美术事业更是硕果累累。 据初步统计，截至1995年，四川共举办600多次美术展览，展出数以万计的作品，16700余件作品参加全国性的52次大型美展。其中油画 《父亲》、《亲爱的妈妈》，版画《主人》，年画 《敬爱的元帅》，藏画 《格萨尔王》，雕塑 《千钧一箭》、《歌乐山烈士群雕》，国画 《边关习武》、《竞技图》、《打马球》，漫画 《大买主》 等20多件作品获特等奖、一等奖或金奖，30多件获二等奖或银奖，40多件获三等奖或铜奖，800余件为国内外美术馆、博物馆收藏，2000余件作品出国展出，版画 《蒲公英》、《藏族女孩》、《育林人》、《朝阳》及油画、国画10多件作品获国际金奖。 书法、篆刻在四川素有传统。宋代书法家苏轼和以后的张问陶、龚晴皋、赵熙、谢无量，当代的朱德、陈毅、郭沫若等革命家，对四川乃至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省举办了各种类型的书法展览、比赛和对外互访交流，开展书法创作和理论研究，涌现了一批著名书法家。从1980年起至今，四川共有200多件作品先后入选全国书法、篆刻展览，省和各地、市、州纷纷成立书法协会、研究会、书画院等团体。四川书法艺术代表团曾多次出国访问。从1957年至今，有400多件书法作品、3000多件少儿书法作品出国参展。 四川摄影艺术30年代开始发展，著名摄影家郎静山、冯四知、盛学明、高月秋先后在重庆、成都举办过摄影展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重庆夫子池文化俱乐部先后举办第一、二、六、八、九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据不完全统计，仅成、渝两地就举办各类摄影展览近200次。《人勤苗壮》（孙忠靖摄）、《卧龙清泉》 （薄涛摄）、《九寨姑娘》 （雷德泉摄）、《主人》（田捷民摄）、《金蛇狂舞》 （晋守贤摄）、《大地》(系列组照6幅，王达军摄)、《壮歌》 （蒙明国摄）、《炉底奋战》 （瞿迎祥摄）、《小荷才露尖尖角》 （兰锡凤摄） 等作品先后在全国和国际影展中获奖。四川还开展摄影作品评奖，组织摄影考察，出版以摄影为主的大型画报《四川画报》，召开多次摄影理论讨论会。全省性和各地的摄影协会相继成立，出版了一批摄影专著。 四川的电影事业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1958年，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成立。至1995年，共拍摄各类题材的故事片218部，其中故事片 《红衣少女》、《焦裕禄》、《被告山杠爷》分别获得当年 “金鸡奖”、“百花奖” 和 “政府奖”，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四川的电视艺术从无到有，发展迅速，已成为最能影响群众的艺术种类。从1991年起，四川成功举办3届中国四川国际电视节，促进了四川电视艺术与国际的交流与合作。到1995年，四川各电视台摄制各类电视剧1600多部 （集），其中系列儿童电视剧 《小佳佳》，电视纪实片 《长江第一漂》、《长城向南延伸》、《南方丝绸之路》、《我的妈妈在西藏》、《藏北人家》 等，先后获得省广电厅、国家广电部、四川国际电视节和国际性的金奖、一等奖或优秀奖。 四川曲艺有清音、扬琴、盘子、花鼓、连厢、车灯、南坪弹唱、金钱板、竹琴、琵琶弹唱、快板、评书、谐剧、方言相声等10多个曲种。甘孜、阿坝地区还有格萨尔仲、折嘎、喇嘛嘛呢藏族曲艺。著名曲艺家李德才、贾树三、李月秋和谐剧艺术家王永梭对曲艺的发展和成熟贡献很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省各地成立曲改会，贯彻中央“改戏，改人，改制” 的政策。固定演出场所，改革管理体制，创编反映现实的曲艺节目，革新音乐唱腔、表演和伴奏，使曲艺从茶馆酒楼登上大雅之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地被迫解散的曲艺团队纷纷恢复或重建，老艺人重新走上舞台，遭禁锢的传统曲目陆续上演。90年代以来，曲艺随着时代前进又有变化发展。 川剧是最具四川特色的艺术，早在汉代，四川就有杂技、歌舞之类的 “百戏”。唐代，四川的歌舞、音乐、戏剧十分繁荣，有 “蜀戏冠天下” 之称。宋、元、明时期，“川杂剧”有了进一步发展。明末清初，南北各地各种声腔剧种流入四川，与四川的方言土语、民风民俗、民间歌舞音乐、说唱曲艺相互融合，逐渐演变为具有四川地方特色的声腔艺术，促进了川剧的形成和发展。辛亥革命后，由众多戏班、剧团联合组成的 “三庆会” 倡导 “戏曲改良”，把昆、高、胡、弹、灯等众多声腔集于一统，集各行名角为一体，设立培养后继人才的升平堂和探讨技艺的研精社，又邀请文人学士代为编写剧本。“三庆会” 的戏曲改良标志着川剧的正式成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对川剧进行全面改革。1952年成立省戏曲研究室，搜集传统剧目3109个。1955年成立省川剧传统剧目鉴定委员会，到1959年，汇集传统剧目4000个，整理、鉴定出传统剧目450个。创办《川剧艺术研究》、《四川戏曲》等刊物，川剧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文化大革命”期间，川剧事业遭受摧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川剧开始复苏，省川剧学校、省川剧院正式恢复，省川剧艺术研究所成立。1982年，省委号召 “振兴川剧”，提出 “抢救、继承、改革、发展” 川剧的八字方针。1983年～1996年，四川举办多届振兴川剧会演，涌现出 《四姑娘》、《易胆大》、《点状元》、《巴山秀才》、《田姐与庄周》、《芙蓉花仙》、《潘金莲》、《王熙凤》、《白蛇传》等一批优秀的新编历史戏和现代戏，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剧本奖、演出奖，有的被摄为戏曲艺术片，录制成电影。老一辈川剧艺术家有周企何、陈书舫、袁玉堃、许倩云、曾荣华，中青年川剧艺术家晓艇、刘芸、古小琴、沈铁梅、陈智林等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魏明伦、徐棻成为全国瞩目的剧作家。川剧 《白蛇传》、《芙蓉花仙》 还多次到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德国、日本等国家和香港等地区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在四川艺术中，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戏剧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抗战时期，大批著名的文化人和演剧团体云集重庆，掀起抗战话剧演出的热潮。当时重庆所见到的正式出版的抗战戏剧作品有1254种，其中街头剧57种，独幕剧500种，多幕剧426种，歌舞剧29种，翻译或改编剧本242种。社会影响大、艺术成就高的戏剧作品当推郭沫若的历史剧 《屈原》，夏衍的话剧 《法西斯细菌》，阳翰笙的历史剧 《天国春秋》、《草莽英雄》，陈白尘的 《岁寒图》、《升官图》，曹禺的 《北京人》 和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 《家》，吴祖光的 《风雪夜归人》，老舍的喜剧 《面子问题》，宋之的 《雾重庆》，于伶的 《夜上海》，沈浮的 《重庆二十四小时》 等，这些优秀戏剧作品不仅是四川戏剧的骄傲，而且在中国戏剧史上也是辉煌壮丽的篇章。 新闻出版 报纸 1897年～1995年，四川先后创办报纸近3000种。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国民党统治区新闻舆论中心，当时四川 （含重庆） 报纸数量位居全国各省市之冠，《新华日报》、《四川晓报》等中共报纸和相当数量的进步报纸，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从1949年12月起，社会主义报业在四川创立和发展起来。1950年，《新华日报》 等中共各级党委机关报及工人报、农民报、企业报和几家民营报，总数不到50种。1956年以后，报纸发展加快，1960年有340多种。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报纸数量大幅度下降。“文化大革命” 时期，除 《四川日报》 和少数市、地、州党报外，大都停办。改革开放时期，报纸空前繁荣发展，形成以中共党报为核心的多种类、多层次的报业结构。1995年，全省800多种报纸中公开发行的126种。 通讯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四川有近600家通讯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成立新华通讯社西南总分社、重庆分社、四川分社，中国新闻社四川分社、重庆支社等，担负着对国内外的报道任务。 广播电视 四川第一座无线广播电台、第一座短波广播电台 （国际广播电台） 先后于1932年、1939年在重庆开始播音。解放后，重庆人民广播电台、西南人民广播电台、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先后于1950年1月4日、5月5日和1952年10月1日开始播音。四川第一座电视台成都电视台1960年5月1日试播黑白故事片和新闻图片，1961年8月5日起正式播送新闻片，1973年10月1日播出彩色电视节目成功，是当时全国4座彩色中心实验台之一。改革开放时期，广播电视事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1995年，全省已建成广播电台63座，电视台36座，广播电视发射台、转播台4241座，卫星地面接收站12518座 (本系统5343座)，农村有线广播喇叭1411.12万只，有线广播喇叭人户率54.6%，有线电视用户300万户，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80.4%和85.5%。 期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发展较慢。1978年，全省正式期刊只有84种。改革开放时期，各类期刊发展迅速。1995年有正式期刊389种，非正式期刊872种，总计发行6544.8万册。 图书出版 四川图书出版具有悠久的历史。唐代，成都雕版印刷的 “西川印子” 就已行销长安，远渡日本。宋代，成都、眉山是全国雕版印刷中心之一，“蜀刻本” 至今仍闻名于世。清嘉庆、道光年间，成都与京、宁、苏、杭、徽州并称为全国六大雕版中心。光绪年间，四川便开始从上海引进照相和铅印、石印设备印刷书刊，产生近代图书出版事业。抗战时期，成都、重庆成为当时全国重要的图书出版中心。至解放前夕，四川经济生产凋敝，文化事业衰败，图书出版也日趋萧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图书出版在人民政府的重视下获得新生。1950年～1952年间，先后建立有西南人民出版社、西南工人出版社、西南青年出版社、西南卫生出版社、川南人民出版社、川西人民出版社、川北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重庆办事处、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教育出版社西南联合办事处等9个国营出版机构。1953年起，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和合并，到1962年，只剩下四川人民出版社一家 （另挂有四川民族出版社副牌）。1949年～1956年，全省图书出版社共出书2621种、42526万册，出书最多的1956年733种，主要是围绕当时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配合各项政治运动和本地工农业生产而出版的小册子，以及中小学课本、乡土教材和一些群众文娱演唱材料。60年代初，在 “双百” 方针鼓舞下，出版《杜甫年谱》、《四川版画选》、《蜀籁》、《萨迦格言》 （藏文版）、《藏族民歌集》（藏文版）、《四川谚语》、《伤科按摩术》、《痔漏治疗法》、《妇产科医生手册》等一批有较高社会效益的图书。“文化大革命” 期间，四川图书出版受到严重破坏，出书品种仅限于毛主席著作、文件、中小学课本、“样板戏” 和剪报材料等。1967年没出一本川版新书。 1976年粉碎 “四人帮” 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四川图书出版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至1996年，全省有20家图书出版社，其中省新闻出版局直属的有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四川美术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四川教育出版社、巴蜀书社、天地出版社等10家，高校出版社有四川大学出版社、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等7家，还有1家城市综合性的出版社重庆出版社和其他部门所属的蜀蓉棋艺出版社、成都地图出版社。全省图书出版社数量仅次于北京、上海，位居全国第三位。1995年，川版图书出书品种达4002种，总印数超过3亿册，图书再版率达41%，《汉语大字典》、《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巴蜀情——邓小平与四川》、《中国农村文库丛书》等350多种图书获全国各类图书奖。1987年以来，四川先后在香港举办“四川书展”，又在成都举办国际图书贸易洽谈会、第七届对外合作出版洽谈会和第五届全国书市、首届四川书市，与英国、美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图书出版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四川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出版大省，川版图书以 “名牌多，成系列，有重点” 的特色而享誉海内外。 文图档案 文物 四川文物考古工作开始于20世纪初，最初仅为小规模的考古调查，多由国外学者进行。30年代初，在广汉月亮湾发现玉石器坑，1934年进行首次发掘，发表简报。郑德坤撰写《四川古代文化史》，使“广汉文化”见之于世。40年代初，成都进行四川境内最早的大型科学发掘——前蜀王建墓发掘，取得重要成果，是当时全国重要的考古工程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文物事业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51年，成渝铁路沿线的资阳黄鳝溪发掘出 “资阳人” 头骨化石及一批重要文物。1953年发掘成都羊子山石墓群并清理西周土台一座，成果颇丰。1954年～1957年，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院古墓葬的发掘，是巴蜀文化考古和研究的重要成果。1951年开始，西南博物院、重庆市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馆等先后进行大规模的革命文物、民族文物的调查和征集工作，接收大量没收文物，接受社会贤达、收藏家捐赠的传世文物。六七十年代，重要考古成果有巫山大溪文化遗址、成都朱悦燫墓、涪陵小田溪战国墓群的发掘和研究。进入80年代，考古发掘取得重大进展，彭县竹瓦街窖藏、新都马家战国古椁墓、自贡大山铺恐龙化石遗址、重庆明玉珍墓的发掘，都很重要。巫山龙骨坡古人类化石遗址、成都十二桥商周遗址、什邡堂邛窖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成果更为国内外学术界瞩目。1986年～1988年，四川进行规模空前的文物普查，初步确定全省有不可移动文物点26532处，其中1827处为重要发现。 至1995年底，全省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74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000余处。 博物馆 四川最早的博物馆是1914年创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1949年底，全省仅有3个博物馆。1995年底，全省有各级各类博物馆、纪念馆76个，其中综合类博物馆6个，社会科学类博物馆57个，自然科学类博物馆8个，高等院校类博物馆5个； 拥有馆藏文物75万余件，其中上等级珍贵文物10万余件； 举办陈列展览448次，接待参观人数2426785人次。 图书馆 1912年10月20日，四川图书馆在成都创立并正式开馆。1949年，全省有省级 （含西康省） 和成、渝两地市级图书馆9所，另有县 （市） 立图书馆74所 (1943年数)，高等学校图书馆9所 (1947年数)。1990年，全省约2/3的市、县 （区） 设立公共图书馆，计148所，其中省级1所，单列市级2所，地市级20所，县级125所，藏书总量21245909册。高等院校图书馆60所 (1987年数)，藏书总量2287余万册。四川各类图书馆馆藏古籍善本书、四川地方志、抗战版文献、联合国文献资料四种类型文献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最具特色。 档案事业 四川的档案工作源远流长。早在战国时期的巴国和蜀国就已有档案和档案管理。秦灭巴、蜀后推行郡县制，郡守的属吏主簿和县令的属吏令史即司职文书档案。三国时期的蜀汉王朝，设秘书令掌管文书档案，建东观秘阁收藏简牍秘籍，《三国志》作者陈寿曾任观阁令史。明、清时期，随着档案典籍增多，四川也建立文书整理、立卷归档和保管借阅等项管理制度。民国时期，各级政府机关大都设置档案室，档案趋于集中管理，档案专业教育和档案学研究开始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的档案工作焕然一新，逐步建成省档案局主管的以档案室为基础、档案馆为主体、科研和教育为两翼的档案事业体系。 四川档案资源丰富。至1995年底，全省有各级各类档案馆312个，保管档案1405.76万卷，排架总长度230.67千米； 省级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档案室集中保管档案851.4万卷，排架总长度258.64千米； 市 (地、州)、县级党政机关、人民群众团体、中小型企事业单位档案室也保管着相当数量的档案。在馆藏历史档案中，引人注目的有清代巴县档案（存省档案馆），约11.3万卷，全面翔实地记述了乾隆二十二年 (1757年) 到宣统三年(1911年) 巴县的历史，年代之久、数量之多、内容之广，居国内所存清代县级地方档案之首。重庆市档案馆的 “陪都档案”，约40万卷，系统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该地区发展演变成西南工业重镇的历史轨迹。自贡市档案馆的盐业历史档案2.72万卷，集中记述了18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前半叶四川井盐生产经营与自贡因盐设市的历史情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 《档案法》 施行后，四川档案工作有了长足发展。各级都设置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均按规定建立档案工作机构，规范档案管理，形成全省性档案工作网络。自1976年起，四川省各级综合档案馆库房建设列入全省基本建设计划，采用省、地、县三级投资的办法，已修建档案馆库214个。至1995年，全省各级各类档案馆库房总面积36.63万平方米，抢救重点档案50万卷，整理出向社会开放的档案199.26万卷。1987年～1995年，全省档案部门共接待社会各方面利用者3838.2万人次，查阅档案资料5180万卷、册次，复印档案资料11046.8万页，并编辑出版 （含内部参考） 档案资料汇集2814种、16614万字。1984年5月，省档案局成立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以实现档案管理和检索计算机化为主攻方向，已有科研成果问世。1986年～1995年，全省承担完成国家档案局下达的科研课题18项，均获部级科技进步奖，在档案的现代化管理和档案保护技术研究上居全国档案界领先地位。1987年9月，在雅安创办四川省档案学校 （两年制中专），是全国唯一的正规档案管理中专学校，至1995年，为全省各条战线输送1200多名合格的档案专业中等人才。 医药卫生 城乡医疗网 1949年，全省有医疗机构195个； 医院病床1972张，每千人口0.034张； 卫生技术人员2719人，每千人口0.047人。1995年，全省有卫生机构18885个，其中各类医院10265个，卫生防疫站268个，妇幼保健站 （所）230个； 拥有床位25.97万张，其中医院床位22.91万张，每千人口2.05张； 专业卫生人员40.63万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32.92万人，医生17.22万人，每千人口1.54人。村设置的医疗点71760个，覆盖全省82.8%的村，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个百分点； 乡村医生 （卫生员）68001人，平均每村1.57人，低于全国平均数0.05人。 中医中药 四川在全国中医药中占有重要地位。1984年2月，省委、省政府召开振兴中医工作会议，从各方面进一步推动了中医药工作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医一般为个体开业，虽有一批由私人出资或集资兴办的中医医院，但为数不多，规模不大，存在时间不长。1950年建立全民所有制中医院2所，1995年237所，其中三级甲等医院3所，三级乙等医院2所，二级甲等医院6所，二级乙等医院39所，7所医院获得 “全国示范中医院” 称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虽有少数私立中医学校，但规模极小，存在时间短暂。1956年建立成都中医学院，为全国最早建立的四所中医院校之一，1995年改名为成都中医药大学，设7个本科专业和15个硕士专业、6个博士专业，并接收博士后流动人员，年招生650人，在校学生2200人，为全国中医药学院校中年招生数和在校学生数最大的学校。泸州医学院设中医系，成都体育学院设运动保健专业。有中医中专学校6所，针灸中专学校1所，中药中专学校1所，每年招生近1000人，在校学生达3000人。形成中医药高等教育、中等教育、普通学历教育、成人教育、脱产进修、函授、自考、师承制等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体系。全省现有中医药人员64213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1952人。 中医药科研机构20所，其中独立科研机构9所，中医药、中西医结合专职科研人员1000余人，建立了一批国家和省以及厅局级重点实验室。“八五” 期间，共获得局级以上科技进步奖272项，开发新成果、新产品30个，组织推广350项，取得较好经济效益。 省级中医药学术团体3个，专业委员会35个，出版期刊、杂志9种。“八五” 期间，举办省级、全国和国际学术会议88次，推动了四川省中医药学术的提高； 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1000余人次来四川访问和交流，派出200余名专家进行对外交流，与多个国家进行研究、开发合作，取得较大进展。 医疗技术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医院分科趋细。省、市级医院和教学医院出现二级、三级分科，县医院普遍分设内、外、妇产、儿、五官、口腔等科。建立了四川省肿瘤医院、四川省结核病防治所、重庆市急救中心、第三军医大学烧伤中心、重庆医科大学病毒性肝炎研究所、华西医科大学医学遗传研究室等专科机构。不少区乡医院已能开展上腹部手术。 预防保健 通过发动群众大搞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建立防疫、保健机构，加强疾病的监测、监督和管理，积极改善环境、饮水、食品卫生条件，减少了疾病，提高了群众的健康水平。成都市被授予 “国家卫生城市”称号，绵阳科学城达到省级卫生城市标准，重庆市灭蝇工作达到国家标准，宜宾、成都市龙泉驿区灭蝇达到省级标准，泸州市、自贡市灭蟑工作达到省级标准。 1988年，急性传染病总发病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传染病在居民死因位次中，从50年代的第三位降为80年代的第七八位； 人均寿命1985年男68.46岁，女70.37岁，比1949年的35岁提高1倍。全省儿童计划免疫率平均88.98%，脊髓灰质炎、麻疹、炭疽病、狂犬病等传染病的发病率明显下降。发病率居前的是痢疾、疟疾、病毒性肝炎、麻疹。1994年，四川省发生伤寒1091例； 霍乱1031例，死亡29例。作为流行性出血热的高发省，1994年发病905例，死亡16例。 1995年，全省有 “爱婴医院” 166所。1994年，婴儿死亡率54.69‰，比1990年下降11.55‰; 孕产妇死亡率138.99/10万，比1990年下降17.81/10万。 地方病防治 地方病主要有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克山病、地方性甲状腺肿、地方性氟中毒病。血吸虫病危害面在地方病中占第一位，流行区域为9个地、市、州的59个县(市、区)，有螺面积3.4亿平方米，灭螺2.4亿平方米； 查出病人110万人，95%得到治疗。荥经等18个县 (市、区) 已消灭血吸虫病，新津等20个县 (区、市) 达到基本消灭标准。四川是全国主要疟疾区之一，疟疾平均发病率从50年代的42.16/10万降为80年代8.93/10万； 1994年，全省发病6719人，发病率0.55/10万。丝虫病1985年基本消灭。克山病病区有13个地、市、州的61个县 (市、区)，通过普服硒盐，发病率逐年下降。地方性甲状腺肿等碘缺乏病病区波及22个地、市、州的188个县 (市、区)，受威胁人口1.05亿，“八五”期间有800万重点人群服用了碘油胶丸，使中小学生、孕妇、幼儿等得到有效保护。地方性氟中毒病发病区有54个县 (市、区)，通过改灶降氟也取得明显效果。 医学教育 1904年，四川开办第一所西医学校，多数时办时停，1949年全省仅存19所。1995年有高等医药院校6所，中等医药学校36所，年招生分别为3000人、4000余人。在职职工通过成人教育、在职进修、自学考试、岗位培训等多种方式进行提高。 医学研究 四川现代医药科研工作始于1933年，到1949年尚无一所具有规模的独立医学科研机构。1957年成立第一个独立的医学研究机构，到1985年，全省独立医药研究机构发展到19所，附设科研机构66个； 独立医药卫生情报机构6个。1965年～1977年，全省共获科技成果888项。1978年～1985年，经省卫生厅评审，累计完成科研成果647个。1978年～1988年，共获623项厅级以上科研成果奖。 少数民族地区卫生事业 至1985年底，全省少数民族地区共有医疗机构2848个，卫生技术人员23795人，病床28296张。甘孜、阿坝两个自治州有州藏医院1所，县藏医院7所，藏医科28个。少数民族卫生技术人员发展到6217人，占民族地区卫生技术人员的26.1%。40%的村建立了卫生站，共有8200多名不脱产的乡村医生、保健员和接生员。甘孜、阿坝卫校增设四年制的藏医士专业，几年共培养藏医士171人。1994年开始在成都中医药大学内开设藏医专科。民族地区医药典籍的发掘整理工作有很大进展。失传已久的名贵丹药 “佐塔” 的研制成功，填补了四川省藏医药制作的空白。凉山州在发掘整理彝族医药方面也取得显著成效，编写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彝族医药史》、《彝族动物药》 和 《彝族植物药》3部专著，填补了中国彝医药方面的空白。 少数民族地区防病治病和妇幼卫生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绩，控制了传染病、地方病的新发病，降低了死亡率。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健康水平明显提高，人均寿命延长。据调查，凉山州人均寿命已由1952年的30岁提高到1983年的55岁。 体育 四川体育源远流长，出土文物对商、周时巴蜀人的习武活动已有反映。汉代画像砖、石和随后的史籍记载有巴人、蜀人进行舞蹈、斗兽、角力、举石担、射箭、博弈、摔跤、驾车御马等活动。唐宋时，巴蜀游乐风盛，民间节日多有角力、骑射、马球等活动。明清时，佛教、道教庙会都有武术、角力、杂技、气功、弈棋、赛马、歌舞等活动。1906年，四川省通令实施学部公布的 《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开设体操课，是为学校设置体育课程之始。民国以来，西学传入，新文化运动兴起，近代体育传入四川。军阀间的争夺弄武，使操练、武术、体操、劈刺等在军营中有较早开展。球类、田径、游泳、体操等现代体育项目最先在教会学校而后在一般学校开展，逐渐传人社会。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大专院校、体育社团随国民政府内迁，对四川体育有较大推动。一时间，社会上体育表演、比赛举办较多。1912年修建成都少城公园 （现人民公园） 时开辟体操场，设平台、木马、天桥、单杠等，1923年另辟田径、足球、篮球、网球、射箭等场地，为四川修建公共体育场之始。多数平坝市、县相继修建有简易公共体育场。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四川有各类体育场地460多个，但无一正规体育场馆。1905年，四川第一次举行全省运动会，设兵式体操和竞走游戏。民国时期，1933年、1935年、1948年分别举行参加第五、六、七届全国运动会的预选会。当时举行的7届全国运动会，四川派选手参加了第四届至第七届，大多数项目名落孙山，无四川运动员列入全国记录保持者名录。在大多数人民衣食不济、动乱频繁的旧中国四川，体育运动发展缓慢，参与人少，社会作用十分有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体育在40多年间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兴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95年，国家公布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实施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促使体育运动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 学校体育 1952年5月在重庆市最先于全国六大行政区举行3000多人参加的西南区人民体育运动大会，1953年2月在成都市举行1200多人参加的四川省首届运动会，把新体育种子遍撒全省各地。各级学校遵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贯彻 《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实施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现已形成坚持早操、课间操、上好体育课，广泛开展课外体育活动和进行业余训练等丰富多彩的制度化、规范化学校体育新局面。到1995年，全省学校《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施行面94%，达标率88.7%，超过2600万人； 5.56万学生参加业余训练，成为省优秀运动队的苗源。大多数学生生长发育正常，健康成长。 社会体育 在各级、各类、各项上万个体育协会的发动和组织下，全省有近4000万、约占总人口36%的人群参加各项健身活动。职工体育、农民体育、少数民族体育、伤残人体育、老年人体育各具特色。4年举行一次省运动会、青少年运动会、伤残人运动会、少数民族运动会、老年人运动会已形成制度，适时举行省大学生、中学生和农民运动会。基层举办的运动会每年数以万计。13个县 (市、区) 成为 “全国体育先进县”，90个县 (市、区) 成为省的 “体育优胜县”，16个县 (市、区) 被命名为省的 “体育之乡”。体育社团组织推动、社会体育社会兴办、全民健身全民参与成为社会体育新特点。 竞技体育 1952年四川建立体育工作队是攀登运动技术高峰的开始。50年代后期，以男子篮球获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冠军、女子跳远破亚洲记录、飞机跳伞破世界记录为标志，四川竞技体育甩掉了落后帽子。1965年以后，以四川女子排球队9次获全国冠军、4次获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会冠军、参加1984年第二十三届奥运会四川积分列全国第九位为标志，四川竞技体育摆脱了中游偏下状态。1987年参加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四川团体总分全国第六名，跨入先进行列。1993年在第七届全国运动会上，四川团体总分跃居全国第五。在“奥运争光计划” 推动下，发展体育科技，加强运动队建设，实施科学训练，四川优秀运动队已发展到37个项目，有69名国际级运动健将、919名运动健将，获全国冠军762个、亚洲冠军金牌139枚、世界冠军金牌73枚，22人、27次打破20项世界记录。1985年以来，四川连续8年获国家体委颁发的国家体育运动贡献奖。 体育场馆 1953年，四川首开全国修建大型体育场馆之先河，在重庆市大田湾修建当时属全国一流的体育馆、体育场。现在，全省有各类体育场馆 （房） 37553个，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80倍，1/2的地 (市、州) 建起标准体育场、体育馆，1/3的市、地、州体育场馆和设施可供举行省的综合性运动会或单项全国、国际比赛，30个县 （区） 建有两场、一池、一房 (灯光球场、体育场、游泳池、训练房)，县 （区） 标准体育场地387个。自贡、达川、绵阳、乐山、内江、南充建有配套成龙的标准体育馆、体育场、游泳池和相应的附属设施，承担举办省运会、省青运会等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和国际、国内单项比赛任务。成都、重庆有属全国一流的体育场馆，举办了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四川赛区比赛、全国足球甲A联赛、世界杯足球预选赛、世界跳伞锦标赛、亚洲飞碟锦标赛、亚洲皮划艇锦标赛、亚洲俱乐部杯足球赛等国内外重大赛事。 少数民族体育 四川各民族中还流行许多传统的体育活动。藏族的赛马、射箭、格吞和奔牛，彝族的摔跤、斗牛、蹲斗、磨秋、跳火绳，土家族的板凳龙、三板鼓和羌族的推竿等，既是体育，又是舞蹈，民族特色非常鲜明。 人民生活 就业状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逐步解决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职工人数空前增加。1957年，全省从业人员3075.87万人，其中职工302.51万人，城镇个体从业人员26.36万人，乡村从业人员2747万人。三年困难时期，经济压缩，职工下放，职工人数有所减少。1962年，全省从业人员2869.42万人，其中职工338.07万人，城镇个体从业人员18.35万人，乡村从业人员2513万人。1965年～1975年，大量企业内迁，加上新建，作为 “大三线” 的四川省企业大增，职工激增。1978年，全省从业人员4218.94万人，其中职工663.41万人，城镇个体从业人员2.53万人，乡村从业人员3553万人。1978年以后，改变劳动就业统包统配的做法，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劳动就业发生历史性转变。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大量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出现大量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热潮。1994年，全省从业人员6233.68万人，其中职工985.49万人，城镇个体从业人员89万人，乡村从业人员5159.19万人。 1952年，全省劳动力资源占总人口51.6%，劳动力资源利用率83.9%，从业人员中一、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86.5%、4.4%、9.1%。到1995年，全省劳动资源占总人口的64.2%，劳动力资源利用率87.8%，从业人员中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61.2%、19.7%、19.1%。1994年，全省27.94万城镇失业人员通过各种渠道就业，失业人员69.84万，城镇失业率3.55%。全省当年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109万人，还有1500多万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 社会保险与福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四川社会保险与福利事业由小到大，日益完善。为解决职工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时所必需的物质帮助，国家实行劳动保险制度，在企业实行劳动保险，在机关、事业单位实行医疗、优抚办法。1981年与1978年相比，四川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机关单位劳动保险和职工福利费用总额由47928万元上升到96699万元，增长1.02倍。1981年，在职职工每人平均享受劳动保险和职工福利费95元，比1978年增长37.7%。其他福利事业方面，职工居住条件有了大的改善，许多企事业、机关都办有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浴室等福利设施，还根据不同情况对职工采取一些福利性补助，如取暖补贴、房租补贴等。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城镇企业职工实行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不断扩大。1995年，全省参加退休费用社会统筹的城镇企业 （不含由国家按行业统筹的企业） 4.2万户，占应参加统筹的97%; 参加统筹的退休职工2145.9万人，占98.7%; 141个县 (市、区) 实现工伤保险费用社会统筹； 参加失业保险单位3.7万户，职工560万人； 生育保险已在67个县 (市、区) 开展。23个县 (市、区) 实行社会保险一体化。农村建立社会保障网络的乡镇911个。成立社会保障基金会4602个，基金额1.59亿元。全年开展社会救济348.4万人次，集体供养五保人数25.3万人。 居民收入 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通过调整工资，实行各种奖励和补贴以及工资改革，职工收入逐年增加。1981年与1952年相比，全民所有制职工年平均工资由325元提高到788元，平均每年增加16元。改革开放以来，职工收入得到大幅度提高。1995年，全民所有制职工年平均工资4950元，比1981年平均每年增加297元。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也有较大幅度增长，由1978年的326元增加到1995年的3586元，平均每年增加192元。增加的主要因素： 工资性收入增长较快，非工资性收入也增长，职工负担系数降低。 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崛起，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据对农民家庭收支的抽样调查，农民平均每人纯收入1957年为67.50元，1978年增加到127.10元，21年间仅增长59.60元，平均每年增加2.84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民收人得到迅速提高，1995年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1158元，17年间增长1030.90元，平均每年增加60.64元。 居民消费 随着职工收入的较快增长，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日渐提高。家庭耐用消费品已由50年代～70年代的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变为80年代以来的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照相机，进入90年代，录像机、音响、电话、空调已不再鲜见。城镇居民年平均每人生活费支出1952年为128.83元，1978年为314.20元，1995年猛增到3429元。恩格尔系数1952年为0.60,1978年为0.59,1995年降为0.51，表明人们已有更多的钱用于生活质量的提高。从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数量看，1952年自行车0.5辆，手表0.9只； 1978年自行车30.5辆，缝纫机35.9架，收音机53.1架，手表170.5只； 1995年自行车91.0辆，缝纫机44.7架，电风扇192.4台，洗衣机90台，电冰箱73.1台，电视机118.7台，收录机64.4台，照相机30.1架，录放像机16.0台，组合音响9.4套，空调器5.1台。 农民收入的增加，使农民消费水平有明显提高。农民家庭消费平均每人生活费支出1954年为49.9元，1978年为120.3元，1995年猛增到1093元。恩格尔系数1952年为0.70,1978年升为0.74,1995年降为0.66。从每百户农民拥有的耐用消费品看，1978年自行车5.8辆，缝纫机3.3架，钟10.4个，手表7.3只，收音机5.1架； 1995年自行车60.4辆，缝纫机23.7架，钟23.1个，手表188.5只，收音机14.1架，电视机73.6台，电风扇80.7台，收录机21.0台，洗衣机6.7台。 市政建设 四川省人口众多，但城市化程度很低，1949年城镇总数仅283个，其中城市3个。到1978年，城镇总数发展到319个，其中城市11个。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到1995年，已有城镇2251个，城市36个，其中特大城市2个，中等城市12个，小城市22个。设市城市辖区总面积70704.9平方千米，其中城市建成区面积992.1平方千米。城市道路铺装面积1980年为1515万平方米，1995年达到5895万平方米；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1985年为2.7平方米，1995年达到5.2平方米； 城市自来水供水能力1980年为105万立方米/日，1995年达到450.4万立方米/日； 人均生活用水量1980年为99升/日，1995年达到164.6升/日； 城市排水管长度1980年为891千米，1995年达到5151千米；城市公交运营车数1980年为2042辆，1995年达8041辆； 出租汽车数由1985年的406辆猛增到1995年的20423辆； 城市用气人口1980年12万人，1995年达710.9万人，民用燃气气化率由1980年的7.6%上升到1995年的62.2%;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1980年为4078公顷，1995年达17712公顷，绿化覆盖率由1985年的15.7%上升到1995年的17.9%，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由1980年的1.3平方米上升为1995年的2.9平方米。 城乡居住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计划经济的制约和全民职工住房由单位大包大揽的体制，住房投资和居住条件的改善进展缓慢。1952年，四川省住宅投资仅0.2亿元，到1978年也只有2.12亿元。实行改革开放、住房制度改革以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住房投资大大加快，1995年住宅投资246.07亿元。城市人均居住面积由1980年的3.5平方米增加到1995年的8.1平方米。截至1995年底，全省实有住宅面积3.23亿平方米，住宅成套率达70%。 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居住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据抽样调查，1981年四川农村人均使用住房面积10.7平方米，1987年17.6平方米，1995年22.2平方米； 住房质量不断提高，砖木结构和钢筋结构住房由1983年的21.5%上升到1987年的28.4%,1995年达到48.2%。 法制 四川民主与法制建设始于1949年底。50年代前期，四川地方立法、司法以及执法监督机构和制度不断建立和完善。50年代末期，四川各地的监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被撤销。“文化大革命” 期间，司法机关全面瘫痪，各地公、检、法机关的基本职能由当时的“革命委员会人保组”代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四川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得到恢复，并步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地方立法 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制定四川省的地方性法规，批准成都市、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单行条例； 四川省人民政府和成都市、重庆市人民政府有权制定规章。1979年～1995年，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共制定和批准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261件，四川省人民政府发布和批准发布的规章和规章性文件311件。主要是根据国家法律、国务院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结合四川实际作出实施的具体补充规定。 司法机关及法律服务机构 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四川省从省到县都设有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从省到市地州建立国家安全机关，动员组织各方面力量，共同维护国家安全。全省直接从事法制工作的人员达数百万人。 从1979年开始，随着国家司法建制的全面恢复，四川的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人民调解也开始全面恢复和发展。至1995年底，全省律师事务所485个 (其中国办386个，合作或合伙制99个)，从事律师工作的专、兼职律师及特邀律师7389人； 设有乡镇法律服务所2179个，工作人员8872人； 省、市、地、州和县 (市、区) 各级设有公证处242个，其中可办涉外公证的72个，公证人员1044人，每年承办公证案10万余件； 人民调解组织91288个，参与调解工作的人员近100万。 行政执法 政府法制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整个政府工作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健全，四川的政府法制建设逐步加强。省政府及其多数行政职能部门、市州政府和地区行政公署、70%左右的县(市、区) 政府都建立了政府法制机构。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越来越注重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越来越注重运用法律手段对社会经济事务实施管理，依法行政的自觉性普遍提高。 随着《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条例》、《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 等一系列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律、法规的颁布，各级政府抓住机遇改善行政执法活动，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工作。1989年9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制定 《四川省行政执法程序暂行规定》。1991年11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制定 《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检查规定》。各级政府和政府法制机构认真贯彻实施。一是立足于保障行政行为合法有效，维护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加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相继建立了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和备案制度，将罚款、收费、行政许可等作为重点，对规范性文件严格依法审查，纠正了一些不合法的抽象行政行为； 二是着眼于严肃行政执法，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开展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检查。围绕规范行政执法队伍，清理执法主体，实行统一持证执法，从1995年8月1日起实行行政执法证制度，通过颁发行政执法证件，清理执法主体5100多个，对其中250多个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的停止其执法活动。建立行政执法监督检查联系点，从1992年开始建立 “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窗口企业”，已建立432个，既广泛深入地开展执法监督检查，又切实为企业办实事。稳步开展行政复议应诉工作，办理行政复议应诉案件的质量明显提高。1995年，全省各级行政机关共受理行政案件2726件，代理行政诉讼案件974件。通过办理行政复议案件，变更或撤销了一些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不仅有效地保护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且避免了行政机关因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在行政诉讼中败诉。 法制宣传与法学教育、研究 在1985年～1995年结束的 “一五普法” 和 “二五普法” 宣传教育工程中，全省约7200余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普法教育，试办3000多个普法试点单位，60%的乡镇、140个县 (市、区)、13个市 (地、州) 开展依法治乡、治县 (市、区)、治市 (地、州) 工作，25%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开始实施依法治厂工作。从1996年开始实施 “三五普法”。1997年，省委、省人大、省政府分别作出了依法治省的决定、决议。 随着国家高考制度的恢复和法制建设的发展，四川法学教育、研究、宣传也得到恢复和极大发展。到1995年底，省内法律专门政法院校有大学1所，成人专科学校2所，中专2所，司法干部学校6所，另有7所大学、1所专科学校设有法学院或法律系或法律专业，加上电大、自考以及法院、检察院开办的业余干部学校，已形成1个博士学位授予点、13个硕士学位授予点，以及研究生进修班、本科、专科、中专、职业高中等多层次、多渠道、多规格的法学教育体系。 全省有各种法学专门研究学术团体18个，涉及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知识产权、监狱法学、检察法学等18个法学学科，形成一批来自科研、教学和司法实践部门的专、兼职相结合的法学研究队伍。除法学院校有专门研究刊物作为法律研究和宣传的阵地外，四川省法学会等学会、协会及公、检、法、司、监察、人大都办有专门的法学刊物或机关刊物，有法制报2种，法制研究或综合性刊物14种。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80年代以来，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四川各级党委、政府十分重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实践证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解决中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1991年5月16日，省委、省政府发出 《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 的通知》，要求贯彻落实好《决定》，全面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基本任务是：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协调一致，齐抓共管，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多种手段，整治社会治安，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保障社会治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制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按照中央的部署，四川各级实行“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共抓，办事机构具体指导协调，各部门、各单位各负其责” 的领导体制和 “条块结合，以块为主” 的属地管理原则，各级党委和政府都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摆上重要议程，从省到县层层建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把各项措施落实到城乡基层单位，形成群防群治网络，动员广大群众敢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层层建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落实 “谁主管谁负责”，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办好自己的事。近三年，省委、省政府都与各地市州党委、政府 （行署） 订了 “保一方平安”责任制，充分发挥政法部门和综合治理委员会成员单位的骨干带头作用，加强基础建设，开展创模活动，坚持奖惩制度，正确用好一票否决权，推动各项措施落实。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包括“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 六个方面。六个方面环环紧扣，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不能有所偏废。总之，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切实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到1995年，全省在113696个党支部设立了保卫委员，占应设总数的93.2%，乡镇、街道配备主抓综合治理工作的副职6481人，占应配数的98.9%。全省已命名省级模范县 （区） 8个，乡镇、街道43个； 地级模范县（区） 10个，乡镇、街道230个，单位98个； 县级模范乡镇、街道852个，单位993个。 对外友好交往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坚定不移地把对外开放作为富民兴川的战略重点，坚定不移地贯彻 “以开明促开放，开放促开发，开发促发展，大开放促大发展” 的指导思想，打破封闭意识，北上，南下，东进，走出国门，积极发展与国际间的经济、科技、文化合作和交往，使四川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四川。以引进外资为龙头，以外资、外贸、外经为重点，以企业为主体，围绕资源开发和产业升级，进一步开放市场，优化投资环境，拓展开放领域，促进外资、外贸、外经、外事、国际旅游协调发展，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到1995年，全省已有171个县 (市、区) 对外开放，占县 (市、区) 总数的77.3%；四川已同13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设立贸易机构； 已同14个国家的多级地方政府建立38对友好城市关系。1995年，全省因公派遣出国23000人次，派出各类研修生200余人； 接待来川执行公务的外宾1473批、10372人次； 成都双流机场被批准为国际机场。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多层次的对外交往局面。 四川与国外建立友好城市关系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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