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正误

 哲学评著。六卷。清颜元撰。成书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后。(撰者事迹参见“《颜李丛书》”条)
 该书为颜元晚年著作，读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与讲解《四书》所作笔记。后由门人辑录成册。体例上仍依“四书”秩序排列，即卷一《大学》,卷二《中庸》,卷三、四《论语》,卷五、六《孟子》。中有所阙也予标明。因本书离“四书”原本而单独列出，故逐条而下，属批注体。
 该书虽有指辨形式、文句等，但重在通过指出朱注的章句训诂之弊与“好插入己意”而阐述自己的思想。其思想则体现了颜元一贯的“实学”精神。首先是格物致知，颜元反对朱熹的“离事求理”,以为“知无体，以物为体，犹之目无体，以形色为体也。故人目虽明，非视黑、视白，明无由用也；人心虽灵，非玩东、玩西，灵无由施也。”(《大学》)这就跟朱熹的思路相反，将“物”看作是本体。比如想知道什么是“礼”,不管读几百遍礼书，讲问多少次，都不算是知“礼”了。只有亲自跪拜周旋，捧玉爵、执币帛，才知道什么是“礼”。因而颜元反对仅读书、死读书，以为“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中庸》)梓人生来未必就手巧，只是他亲自动手去学这门技艺，从而心灵手巧。进而，颜元在学术渊源上指出宋代诸理学家，特别是朱熹、周敦颐辈在认识论上偏差的原因，即受禅宗的影响，“仆洞观儒道沦亡之根，在禅宗也。”(《中庸》)因而辨学首先要辨禅宗。颜元以为《中庸》一书原是“引人的平实处做，向收敛韬晦处做，正患后世凌高厉空，废弃卑迩，……故开卷至终篇，只从喜怒哀乐、子臣弟友上做工夫，……”(同上)颜元以古人来反宋儒，以为“盖古人之学，全从真践履、真涵养做工夫，至宋人则思、读、作三者而已。”(《论语》)。颜元的意思是学便要学有用的东西，即“三事、六府、六德，六艺”(《孟子》)云云，此也即“实学”。此外，结合“四书”原文，还谈及种种修身、处世之道，及先秦故实。言简意深，多有创见。
 该书通见本为《颜李丛书》本。一九八七年中华书局据上本，并参校《四书章句集注》,辑入《颜元集》中出版。

四书正误

清初颜元编注。为研读朱熹《四书集注》和讲解《四书》所作笔记，后由门人辑录成册。凡6卷。现存《大学》、 《中庸》、《论语上》、《论语下》、《孟子下》各一卷，缺《孟子上》。1923年收入《颜李丛书》。书中提出“以济当世，是圣人本志本功”(《大学》)，指出“孔门师弟”之“圣贤”“一坐便商确兵、农、礼、乐”，“一行便商确富民、教民，所谓‘行走坐卧，不忘苍生’也”(《子路》)。据以指斥宋儒“静坐、读书，居不习兵、农、礼、乐之业，出不建富民、教民之功，而云真儒！真儒者，质之孔门何地乎？”(《子路》)明示汉宋诸儒的“正其谊，不谊其利”之说“过矣”；应改作“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大学》)。强调修身养性应以“三物”(六德、六行、六艺)为主要内容，以“习行”为根本途径，重在主动力行，“格物致知”，“是谓‘物格而后知至’。故吾断以为‘物’即三物之物， ‘格’即手格猛兽之格，手格杀之之格。” (《大学》)“盖古人为学，全从真践履、真涵养做工夫。”（同上）达“明德”、 “亲民”、 “止至善”（同上）。

四书正误

清代颜李学派的代表作。五卷。清颜元(生平见《四存篇》条)著。原为颜元读南宋朱熹《四书集注》和讲解《四书》所作的笔记，后由门人辑录成册。今有《大学》、《中庸》、《论语上》、《论语下》、《孟子下》各一卷。除注释外，多为批评程朱的内容。
《四书正误》认为宋儒理学的“明理”，是“离了治情讲心性，离了平好恶讲治情，离了待人接物讲平好恶，所以为禅宗”（卷一）。脱离现实的理学是流入了佛教禅宗一路。“前圣鲜有说理者，孟子忽发出，宋人遂一切废弃，而倡为明理之学。不知孟子之所谓理义悦心，有自己注脚。曰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仁义又有许多注脚……今一切抹杀，而心头玩弄，曰孔颜乐处，曰义理悦心，使前后贤豪皆笼盖于释氏极乐世界中”（卷六）。意谓理学之“理”并非儒家经典原义，而是源于佛教。认为“理”不过是事物的“条理”，“理者，木中纹理也，指条理言”（卷六）。
批评理学以作事会妨碍“存心”、“尽心”的明理工夫，鼓励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勇于任事，努力作事。“不任其事是程子特见。若吾儒隐居求志，凡兵农礼乐，为君为相为百职，职掌机宜，哪一件不去理会……无志小儒、章句禅寂之士不得假此以文其陋。”（卷三）
批评理学的“即物穷理”只是读书穷理，对与实际事物有关的学问则茫然无知。“自汉宋来，学字已误，况博乎！况问、思、辩、行乎……学，学礼、学乐、学射、御、书、数等也。博学之，则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无不学也……以多读为学，圣人之学所以亡也。”（卷二）理学家只是“静坐读书，居不习兵农礼乐大业，出不建富民教民之功”（卷四）。
此书提出了对“格物致知”的新见解，强调“致知”在于“行”。“知无体，以物为体。犹之目无体，以形色为体也。故人目虽明，非视黑视白，明无由用也；人心虽灵，非玩东玩西，灵无由施也。今之言致知者，不过读书讲问思辨已耳，不知致吾知者皆不在此也。”（卷一）意谓如果不看黑白，那么人的眼睛再明亮也是看不到颜色的；如果不接触外物，那么人心再精灵也是无法获得认识的。学、问、思、辨、行五者之中，唯有“行”是“知”的源泉，因为只有通过“玩东玩西”，人心的灵明才能对外物施加作用。因此，认为“格物”之“格”就是“手格猛兽之格，手格杀之格”（同上）。“格”就是亲自动手去做一番。比如，萝卜菜蔬，虽然从其形色知其可食，但它的味道如何，必须亲口尝一尝，“故曰，手格其物，而后知止”（同上）。
对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提出批评。“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予尝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卷一）又说：“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义中之利，君子行贵也。”（同上）把义和利、道和功看成是统一的。
作者维护儒家的伦理纲常，认为佛、道等宗教泯灭了儒家的伦理纲常，因而予以反对。“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天下之达道也。自仙佛之道出而天下有不达之道。”（卷二）
1923年收入四存学会所编印的《颜李丛书》，1987年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颜元集》中。

四书正误

六卷。清颜元(1635—1704)撰。颜元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人。清思想家、教育家，著有《四存编》、《四书正误》、《习斋记余》等。颜元为学主实用，恶宋儒空谈心性，云朱熹注解经书之功，不敌其废乱圣学之罪。书中所摘大率在义理疑似之间。元自言“余之正误，只偶举大端，其实朱注之支离妄谬，不可胜举”，然颜元之意尤注重经世。该书有民国十二年(1923)四存学会铅印《颜李丛书》本。